「埃爾多安在政變失敗伺機進行肅清，我對國家的最後一點希望也隨之消逝。但最令我難過的不是埃爾多安的謀算，而是他的支持者……」土耳其青年固勒（Alper Gürlek）跟記者說，政府即晚鎮壓政變，沒有讓他如釋重負，他想到的，是將臨的漫長黑夜。「那些在博斯普魯斯大橋上毆打、甚至殺害投降軍人的民眾是誰？是我們的鄰里、我們會光顧的小店的員工、會載我們往返市區的計程車司機，那些在街上跟你擦肩而過的普通人。而像我們這些人，勢將成為他們的下一個目標，一切僅僅是序幕……」
固勒口中的「我們這些人」，指的是在國內外關注人權議題、異議埃爾多安施政的土耳其青年。固勒今年26歲，正職從事商務拓展，在學期間透過歐洲委員會（Council of Europe）的青年項目接觸歐洲各國的倡議組織，現成為委員會旗下的「和平青年大使網絡」（Youth Peace Ambassadors Network）的土耳其代表。2013年，固勒亦有參與蓋齊公園示威，與公民社會自此結緣。但在「勾結外國勢力」之前，擅長多國語言的固勒也不是沒想過畢業後投身政府：在2010年，當時還在大學二年級的固勒就曾獲土耳其外交部取錄為「青年外交官」出國參與二十國峰會，與各國青年代表交流。
而2010年，恰好也預示著土耳其外交政策在「阿拉伯之春」之後的重要轉向。當時，土耳其本已與以色列就加沙問題交惡日久，隨著中東示威浪潮加劇局勢不穩，本以溫和路線介入區域事務的土耳其，在短短幾年間一下子陷入進退維谷的局面—埃及變天後經民選產生的穆斯林兄弟會政權被軍事政變推翻，令土耳其頓失重要盟友；又在敘利亞內戰爆發後與阿薩德政權反目，之後亦為難民問題與歐盟爭持不下。去年十一月，土耳其擊落俄羅斯戰機，兩國互相指責，俄羅斯施以經濟制裁還擊，算是土耳其外交關係的新低點。
在埃爾多安掌權下，固勒看不到出路：「自2002年執政以來，埃爾多安領導的正義發展黨（AKP）稱得上是歷來最保守的執政黨。」在他的眼中，此前的土耳其政府都沒有偏離20年代凱末爾（Mustafa Kemal Atatürk）效法歐洲現代化、政教分離的立國圖景，土耳其人皆寄望國家的未來繫於與歐美世界接軌，同時扮演歐洲與中東的樞紐，成為阿拉伯世界的現代世俗國模範。「AKP上台後引入違背共和國精神的政策，把封閉倒退的伊斯蘭教義強諸於世俗國家的憲政制度，過份以冒進手段介入中東局勢，背離入歐願景。」
互為因果的「內憂」與「外患」
而這些外交政策的轉向，與AKP執政初期提出的「與鄰國零問題」外交目標相悖，他舉例，「土耳其試圖與阿美尼亞緩解一戰歷史傷痕，徒勞無功之餘又開罪了阿塞拜疆；然後是敘利亞內戰，一下子與以色列、伊朗、俄羅斯、及伊拉克庫德族自治區起爭端，還未計希臘和塞浦路斯的舊帳……土耳其從未如此被孤立過。」
固勒說，外人如今看到的土耳其外交窘境，不過是國內政治倒退的縮影而已。「單從外交角度而言，土耳其要扮演歐洲與阿拉伯世界的中介角色，有其地緣上的合理性。但問題是這個外交政策的轉向，同時是國內強推伊斯蘭化、收緊言論自由的直接投射。埃爾多安本人也不避諱地多次明言其目標是要透過全面的教育改革，培養整個『宗教世代』。而他在位也有14年了，可以想像多少改變已然落實？」
但敘利亞難民為民間帶來的社會壓力，與及日益頻繁的恐怖襲擊，反令更多民眾轉向支持以「強人」形象見稱的埃爾多安。而埃爾多安領導的政府，也乘機收窄反對力量的言論空間。「政府對國內傳媒的箝制，令國家有近半的民眾無法全面知悉事實。比如上月底伊斯坦堡機場恐襲後，政府向相關媒體報導施加限制，翌日國內主要新聞都對事件的嚴重性輕描淡寫，誇大政府事後如何成功應對。是次恐襲的對象是國內最大的國際機場，死傷逾百，儼然是國家安全的危機，但只有少數獨立媒體有深入報導。這就是為甚麼AKP沒有流失支持者。」固勒相信，這些支持者看不到的是，今天的局面或多或少乃執政黨一手造成。
記者另一位居於伊斯坦堡、不願具名受訪的土耳其年輕朋友說，單在今年，「我們幾乎每個月就要在面書利用『平安通報』功能上向親友報平安，但無奈的是我們沒有人真的感覺『平安』。有朋友曾在出事後嘗試避免公共交通工具通勤，但這種嘗試往往堅持不了幾個星期就無法持續。恐懼已成為生活的一部份。」
埃爾多安支持度反升 歸功媒體控制
她同樣指出今天的亂局源於外交政策的連串失誤：「沒有政府中人有為土耳其今天的局面承擔責任。最令我和身邊人反感的，是政府及其控制的主流媒體在恐襲悲劇發生後，往往急於把死難者一律定性為『殉道者』（martyrs）。他們根本不是戰爭的一部份，他們不想參與鬥爭，更不想送死，他們只不過是在錯誤時空出現的不幸的普通人而已。誰有保障過他們的安危？那可以是我們每一個人！」
這種透過官方修辭渲染敵我意識的作風，在今次政府「平息」政變的過程中，予人似曾相識之感。埃爾多安即晚指責發動政變者是「叛國」和「恐怖份子」，在事後展開全國大整肅，除了軍隊，遭大規模革職的還包括約9000名公務員革職（當中包括近8000名警員）、近3000名法官與司法人員，及1.5萬教育工作者；而這名單，當下估計仍在繼續增加。無疑，埃爾多安是藉此一舉肅清體制內所有忠誠度成疑者，政變真相的來龍去脈反而不再重要了。這也難怪反對埃爾多安政權的陣營裡頭，宣稱這場政變屬「自編自導」的陰謀論大有市場。
英國劍橋大學國際關係學者扎拉戈爾（Ayşe Zarakol）撰文指出，這場大規模整肅的直接後果，是執法體系內出現權力真空，隨時令伊斯蘭國甚至庫爾德工人黨（PKK）的分離主義武裝力量有機可乘，加劇恐襲威脅。
而政變一役，也加深了國內民意的分化。扎拉戈爾指出，那些在街上暴打投降軍人的執政黨支持者當中，有不少是極端的大民族主義或伊斯蘭狂熱份子。如今政變不成，這些民眾一夜間成為「民主制度」的擁護者，理所當然地在街頭自行執法。同時，這些親政府力量的崛起，與國內此起彼落的毀壞教堂、針對阿爾維派教徒（Alevis）和敘利亞難民的暴力襲擊事例趨勢吻合，狀況堪憂。
政變失敗，民主勝利？
固勒認為AKP下台，是土耳其重返現代世俗國精神的首要條件。但見證過埃及革命的跌宕，再求變心切的土耳其人，也斷不會天真寄望政變把執政黨拉下台就能逆轉國情。固勒強調自己並不支持今次的政變，然而他對這些參與政變的軍人的感覺是複雜的。
「沒錯，軍事政變是違背民主精神的。這不是我們樂見的發展。但我想指出的是，現時軍方確實起上了一個抗衡的作用。政教合一的走向，對國家是一個更重大的威脅；而軍方的國族主義傳統，倒與現代世俗主義的立國根基有更大淵源。兩害如何取其輕？這當然不是一個非黑即白的命題。但我絕不會說政變失敗等同『民主的勝利』，因為埃爾多安政權畢竟從沒有重視過所謂民主價值。」
然而可以肯定的是，這場失敗的政變，令極端暴徒搖身一變成為「民主衛士」，而真正在民間守護現代社會價值、監察政府的力量，此際則更舉步維艱。在記者認識的土耳其友人中，固勒是唯一一個願意、甚至堅持具名受訪。「太多人害怕招惹麻煩而寧可沉默，但恐懼成為尋常，就沒人敢去異議，這個現象須被打破。」他頓一頓，續說：「我願意先行一步，不論之後會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