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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變之後,黑夜將臨:土耳其異議青年有話說

「我絕不會說政變失敗等同『民主的勝利』,因為埃爾多安政權畢竟從沒有重視過所謂民主價值。」


土耳其親政府民眾舉行集會。
土耳其親政府民眾舉行集會。攝: Kursat Bayhan/GETTY

「埃爾多安在政變失敗伺機進行肅清,我對國家的最後一點希望也隨之消逝。但最令我難過的不是埃爾多安的謀算,而是他的支持者……」土耳其青年固勒(Alper Gürlek)跟記者說,政府即晚鎮壓政變,沒有讓他如釋重負,他想到的,是將臨的漫長黑夜。「那些在博斯普魯斯大橋上毆打、甚至殺害投降軍人的民眾是誰?是我們的鄰里、我們會光顧的小店的員工、會載我們往返市區的計程車司機,那些在街上跟你擦肩而過的普通人。而像我們這些人,勢將成為他們的下一個目標,一切僅僅是序幕……」

固勒口中的「我們這些人」,指的是在國內外關注人權議題、異議埃爾多安施政的土耳其青年。固勒今年26歲,正職從事商務拓展,在學期間透過歐洲委員會(Council of Europe)的青年項目接觸歐洲各國的倡議組織,現成為委員會旗下的「和平青年大使網絡」(Youth Peace Ambassadors Network)的土耳其代表。2013年,固勒亦有參與蓋齊公園示威,與公民社會自此結緣。但在「勾結外國勢力」之前,擅長多國語言的固勒也不是沒想過畢業後投身政府:在2010年,當時還在大學二年級的固勒就曾獲土耳其外交部取錄為「青年外交官」出國參與二十國峰會,與各國青年代表交流。

而2010年,恰好也預示著土耳其外交政策在「阿拉伯之春」之後的重要轉向。當時,土耳其本已與以色列就加沙問題交惡日久,隨著中東示威浪潮加劇局勢不穩,本以溫和路線介入區域事務的土耳其,在短短幾年間一下子陷入進退維谷的局面—埃及變天後經民選產生的穆斯林兄弟會政權被軍事政變推翻,令土耳其頓失重要盟友;又在敘利亞內戰爆發後與阿薩德政權反目,之後亦為難民問題與歐盟爭持不下。去年十一月,土耳其擊落俄羅斯戰機,兩國互相指責,俄羅斯施以經濟制裁還擊,算是土耳其外交關係的新低點。

在埃爾多安掌權下,固勒看不到出路:「自2002年執政以來,埃爾多安領導的正義發展黨(AKP)稱得上是歷來最保守的執政黨。」在他的眼中,此前的土耳其政府都沒有偏離20年代凱末爾(Mustafa Kemal Atatürk)效法歐洲現代化、政教分離的立國圖景,土耳其人皆寄望國家的未來繫於與歐美世界接軌,同時扮演歐洲與中東的樞紐,成為阿拉伯世界的現代世俗國模範。「AKP上台後引入違背共和國精神的政策,把封閉倒退的伊斯蘭教義強諸於世俗國家的憲政制度,過份以冒進手段介入中東局勢,背離入歐願景。」

市民運送一名政變中喪生者的棺材。
市民運送一名政變中喪生者的棺材。攝:DIMITAR DILKOFF/AFP

互為因果的「內憂」與「外患」

而這些外交政策的轉向,與AKP執政初期提出的「與鄰國零問題」外交目標相悖,他舉例,「土耳其試圖與阿美尼亞緩解一戰歷史傷痕,徒勞無功之餘又開罪了阿塞拜疆;然後是敘利亞內戰,一下子與以色列、伊朗、俄羅斯、及伊拉克庫德族自治區起爭端,還未計希臘和塞浦路斯的舊帳……土耳其從未如此被孤立過。」

固勒說,外人如今看到的土耳其外交窘境,不過是國內政治倒退的縮影而已。「單從外交角度而言,土耳其要扮演歐洲與阿拉伯世界的中介角色,有其地緣上的合理性。但問題是這個外交政策的轉向,同時是國內強推伊斯蘭化、收緊言論自由的直接投射。埃爾多安本人也不避諱地多次明言其目標是要透過全面的教育改革,培養整個『宗教世代』。而他在位也有14年了,可以想像多少改變已然落實?」

但敘利亞難民為民間帶來的社會壓力,與及日益頻繁的恐怖襲擊,反令更多民眾轉向支持以「強人」形象見稱的埃爾多安。而埃爾多安領導的政府,也乘機收窄反對力量的言論空間。「政府對國內傳媒的箝制,令國家有近半的民眾無法全面知悉事實。比如上月底伊斯坦堡機場恐襲後,政府向相關媒體報導施加限制,翌日國內主要新聞都對事件的嚴重性輕描淡寫,誇大政府事後如何成功應對。是次恐襲的對象是國內最大的國際機場,死傷逾百,儼然是國家安全的危機,但只有少數獨立媒體有深入報導。這就是為甚麼AKP沒有流失支持者。」固勒相信,這些支持者看不到的是,今天的局面或多或少乃執政黨一手造成。

記者另一位居於伊斯坦堡、不願具名受訪的土耳其年輕朋友說,單在今年,「我們幾乎每個月就要在面書利用『平安通報』功能上向親友報平安,但無奈的是我們沒有人真的感覺『平安』。有朋友曾在出事後嘗試避免公共交通工具通勤,但這種嘗試往往堅持不了幾個星期就無法持續。恐懼已成為生活的一部份。」

防暴警察在三月使用水炮驅趕在《時代報》報館的員工。
防暴警察在三月使用水炮驅趕在《時代報》報館的員工。攝:AP

埃爾多安支持度反升 歸功媒體控制

她同樣指出今天的亂局源於外交政策的連串失誤:「沒有政府中人有為土耳其今天的局面承擔責任。最令我和身邊人反感的,是政府及其控制的主流媒體在恐襲悲劇發生後,往往急於把死難者一律定性為『殉道者』(martyrs)。他們根本不是戰爭的一部份,他們不想參與鬥爭,更不想送死,他們只不過是在錯誤時空出現的不幸的普通人而已。誰有保障過他們的安危?那可以是我們每一個人!」

這種透過官方修辭渲染敵我意識的作風,在今次政府「平息」政變的過程中,予人似曾相識之感。埃爾多安即晚指責發動政變者是「叛國」和「恐怖份子」,在事後展開全國大整肅,除了軍隊,遭大規模革職的還包括約9000名公務員革職(當中包括近8000名警員)、近3000名法官與司法人員,及1.5萬教育工作者;而這名單,當下估計仍在繼續增加。無疑,埃爾多安是藉此一舉肅清體制內所有忠誠度成疑者,政變真相的來龍去脈反而不再重要了。這也難怪反對埃爾多安政權的陣營裡頭,宣稱這場政變屬「自編自導」的陰謀論大有市場。

英國劍橋大學國際關係學者扎拉戈爾(Ayşe Zarakol)撰文指出,這場大規模整肅的直接後果,是執法體系內出現權力真空,隨時令伊斯蘭國甚至庫爾德工人黨(PKK)的分離主義武裝力量有機可乘,加劇恐襲威脅。

而政變一役,也加深了國內民意的分化。扎拉戈爾指出,那些在街上暴打投降軍人的執政黨支持者當中,有不少是極端的大民族主義或伊斯蘭狂熱份子。如今政變不成,這些民眾一夜間成為「民主制度」的擁護者,理所當然地在街頭自行執法。同時,這些親政府力量的崛起,與國內此起彼落的毀壞教堂、針對阿爾維派教徒(Alevis)和敘利亞難民的暴力襲擊事例趨勢吻合,狀況堪憂。

政變失敗,民主勝利?

固勒認為AKP下台,是土耳其重返現代世俗國精神的首要條件。但見證過埃及革命的跌宕,再求變心切的土耳其人,也斷不會天真寄望政變把執政黨拉下台就能逆轉國情。固勒強調自己並不支持今次的政變,然而他對這些參與政變的軍人的感覺是複雜的。

「沒錯,軍事政變是違背民主精神的。這不是我們樂見的發展。但我想指出的是,現時軍方確實起上了一個抗衡的作用。政教合一的走向,對國家是一個更重大的威脅;而軍方的國族主義傳統,倒與現代世俗主義的立國根基有更大淵源。兩害如何取其輕?這當然不是一個非黑即白的命題。但我絕不會說政變失敗等同『民主的勝利』,因為埃爾多安政權畢竟從沒有重視過所謂民主價值。」

然而可以肯定的是,這場失敗的政變,令極端暴徒搖身一變成為「民主衛士」,而真正在民間守護現代社會價值、監察政府的力量,此際則更舉步維艱。在記者認識的土耳其友人中,固勒是唯一一個願意、甚至堅持具名受訪。「太多人害怕招惹麻煩而寧可沉默,但恐懼成為尋常,就沒人敢去異議,這個現象須被打破。」他頓一頓,續說:「我願意先行一步,不論之後會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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