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家屯先生終於只能在異鄉大去，消息傳來，使人神傷。我最後一次見他，是在2014年夏天，那時他已經高齡99歲，雖然雙腿乏力，需要借助步行架行動，但是思路仍然非常清晰，能夠和我侃侃而談兩小時，而且他的招牌笑聲仍然是洪亮有力。今年夏天本來打算再去看望他，想不到他今天已經與世長辭。
認識許家屯，是上世紀80年代初的事。1983年初，時任港澳辦主任的廖承志逝世。廖在生前，原擬由駐英大使柯華接替王匡出任香港新華社社長（即今日中聯辦主任）。他逝世後，中央任命姬鵬飛接替廖承志出任港澳辦主任。姬就改派他在第三野戰軍時代的部下許家屯來港任新華社社長。1983年的「兩會」期間，我發現素來與港澳完全沒有關係的許家屯居然出現在「港澳小組」裏。我問是什麼原因，他笑着說：「您還不知道中間殺出一個程咬金啊？」當時我就意會到，中央可能已經決定改派他來香港了。
許家屯在港期間，他的政策比較開明。我印象比較深刻的有幾點：
第一，他試圖改變香港左派（實際上是中共在港地下黨）「一左二窄」的格局。所謂「一左二窄」，指當時整個香港左派思想意識形態都非常僵化，總覺得自己「唯我獨革命」、「唯我獨愛國」，政治上瞧不起別人，因此導致自己的接觸面與社會網絡非常狹窄。這與當時中英談判剛剛開始，香港左派需要擴大團結面的客觀形勢格格不入，所以許家屯被迫採取措施改變這種「一左二窄」的局面，大範圍地接觸香港各界人士。當然這個評價引來香港地下黨對許的極大不滿，導致他任內暗箭不斷。
第二，他是中共高級領導人之中，最早明確、系統地提出學習資本主義的人。1985年他撰寫《重新認識資本主義》一文，發表在中共中央理論刊物《求是》的創刊號上。在這篇文章中，他以香港資本家為例，說明資本家在經濟發展中的積極作用，也說明中共必須調整其以資產階級為階級敵人的立場，才能夠充分利用資本主義來發展中國經濟。特別是在中共提出收回香港之後，能否穩定香港的資產階級更牽涉到香港能否平穩過渡、順利回歸的問題。在這方面許家屯是有遠見的。他不但撰文為資產階級平反，而且身體力行，帶頭做大資本家的團結工作，扭轉了傳統左派與資本家老死不相往來的局面。
第三，他嘗試把神秘的「新華社」公開化。作為地下黨機構，新華社一直給人一種神秘的感覺。在香港已經進入「回歸」的過渡時期，這個組織越來越重要，因為它將決定香港人的前途命運。因此香港社會有迫切需要了解這個組織的性質和運作模式。許家屯在新華社期間，嘗試把新華社公開化，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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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一些部門改名，使它們的名稱更貼近香港的慣常用語，以便與香港市民溝通。例如把統戰部改名為協調部（黨內名稱不改，公開場合才用）。這樣，把香港人覺得陌生而且有戒心的機構變成比較容易為人接受。又例如替「宣傳部」添加一個公開的名字「文體部」，減低人對「宣傳」一詞的反感（今天香港人也許已經很習慣統戰、宣傳這些中共名詞，但回歸前對這些名詞是很反感很懼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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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一些地下黨員公開化，例如毛鈞年。許家屯是有計劃逐步把中共地下黨員的身份公開化的，他的理由是讓大家習慣有共產黨在你的身邊，這樣大家就會慢慢接受這個社會有共產黨存在的事實。可惜這個做法引起地下黨的強烈反對，最後無法執行下去。
第四，他對「六四」的態度。在「六四」問題上，他支持學生、支持趙紫陽，反對鎮壓。因此「六四」鎮壓後，鄧小平、李鵬等要追究他的責任，從而迫使他外逃。作為前《文匯報》員工，我更加欣賞他義無反顧地支持我們刊登《痛心疾首》的開天窗社論。這是中國現代新聞史上重要的一頁。沒有許家屯最後拍板，這個社論是無法出來的。
晚年示好，亦無法回國終老
晚年的許家屯，可能由於「落葉歸根」的傳統思想作祟，急於向中共當局示好，所以不時傳出一些討好領導人的言論，而且思想日趨保守，對時局的看法越來越接近中共當權派。可惜儘管作出很大的努力去討好當局，他始終都無法一圓回國終老的願望。
孜孜於落葉歸根，卻無奈客死異鄉，這固然是許家屯個人的悲劇，但想深一層，這何嘗不是中國人的悲劇？因為13億人民到今天仍然是生活在一個可以任意剝奪個人合法權利的政治制度裏。今天許家屯的個人悲劇，表現為回家的權利被無理剝奪了，對更多中國人來說，他們的悲劇，何嘗不是表現在他們的很多其他權利被這個制度剝奪了？
（程翔，資深傳媒人、《文匯報》前駐北京記者站主任、副總編、新加坡《海峽時報》前中國首席特派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