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伊曼站在人海裏。
四十七年前的今日，一場臨檢引起的警察與同性戀群體的衝突，成為美國甚至全球同性戀權利運動的里程碑。
四十七年後，同一地點，超過四千人又一次聚集在紐約石牆酒吧前，為奧蘭多槍擊案受害者致哀守夜。發生在同志酒吧Pulse的襲擊，造成49死53傷。死者裏，年輕的不過18歲，年長的則有50歲。既有剛出櫃的同志少年，也有為員工慶生的異性戀友人。這是美國歷史上死者最多的槍擊事件。
作為喜歡女生的女生，和其他同志一起守夜，伊曼卻覺得隱隱不安。她的全名是伊曼•阿布德哈迪，是紐約大學社會學系的在讀博士——
可她的姓名，相貌，與阿拉伯語紋身，卻逃不過周圍的眼光，畢竟，槍擊案發生的當日，美國大眾也用同樣的方式，審視了槍手的全名、相貌和穆斯林身份。
而此刻伊曼身邊，是那些同性戀人群中的多數派——白人中產階級，拿着「Love Wins」的牌子，看得出的家境優渥。
一群人試着在人群裏帶起口號。他們喊着「反恐同心態，反恐伊斯蘭心態」。可惜口號稀稀拉拉，無人附和。
又一群人喊着，「我們在這兒，我們是酷兒，我們不屈服於種族主義！」身邊人依然反應冷淡。
過了不久，人群中又有喊出差不多的口號，只是把最後一句換了，「我們在這兒，我們是酷兒，別他媽的惹我們。」
酷兒
掌聲雷動，眾人高呼。
而喊着反種族主義口號的人們，又試了幾次，終究無功而返。
2.
就在伊曼的不遠處，桑尼也在那裏。
生在紐約皇后區的桑尼是巴基斯坦裔的第二代移民子女。父親在餐飲行業，母親是藥劑師，即便在競爭激烈的紐約，也算家境良好。雖然一早知道自己的性取向，可浸淫紐約多元文化環境中，桑尼並不認為自己受到過什麼區別待遇。
這種泡沫裏的理想生活一直持續到中學。逃出包辦婚姻的母親決定帶桑尼搬往北卡羅萊納。那是美國著名的保守州，不僅對穆斯林，也對同志群體（最近，北卡羅來納還因其禁止變性人使用自己認可的性別廁所，而飽受爭議）。更為敏感的是，就在桑尼母親的搬家和工作都辦妥時，9/11發生了。
長着南亞面孔的穆斯林，在一個白人為主導的社區裏，自然成為眾矢之的。
他記得母親所受的冷眼——她在那裏幾乎沒有什麼朋友。母親在工作時試着用裁紙刀打開箱子，身後的同事不耐煩，冷不丁說：「以為你們這些人最擅長用裁紙刀呢。」
——同事暗指的，是9/11恐怖分子用裁紙刀劫機的傳聞。
和母親一樣，桑尼也在別人眼裏成為了恐怖分子。
「嘿，你叔叔（指本•拉登）又上電視啦！」
這樣綿裏藏針的玩笑，對桑尼而言並不新鮮。
作為穆斯林的同時，桑尼也是一名同志。他對此不加掩飾。
「你認為，伊斯蘭教究竟恐不恐同？」我問他。
「這其實是個偽命題。」桑尼直言不諱，「宗教教義和闡釋宗教的人，並不能被割裂開。」
他如今在聯合國上班，是民間NGO「穆斯林進步價值(Muslim for Progressive Value)」的駐聯合國代表。該NGO的一項主要職能，是重新把古蘭經和伊斯蘭教義在人權語境下進行詮釋，建立一個伊斯蘭教為基礎的自由平等人權框架。
「如果翻看古蘭經，那裏並沒有明確的條文反對同性戀。要知道，那時連『同性戀』這個詞都沒有。」桑尼回答。類似的，如果檢閲伊斯蘭世界的歷史，哪怕忽略掉歷史和文學記載的同性歡愛，曾經人們對性別身份的分類都和現代的二元結構大不相同。
但桑尼並不諱言，之所以必須把古蘭經放在現代的平等人權框架之中，正因為當今的穆斯林世界仍存在影響巨大的保守勢力。而保守話語，往往把持着對古蘭經和伊斯蘭教義的闡釋權。
桑尼指出的問題，在奧蘭多槍擊事件之後顯得尤為明顯。儘管主流穆斯林團體對慘劇表示譴責，但聲明卻往往流於形式——最大的穆斯林社團之一，伊斯蘭北美會社（Islamic Society of North America），在發表的聲明中，甚至對同志酒吧和LGBT問題隻字不提。
又譬如美國最具影響力的保守派穆斯林領袖之一，Yasir Qadhi博士在槍擊案發生後，迅速切割事件，他寫道，「問題出在那個美國深藏櫃中的同性戀，掙扎於自己的性取向，那人就是愚蠢、幼稚、瘋狂，僅此而已，講完。此槍擊案和伊斯蘭教對同志的態度『毫無關係』」。
伊斯蘭教內部的反同情緒，潛藏在政治議題的夾縫裏——它被恐伊斯蘭群體當做該宗教反人性的標誌，也因此時常被自由多元支持者視為極端主義者的把柄。
而如何批判伊斯蘭教內部的反同情緒而不針對整個族群發表仇恨言論，就變成了一個極為棘手的問題。
在桑尼看來，構成這種反同情緒的原因紛繁複雜——有反西方文明、殖民秩序的歷史情緒在其中，也有政教領導男性主導的世界對「男性氣質」的過分追求。而這使得美國的穆斯林LGBT群體落入了尷尬的境地——一方面，他們在美國身處種族和宗教上的邊緣地位，另一方面，自己的性取向又和宗教內部瀰漫的保守思想相衝突。
「要同時面對身份帶來的雙重壓力。」他說道。
3.
面對這種雙重壓力，烏瑪在小時候也想過，如果忘記其中一種，日子似乎能過得輕鬆一些。
來自新澤西州的烏瑪，畢業於哥倫比亞大學的公共醫療專業。父母都來自巴基斯坦，烏瑪也生於傳統的穆斯林家庭。他剛在醫療行業的初創公司謀得了一份新工作。
他的家庭比桑尼更為保守。從小學起，烏瑪每週日都要前往伊斯蘭學校修讀古蘭經和相關課程——如同美國華人團體開辦的週末中文補習班。
他仍記得，雖然課堂上不會明說「同性戀是罪」，但排斥和污名卻仍然在那裏。
「真主創造男女。」
「婚姻理應由一男一女結合。」
11歲就察覺到自己性取向的烏瑪為此深感不安。他把性向深埋在心裏，並做了所有中二少年都會做的一件事——他Google了「我有同性戀傾向怎麼辦？」
那時互聯網剛興起，網上有着大量關於同性戀的謠言與誤讀。他在許多論壇看到，「這沒什麼問題，很多男孩子都有過這樣的階段，長大了就好了。」
於是他的整個中學時光，都覺得自己會「自愈（Grow out of it）」，結婚成家生子，像他父母所寄望的那樣。直到他上大學接觸了更為開放的世界，才從壓抑的櫃中生活裏解脱。
烏瑪的經歷並不鮮見。旁觀者往往覺得，伊斯蘭教對同性戀有着特別的仇恨；可作為土生土長的美國穆斯林，他們面臨的是整個社會複雜而系統的偏見。烏瑪受到學校和家庭的壓力，在Google找到了浩浩蕩蕩的自我否定和鄙夷——
這究竟來自伊斯蘭教內部保守勢力的污名，來自基督福音派的醜化，還是來自男權對於男性要「像個男人」的要求，還是社會對於性行為本身的壓抑？
它們之間並沒有清晰的界限。
雖然在同齡朋友中早已大方公布性取向，烏瑪並沒有和父母出櫃。
「為什麼？」我問他。
烏瑪表示，他並不覺得有出櫃的需要，他也不想給家庭造成太大的困擾。他擔心家人的反應。
烏瑪甚至沒告訴他姐姐，兩人年齡不過相差三歲。
「她一直都是『好孩子』，被保護得很好。她的大學離家很近，幾乎每天都回家。」烏瑪道，「我試着暗示了她幾回，但她似乎沒有意識到我的意思。她對世界有自己的想象。」
「但是，」烏瑪又補充道，「前兩天她跟我提起自己讀到的一篇文章，是關於美國同性戀矯正治療的。她告訴我，這種虐待行為太可怕了。」
「我覺得這是個好兆頭吧。」他說。
「那你是否覺得，出身於穆斯林家庭卻又生為同志，你比起其他人要面臨更多壓力？」我問。
「某種意義上，是。但你若出身於基督教保守派家庭，痛苦可能不會比我少。」烏瑪答道。
4.
桑尼來自更開放的家庭環境，父母又已離異多年。他面臨的結婚生子壓力並沒有那麼大。他也沒有出櫃，但他有着截然不同的解釋。
「人們對於同志有着特定的想象：白人，身材不錯，穿着背心和粉色短褲，小口喝着雞尾酒。但我並不是他們中的一員。」
儘管是穆斯林同志權益的倡導者，桑尼對於美國同志運動的發展卻憂心忡忡。同志運動雖然影響力巨大，但它卻不可避免地帶來了兩個問題。一方面，同志運動的宣傳和中產階級的生活方式捆綁在一起，品味優雅，生活優渥，以及種種針對同志自身的審視與判斷比起異性戀世界甚至更為苛刻。另一方面，同志權益也在國際關係中當做外交籌碼，成為大國博弈的一部分。議題召之即來，揮之即去，至於真正的「人權」部分，則並沒有太多人關心。
「我們就像皮球一樣被人踢來踢去。」他回憶起另一位在聯合國同志權益工作人員的評價。
種種問題，使得同志運動從石牆當年的小眾群體維權反抗，漸被不斷延展的主流文化收編。它不再與其他平權議題緊緊捆綁在一起，而自成一枝。儘管比起其他社群已寬容很多，但穆斯林同志依然在同志群體中處於極為邊緣的地位——
每個受訪的穆斯林同志，都提及自己在同志圈裏被冷眼相待的經歷。因為他人的種族偏好，因為對穆斯林生活方式的不理解，或者僅是因為抽象的「感覺似乎不大一樣」。
這也解釋了伊曼為什麼會在石牆守夜中，對顯著的「主流同志群體」感到不太自在。那晚，她甚至不小心捲入了一場紛爭——守夜台上紐約警察代表上台講話時，她的友人出聲抗議（近年來紐約警察因種族歧視和暴力執法的事件飽受非議），被身邊的其他同志出聲喝止。
「警察是在保護我們啊。」身邊的陌生人說。
「去你的。你知道你是在石牆嗎？」
「可那是很多年以前的事了。」
源於反抗警察暴力執法的石牆運動所在地成為了同志運動和身份政治的地標。但運動中的許多其他元素卻不知不覺地被消解了。
5.
遺憾的是，受訪的美國穆斯林同志，就恰恰處於這樣複雜而微妙的族群夾縫之中，並不得不對抗複雜並交織在一起的壓力：美國高漲的恐伊斯蘭情緒，伊斯蘭內部的恐同情緒，同志運動內部不斷被資本消解的革命意志。單憑在一個座標上選取一個立場，根本無法理解他們所遇到的困境。
石牆守夜之後，伊曼把她的石牆見聞寫進了文章裏，發表在研究恐怖主義、石油和伊斯蘭議題的媒體Muftah上。她總結道，
「恐同、恐伊斯蘭、和資本化的世界，在我生命裏絕不是分離的議題。它們就是我生活的一部分」。
文章發表不久，桑尼•保羅在臉書上轉發了這篇文章，他寫道，「你說出了我們許多人的心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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