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3日上午，曠日持久的「費雪爾訴德州大學案」二審（Fisher v. University of Texas Austin II）宣布判決，7位大法官以4-3的投票結果，繼續支持大學在招生錄取中使用種族「強制優待」政策。庭外發起反歧視申訴的上百個美國亞裔團體和背後的亞裔社區，無疑十分失望。
紐約州一位地方華人協會會長看到報道，「覺得眼前一黑，難過得說不出話來」。和不少華人新移民一樣，他為子女謀求平等教育和發展機會，從中國高考殺出重圍，後赴美讀研、定居，希望孩子免受戶籍身份的限制。但美國大學招生錄取的種族強制優待，把一層「玻璃天花板」結結實實罩在了下一輩亞裔頭上。
在強制優待政策下，亞裔升學的機會是最狹窄的：僅看分數，亞裔要進入美國名校，所需的SAT考試成績，平均要比白人學生高140分，比拉丁裔學生高270分，比黑人學生高450分。
中國高考剛剛放榜，而費雪爾案也在美國宣判。同為政府干預大學招生錄取的手段，美國的種族強制優待與中國的戶籍差別待遇，固然發生在不同時空，政策邏輯背景也存在本質區別，卻讓人隔着大洋聞到了同一種熟悉的氣味：不公。
五月中旬，中國江蘇等地家長，因為教育系統嘗試向非本地學生開放更多生源而上街抗議。抗議的名義，也是公平。而與此同時，也有人抨擊他們其實是在維護既有的教育利益。於是，同一個「公平」詞彙，在中美的不同人群中，表現為種種類似又不同的行動。
而當我們回過頭關注美國教育平權的歷史和現狀時，也會發現，公平和不公之間，也許並沒有那麼清晰的界線。
強制優待制度的起源
今天，美國的大學在其國內招生時普遍實行不同膚色人種的差別待遇，這種被稱為「強制優待」（Affirmative Action，或稱「平權法案」）的少數族裔照顧政策已實施了半個世紀。
歷史始於一場刺殺：1963年11月22日，支持黑人民權運動的美國總統肯尼迪被殺身亡。正是他生前簽署的10925號行政令，首次把強制優待的概念帶入了美國當代政治——政令要求所有接受美國聯邦政府資金的機構，必須保障不同種族的平等機會。實操中，就是強制要求公私部門降低標準、犧牲效率去吸納一些少數族裔，從而對歷史上遭受不公正歧視的受害者進行補償。
次年，《1964年民權法案》終獲國會通過，從此強制優待成為「各種族平等保護」的題中之意，後來日漸發展為一套雖存在明顯缺陷，但「政治正確」的法律準則。
強制優待政策一開始推行得比較順利，畢竟黑人遭受隔離和歧視的傷痕、全美百餘城市黑人暴動的怒潮、千名官兵護送黑人學生入學的場景仍歷歷在目，社會矛盾在徹底爆發後轉入彌合期。全美大學紛紛為少數族裔學生降低門檻。但來自主流族群的反彈也如期而至，屢屢有白人學生發起訴訟：膚色可以完全取代個人努力和家庭背景嗎？美國憲法第十四修正案「各種族平等保護」的原則言之鑿鑿，難道各族裔不該享受平等的待遇？
儘管如此，從「加州大學董事會訴巴基案」（Regents of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v. Bakke）、到最新的「費雪爾案」中，最高法院硬生生擋住挑戰的矛頭，把強制優待保了下來。判決基本延續一這樣的精神：給予弱勢種族優惠待遇是合法的，但在大學錄取中給予明文的種族「配額」或者「加分」是非法的。
這看似很糾結的判決自有深意：憲法說的「平等保護」，可引申為要對已造成的不公進行補償，所以照顧少數族裔算是說得通；但無論怎麼解釋，配額都沒法在法理上自圓其說——如何量化弱勢族裔應得的補償？又怎麼計算其他族裔的合法利益？沒有答案。一旦寫明，就落下不平等的口實。因此，按照強制優待，大學裏必須保證有一定比例的非裔、拉丁裔或者原住民後裔，但操作上，就用心照不宣的「潛規則」代替「配額制」。
這次白人女孩費雪爾挑戰的，仍然是「配額制」的幽靈，其案情相比前幾次挑戰，並無太大區別，但如，強制優待已經日漸顯示出弊病——不但沒有真正改善黑人、西語裔的整體狀況，還嚴重傷害了亞裔。
不平等的制度，無法改變不平等的現狀
強制優待政策不斷遭到挑戰，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其本身「臨時補償」的實用主義色彩，從而在法律和情理上經不起細緻推敲。
問題首先出在「膚色」概念本身。如果說歷史上用膚色人種實施隔離、劃分權利邊界，是種族主義錯誤，為什麼現在用膚色人種來劃分優待範圍就是對的呢？同一膚色個體之間生理特徵、經濟收入、社會地位、文化背景、思想價值的差異，可能比膚色本身的差別還要大得多。這樣一來，豈不是用種族主義修復種族主義，以不公補償不公？
強制優待本來是想要保護掙扎中的少數族裔，他們收入低、教育水平低、深陷失業、犯罪和毒品的泥潭。可結果卻不盡人意。
專門研究不平等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安格斯·迪頓（Angus Stewart Deaton）曾經設問：如果我們能像變魔術一樣把錢打到窮人的賬戶裏，是不是就能瞬間消除全球貧困？顯然不能。貧困的原因不僅在於外部條件不平等，還源於內在條件和能力的缺乏。
舉例而言，中國的涼山地區是全國公益資源最集中的地區之一，然而十幾年的大量投入，帶來了毒品消費和紅燈區，底層人民卻「越扶越貧」，至今仍看不到希望。簡單粗暴的援助就像往破米袋裏灌糧食，常常是浪費了糧食又撐大了漏洞，而本來補好漏洞再灌糧食才是正確的舉措。
強制優待卻沒有考慮這些，因此淪為表面討好的懶政——從小學到大學一路開綠燈，導致社會和學校都不注重培養受照顧學生設立目標、通過刻苦學習達成目標的習慣。另一方面，政府和學校也沒能成功改善黑人社區的基礎教育質量，到頭來只好拿降低大學錄取標準充當福利。
更嚴重的是，強制優待，往往只讓少數族裔中的精英得利。2011年，在筆者曾求學的新澤西州黑人區紐瓦克（Newark），升入高中後能通過畢業會考（High School Proficiency Exam）的學生只有32.2%，與全州平均82%比起來堪稱稀爛。除此之外，當地還有近半學生根本沒能升入高中學習。可以說，教育質量一塌糊塗。然而，距離紐瓦克僅一小時車程的紐約州長島富人區，卻連續三年都有黑人學生同時被全部八所「常春藤」盟校錄取，而這三位少年「碰巧」都是出生在海外的新移民。
這種反差背後凸顯的問題是：看似優待的降分政策背後，真正需要幫助的群體、需要改善的部門長期缺乏支持。這導致了贏家通吃的結果，受照顧群體內部的不公進一步擴大。
教育平權的錯位
教育平權中，搞清楚受助者該是誰，他們的需求是什麼，並不困難。但政府部門往往不願或不能解決經濟、社會和政治問題，卻把問題推給學校和教育系統一頭來承擔。弱勢群體在發展的不公中「受傷」，沒得到妥善「救治」，一個勁「吃藥」的卻是學校招生辦，這顯然是一種錯位。而錯位的代價又不由政策制定者承擔，學生自己、大學和納税人才是輸家。
這種援助上的錯位，也同樣出現在中國的大學招生中：當人們調侃西藏土坯學區房就能「280分上北大」時，常常忽略了落後地區的貧困問題遠沒有改善，基礎教育和設施水平仍舊落後得可恥。對絕大多數偏遠落後地區的學生來說，上學的開支、完善的校舍、合格的師資都很成問題，大學招生（尤其是名校）的照顧多少是不解餓的奢侈品。因此，本應覆蓋弱勢群體的照顧名額，大多被社會經濟條件好得多的優勢者和高考移民佔據。
在美國，亞裔為不公正的傾斜政策付出代價最大。從十九世紀的排華開始，亞裔可算是美國歷史上唯一長期遭受系統性歧視和迫害的移民族群。儘管如今，亞裔是「模範少數族裔」，卻仍然受到強制優待政策的排擠。在配額制潛規則下，亞裔常常被刻意忽略，被迫承受畸高的錄取標準，結果只能在激烈內耗中相互踩着腦袋往上爬。曾經有個例子：UCLA一位印度裔畢業生申請醫學院屢遭拒絕，無奈之下，他惡作劇地試着把自己的族裔改成非洲裔去申請，立馬收到11所名校的面試機會，並最終被其中一所錄取。這種不公，若繼續積累，差別待遇就淪為強者的筵席，將進一步扭曲全社會的人才優選。
所幸，在費雪爾案宣判後，一切並沒有結束，反而幾乎所有美國華人社區都前所未有地贊成同一個對策：入籍、參政、投票，組織起來，在成熟的政治規則中爭取自身的權益。而在世界另一頭，中國大學招生錄取政策連法理公正的衣角都還沒有摸到。當大城市的樓房過道都能當學區房賣到十幾萬一平米的時候，移民已成了一個實實在在的選項。這才是令人望洋興歎的痛點。
（草茅，美國亞裔教育聯盟AACE義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