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理性、儒雅的老外交家的離世，表示哀悼是應當的。即使他的對手，也在這一點上忙着撈形象分。不過，死者為大，也不妨礙客觀評價其歷史作用。這一次，大陸極左（毛派）和民族主義陣營甚囂塵上的辱罵不值一評，但自由派對吳先生的正反評價，也不無各取所需。
正面評價最高上升到「外交思想」層面。然而，這一評價忽略了中共外交的基本定位：忠實執行黨中央外交方針的「文裝解放軍」。要說思想，以「韜光養晦和平崛起」保障改革開放的戰略機遇期，仍是人盡皆知的鄧小平外交路線。吳的價值在於，在外交領域整體上忠實隨高層左轉的背景下，盡力獨立思考，劣勢中敢於發聲。當然，這也得益於其足夠的資歷和退休後的超脱。
反面評價，則指責吳建民參與了「六四」後中共戲弄美國的外交戰，更指出他多次為中國人權狀況官式強辯。但對前一點，1991年只是司長的他作用不大；而後一點，則幾乎是中共高級外交官的「原罪」。
吳建民逝世後，學者趙楚提出了「吳建民難題」，希望在大陸公共話語中延續「如何擺脱冷戰思維」的討論。可是，當代中國與西方的矛盾，包括「中國崛起引發的衝突」，都只是在極左民族主義的嚴重干擾中，才顯得複雜的。
這種干擾的最大支持力量很生猛：中共始終壓制對1949後外交史的非官方闡述和評價，近年又大力壓制與極左民族主義不同的任何聲音。在傳統媒體領域，甚至形成時政評論非《環球時報》化必無處發聲的局面。結果是，社會集中在對外政策上的政治討論熱情，被大比例轉化為反西方和對外強硬的盲目情緒，成為執政者以種種表面強硬表演，隨時支取政治合法性的「小金庫」。
中國一面坐享全球化紅利，一面對美國主導的國際秩序規則大面積挑釁。極為困惑的西方和東亞學界展開了嚴肅的科學研究，卻渾然不覺中共體制下，最高決策與官僚機器運行遠談不上科學。中共在實力認知、政策意圖和對外行動上口是心非、自欺欺人，甚至說一套做一套。一些對政治持温和立場，研究中國參與全球化的種種技術問題的學者，常常受此迷惑。
更入戲的，自然是吳先生這樣的體制內「改良苦諫者」了。他和其他學者，無論得出什麼結論，對上述干擾及其背後的政治需要，都只能是「雞同鴨講」。
因而，吳先生面對的，根本不是觀點之爭。他指控民族/民粹反改革開放所能依據的「政治正確」，也十分無力。所謂挾持中國與世界對立的「冷戰思維」，根本不是外交本身的問題。吳的對手也絕非年輕、躁動、無處發泄怨懣的青年。
且看他的辯論對手近日的表現。
吳建民逝世之後的6月19日，著名「鷹派」退役空軍大校戴旭，不客氣地在微博上發文為吳建民一生定調，指責他「無知且傲慢無禮」。他說，吳在某學術場合對戴的質疑惱羞成怒，一把扔掉戴的著作，卻對戴「中國外交不為中國利益服務為誰服務」的連環質問無語望天。
另一位「鷹派」，將軍羅援，這次很有風度地表達了哀悼。不過，也有人提供了他在其他場合的主張：軍事新聞和信息要由授權機構和人員發布，對反軍亂軍言論要堅決取締並依法制裁，等等。顯然，原本就是大陸媒體行業高危領域的「涉軍報道」，將進一步收緊，加上「反軍亂軍」這種文革式大帽子，誰還敢議論中國的國防政策和與之密不可分的外交事務？還有人介紹，羅曾聲稱作為「愛國將軍」的自己遭網民圍攻，已向北京市國家安全局提交名單，要求抓人。
對戴的回顧，有人希望拿出證據為好；而羅的主張，已變成解放軍和有關部門聯合下發的，嚴管國際新聞評論的文件。媒體上只剩《環時》風格的聲音，也許已指日可待。
羅、戴和《環球時報》主編胡錫進一樣，都是極左勢力的投機者或義工，儘管時常因成事不足被敲打，卻從不缺政治甚至資金支持。通過與最高層各有所需的互動，「東風吹戰鼓擂」之勢已然上升，並氾濫在國家行為層面，這是吳先生和所有不希望中國走火入魔的清醒人士（包括一些高層），已然無能為力的。
可以說，在必要時，中國會部分法西斯化，也絕非駭人聽聞。
（丁丁，中國政治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