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

專訪周永新:香港政府得罪年輕人,激怒中年人,失去老年人

退休保障諮詢期結束,周永新說自己死心了。他覺得,世界變了,時代變了,但政府自以為是的管治思維,卻仍然未變。


周永新在假日到公園參加太極班。
周永新在假日到公園參加太極班。攝:吳煒豪/端傳媒

在退休保障諮詢期正式結束的今天,周永新坦言自己已經心死,不再對現屆香港政府抱有任何希望。過往大半年,69歲、有香港「社工之父」之稱的周永新為了堅持推行覆蓋全民的退休保障制度,堅定地站在了香港政府的對立面。

「張建宗講過,諮詢期後要半年時間整理資料,才會表明方向。這等於說,政府只會有方向,不會有方案。」周永新語氣堅定地說,今屆政府,「百分之一百」不會實施退休保障改革。

三年前,周永新受政府委託,帶領學術團隊研究退休保障方案,隨後向香港政府力薦「全民退休保障」,卻遭受冷待。自此他開始四處接受媒體訪問,批評香港政府向公眾推出的諮詢文件「不盡不實」、「只當我們是傻瓜」。

周永新堪稱香港社福界的鼻祖,在香港經濟尚未起飛的70年代,就致力研究社會福利政策和培訓專業社工。今年5月31日,我們訪問的那天早上,他剛剛接受了鳳凰衛視的採訪,不久之前,半島電視台也就着退保議題來找他。前來拜訪的香港媒體更是多不勝數。

在香港熱鬧的輿論場上,這位年近七十的老人與香港政府爭鋒相對,互不退讓。

到目前為止,梁振英政府既無願景,也沒有執行能力。

周永新

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在退休保障諮詢批評周永新的方案不用加稅是「不切實際」,周永新立刻反擊,說政府所列數據「不公道」;面對林鄭月娥指斥自己沒有「認真學術研究應有態度」,周永新馬上回應,強調自己「作為研究者感到憤怒」。

「董建華有願景,沒有執行能力;曾蔭權有執行能力,沒有願景;到目前為止,梁振英政府既無願景,也沒有執行能力。」——這是退保風波之後,周永新斬釘截鐵地下的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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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美主義者在政府是不能成事的

近半年來,周永新的表現,讓不少人頗感驚訝。因為長久以來,周永新在公眾眼中的印象,更多是一位在體制內妥協溫和的學者。

從1983年開始,他就在不同的政府委員會打滾,擔任各項公職,非常熟悉政府管治邏輯和語言藝術。

周永新記得,自己三十多年來看過政府許多白皮書,在英國殖民地時期,政府在白皮書末尾總會加上一句話:「所有計畫只會在資源許可下進行。」

周永新對這句話歷歷在目:「因為它告訴我,政府施政有自己的難處,無法盡如人意。」加上當時社會對政府期望不高,於是,周永新在參與政策制訂時,很少和政府各執一詞。

一個完美主義者,是永遠不可能在政府服務的。

周永新

八十年代中期,香港經濟騰飛,社會福利議題逐漸受到關注。那時候,周永新正在寫博士論文,研究範疇包括新加坡的中央公積金,並一直想將這制度引進香港。1987年,周永新便聯同劉千石、李卓人、李鵬飛去見當時的教育及人力統籌司布歷治,闡述中央公積金的理念和具體操作。

然而,布歷治無動於衷,只是冷冷地回了一句:「Nelson(周永新英文名),不要想吧,政府是不會做中央公積金的。」周永新聽後,沒有爭辯,只表示明白,靜靜地將計劃束之高閣。

「 一個完美主義者,是永遠不可能在政府服務的。」周永新對端傳媒說,語氣緩慢。他指自己性格溫和,「從來不喜歡和人爭拗」。

1991年,香港立法局舉行首次直選。周永新重新拿起在書架封塵的中央公積金,成功說服了所有候選人,包括商界代表支持方案。曾經有一刻,周永新覺得與政策落實僅一步之遙。但是,在政府阻擾下,中央公積金最後胎死腹中。

「當時六四剛過,港英政府不想政策落實後,有筆龐大的財政儲備,在回歸後由特區政府控制。」回想當年,周永新這樣分析。當時功虧一簣,他也沒有在政府面前奮力捍衛,依舊默不作聲,放棄自己研究多年的方案。

「在政府裏從來都是妥協。」周永新再次強調。在掣肘處處的政府委員會中,他總會先容讓,絕少為了捍衛自己理念而跟政府硬碰硬。

「妥協」一直是周永新的宗旨,直到去年12月22日,當政府將他所提出的「全民退休保障」方案改成「不論貧富」方案,並批評他的方案比需要資產審查的「有經濟需要」方案遜色時,周永新鐵了心,轟轟烈烈地捍衛自己的理念。

同一天,周永新召開平生第一個記者招待會。會上,他略見疲態,拿着咪高峰,語帶憤怒地質問政府:「既然政府已經有立場,要求市民集中討論『有經濟需要』方案,我只能問一句,為什麼要諮詢市民意見呢?」

香港扶貧委員會於2013年委託周永新進行關於退休保障研究。
扶貧委員於2013年委託周永新進行關於退休保障研究。攝:吳煒豪/端傳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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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心反叛一次

「其實我對自己今次能這樣堅持,都有些驚訝。」在香港大學辦公室裏,周永新對端傳媒表示,尷尬地笑笑。

2013年,周永新帶著「香港大學社會工作及社會行政學系榮譽教授」的頭銜,正式退休。剛上任政務司司長的林鄭月娥就在這時致電周永新,邀請他「出山」,做一個關於退休保障的研究。周永新在扶貧委員會跟林鄭月娥合作多年,認為她是個有心人,沒有猶豫便一口答應了。

現在回想,周永新明白,政府當年找他,跟他「一直在體制內做委員、研究,立場較保守審慎」有關。1994年,末代港督彭定康推出了「老有所養諮詢文件」,建議實行「老年退休金」,不過當時周永新卻表示反對,政府最後放棄了計劃。

「『全民老年金』我是不支持的。一來是因為我打聽到政府根本無意推動,彭定康推老年金,只是為了引誘社會支持政改;二來香港人當時還未準備好,they are not ready,他們仍然覺得供養父母天經地義,思想上不接受。」周永新說。

但19年後,受香港政府委託而進行退休保障研究時,周永新改變了判斷。2013年,香港政府推行長者生活津貼,只要年滿65歲、資產低於21萬港幣的長者就可申請。

40萬香港長者最後申請了長者生活津貼,而當時香港,撇除二、三十萬移了民的,長者人口其實剩下不足70萬。周永新倏然察覺,原來需要幫助的的長者,已經由少數變成了多數。

「打個比方,十個人之中,如果有兩、三個需要幫助,我們固然會集中幫這幾個人,但現在需要幫助的,已經是七、八個。那麼我們就要找個制度,給所有人一個過得去的生活保障。」 周永新形容。

環境變了,是大勢所趨,(全民退保)是一定要做的事!

周永新

研究過程中,他也和許多與他年紀相仿的老人家聊天。周永新驚覺,許多老人家為了取得長者生活津貼,都不得已瞞騙一些收入,但瞞騙後又內心不安。「財產如何定義,是否包括金條、珠寶首飾、股票呢?如果包括的話,那又怎樣計算?計市價嗎?大家都一頭霧水。」

周永新說,退保一旦設了審查,很多長者財產可能超過了政府八萬的資產限額,但他們又覺得自己應該有這筆錢;沒有,生活又左支右絀 。唯一方法,還是隱瞞部分資產。

「既然如此,我們要想,為何我們要設計一個制度,讓老人家感到如此困惑、不安呢?環境變了,是大勢所趨,(全民退保)是一定要做的事!」周永新說。於是2014年8月,他帶領團隊,向港府遞交長達139頁紙的研究報告,最後建議香港實行「全民退休保障計畫」。

他坦承,呈交報告之後,政府知道他要推行全民的退休保障時,「是有點意外」,失了預算。

香港政府隨後不斷攻擊「不論貧富」方案。政府公佈諮詢文件那天,林鄭月娥批評「不論貧富」方案只會「令政府結構性財赤提早六年出現」,逼使政府向市民「開刀」,大幅加稅,徒添大眾負擔。

「政府就是這樣,想你做就要你做,不想你做就踢你走。」周永新說,他想不到,這麼多年之後,香港政府還是和英國殖民時期一樣,傲慢,永遠當自己是神。

碰見一個自詡為神的政府

周永新年幼時生活艱難,與20多個人,住在灣仔舊樓一個擁擠的單位,深深體會到貧窮的痛苦。升上中學後,他成為了基督徒,立志服侍他人,因而畢業後去了當社工。

1983年,這名虔誠的基督徒被邀請加入社會福利諮詢委員會,豈料與他同行的,卻是一個自詡為神的政府。

周永新憶起,當時的政務官很傲慢、「惡死」,委員會不過是個花瓶,形同虛設:「他們總認為自己的政策永遠正確,如何管制香港,they know best(他們最懂)。所有這些諮詢委員會,都只是給他們參考,因為他們對整個形勢掌握是最瞭如指掌;而你,對政府的認知只是一知半解。」

1984年,陳方安生升任為首位女社會福利署署長,當時周永新是社會服務聯會代表,雙方曾有合作。可是,作為社聯百多個志願機構的代表,周永新沒有發表意見的權利,他在會議中的唯一作用,就是傳達各個機構的看法。有一次,周永新按捺不住,表達自己個人看法,立刻被陳方安生以流利的英文斥責:「you are not representing the organization, you are just presenting their views.」(你是來表達他們的意見,不是代表這些機構。)

他們總認為自己的政策永遠正確,如何管制香港,they know best。

周永新

「你知道嗎,我沒有代表的權利,是一個傳聲筒而已。」周永新說。「不過,不得不承認,那個年代的政務官英文很好,我又不是讀英文出身,說不過他們。」

周永新一臉苦笑地說,他有很多時候都因為自作主張,被政務官「鬧鬼」他。

1992年,周永新當上了社會福利諮詢委員會主席。他難掩興奮,寫了一封信給衛生福利司黃錢其濂,大膽表示,希望能在主席的兩年任期,解決香港安老院數量不夠、社工人手短缺等十多項問題。不久後,黃錢其濂回了信,一下就淋熄了周永新的滿腔熱情。

「她提醒我,我的工作只是『就着政府需要你提供意見的項目來提供意見』,並重申這是個行政主導的政府,由政府決定政策。」

「政府覺得,我不找你,我也懂得怎樣施政;我找你,只是為了顯示他的政策是正確,that’s all(就是這樣)。」周永新說。

讓周永新意想不到的是,儘管時代已經變化萬千,今天的香港政府,還依然一直沿用過往的思維。某程度上,他明白林鄭月娥代表政府找他承擔諮詢責任,不過是找他這位老教授「過橋」。

周永新以香港貧窮問題為題的著作。
周永新以香港貧窮問題為題的著作。攝:吳煒豪/端傳媒

所有東西都改變了

然而今天,周永新再不認同香港政府的這套管治理念。過往半年他持續反斥香港政府, 寸步不讓,一度形容自己是「心力交瘁」,但至今徒勞無功。

對此,周永新卻表示沒有太大遺憾,他只是低聲道:「一個政府得罪了所有年輕人,又激怒了中年人,現在連長者的支持也快將失去,這個政府還行嗎?」雖然口說不遺憾,但字裏行間意難平。

「如果下屆政府再找你,你會再幫忙推全民退保嗎?」記者問。

周永新想也不想,立刻耍手回答:「不會啦。下年我70歲了,要尋求一個較舒適的生活。明年開始,我想我不會再接受傳媒訪問了。」

四年之前,周永新剛剛經歷了喪偶之痛。他的妻子在1999年被一架溜後的垃圾車撞傷,腦部受傷,昏迷了整個月,醒後患上認知障礙。從那時開始,周永新便辭掉了大學的全職工作,全天候照顧妻子,但妻子的狀況持續惡化,到了最後兩、三年,甚至已認不出周永新。日夜相見的枕邊人,當了自己是陌生人,內心確實不好受,可周永新一直堅持下去,日夜照顧,直至妻子於2012年5月離世。

妻子的經歷,影響了周永新對社會福利的理念,令他更加深信長者值得擁有一個更完善的社會保障。說起這話題,他似乎放下了老伴離開的傷痛,平淡地說:「以前單研究數字,挺輕鬆,不太難,但我之後發現,安老服務有一點很困難,就是長者如果有長期病患、腦退化症等疾病,是需要二十四小時全天侯照顧的。」

我希望政府明白,現在不是殖民地時代、政務官掌握一切的時代。

周永新

周永新不後悔與政府對抗,因為他深信自己的研究經得起時間的考驗。林鄭月娥的指控,他選擇一笑置之。「社會對我的人格、學術成就自有公論。」他緩緩地說。而對自己以學者身分服務多年的香港政府,他唯一想說的是——

「我覺得世界變了,時代變了。我希望政府明白,現在不是殖民地時代、政務官掌握一切的時代。」這是周永新對特區政府最後的忠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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