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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克堅:中國經濟,危機條件已成熟

「潮水退去,才知道誰在裸泳」,中國經濟的種種敗相開始顯山露水。


中國經濟轉差,圖為山西太原賣西瓜攤販。
中國經濟轉差,圖為山西太原賣西瓜攤販。攝:Jon Woo/Reuters

過去三十多年的中國經濟發展狀況,大體上可以通過下列關鍵詞索引理解:十一屆三中全會、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城市經濟體制改革、治理整頓、92年鄧小平南巡,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國有企業改革,加入WTO,私產入憲,等等。

每一個關鍵詞背後,都有着深切而糾結的故事,但總的來說,中國經濟以一種步履蹣跚的姿態向着自由化、市場化和全球化邁進。這個過程中,通過體制和政策調整,勞動力、土地、資本和企業家精神等經濟活動的關鍵要素,都得到了極大的釋放。民眾對財富、對經濟安全的追求,成為這一輪經濟發展的內在動力。

但應該注意到的是,站在自由化立場,大約2004年之後,能夠構成經濟改革內涵的類似關鍵詞,就幾乎難以尋覓了。經濟改革客觀上「退隱」了,而計劃經濟體系留下的遺產——包括龐大的國營企業、金融體系、教育醫療體系等等,基本沒有再進行產權和市場規則的改善。

一種混合共生的經濟組織形態,從此大行其道。在這種經濟格局下,私有部門通過要素投入,改善管理和創新機制參與競爭,提升要素生產效率,分享市場化和全球化過程的紅利;而通過變革治理機制,國有部門享受市場準入的保護,以及金融、土地等廉價要素帶來的優惠,也開始過上做大做強的好日子,逐漸成為龐大而特殊的既得利益集團。

2008年美國次貸危機帶來了一次強烈衝擊,那一年,外資快速外流,國際市場大幅度萎縮,中國經濟從過熱轉向極寒,而決策層很快祭出統稱為「4萬億」的積極財政政策。一輪以鐵路公路機場為主要標的的基礎設施投資大規模推出,地方政府融資平台得到鼓勵和縱容,地方債務開始突飛猛進。這一輪帶有濃厚凱恩斯主義色彩的經濟擴張過程,在經濟數據上保持了靚麗記錄,但是其沉重代價則一直延續,人們將為之不斷埋單。

2012年以後,中共換屆,新一屆領導層打擊腐敗的動作讓人驚訝。其最終政治後果,迄今依然難以釐清。而在經濟方面,新一屆領導層缺乏清晰的市場化承諾,經濟政策表述前後矛盾,在實際政策取向上,並沒有展現出任何政治意願來改善經濟結構,真正自由化和市場化的政策乏善可陳。人們看到,一方面官方作出了全民創業,萬眾創新等等廉價承諾;另一方面,依舊遵循着投資帶動經濟發展的思路,很多產能嚴重過剩的領域,沒有任何經濟合理性的項目,投資邊際效益遞減的項目,依舊大行其道。

「潮水退去,才知道誰在裸泳」,中國經濟的種種敗相開始顯山露水。概括而言,其表現出下列相互交織相互影響的病症:房地產泡沫、債務危機、銀行資產質量下降、匯率危機與通貨膨脹,將帶來失業和官僚懈怠等等後果。本文嘗試概括勾勒這些病症的典型特徵。

房地產泡沫擴大

房地產泡沫是中國經濟繞不開的癥結之一。2003年以來,中國房地產行業開始了黃金時代,契合着深層的土地出讓制度,地方財政結構,金融體制等等,房地產行業一枝獨秀,成為經濟發展的主要推動力之一。

然而,從房價收入比,租售比,空置率等指標來分析,房地產行業早已泡沫化。可時至今日,由於行業利益和權力的深刻糾纏,房地產領域早該發生的市場清空過程依然沒有發生。

房地產行業總是成功把壓力傳導給金融行業,金融行業的壓力帶出貨幣政策變化,財政刺激措施會不斷加碼,整個過程交叉反覆,實質上還是通過再泡沫化,來拖延危機的爆發。即使到了2016年,政府對房地產行業的應對,仍然沒有脱離這種模式。

有種說法是:房地產綁架了中國經濟,一業興旺,百業蕭條。但是房地產行業畢竟不能長久對抗供求規律。客觀上,房地產投資增速下滑,海量存量房,都意味着這個行業黃金時代的過去,為泡沫埋單的時候正在到來。

債務危機

債務問題是近期越來越凸顯的危機信號。由中國社會科學院原副院長李楊領銜編制的《中國國家資產負債表2015:槓桿調整與風險管理》的研究報告,提供了一副全面圖景:中國國家資產負債表其實已經承受鉅額債務壓力,該報告顯示,中國整體資產負債率為49%——而國際上通常把安全線設在60%。

2014年末,中國經濟整體(含金融機構)的債務總額為150.03萬億元,債務佔GDP的比重,從2008年的170%上升到235.7%。6年間上升了65.7個百分點。這個比例已經顯著高於其他主要發展中經濟體。而到了2016年5月10日,國際評級機構穆迪發布報告,稱中國整體債務已增至大約GDP的280%。

無論是歷史,還是國別經驗,都表明:這種超高比例的債務負擔,往往是不可持續的。 根據簡單推算可以看出,這些債務的利息支出與名義GDP增值大致相等。這意味着:資產回報已經不足以支撐資產的利息負擔,明斯基時刻(Minsky Moment,流動性崩潰的時間點)正在到來。

誰能為鉅額債務埋單?一種可能是:通過金融管制,通過壓低利率,提升利差,讓居民為企業部門進行隱形的轉移支付。

還有一種可能是,政府通過處置掌握的國有資產,比如國有資產賣出,或者國有企業的私有化,減輕債務問題。這個方式獲得的收入,理論上可以成為支付債務的資產,但這種做法,將面臨棘手的政治問題,必須平衡不同的既得利益集團,需要額外的政治資本。目前看來,決策層並不具備這種政治意願,也不具備這種政治資本。

圖為上海高鐵駛離車站。
債務和銀行資產質量,都可能成為經濟危機的引發點。 圖為上海高鐵駛離車站。攝:ChinaFotoPress/GETTY

銀行資產質量

在經濟危機背景下,中國銀行業也將面臨日益嚴峻的不良質量問題。

根據官方公布數據,2016年一季度末,商業銀行不良貸款餘額約1.4萬億元。不過,因為會計口徑及信息披露不透明,這個數據很明顯被低估了。知名投行法興在最新一篇研究報告中指出:中國銀行業整體損失可能會達到8萬億人民幣,相當於商業銀行資本的60%,財政收入的50%,GDP的12%。

曾經成功預言過美國次貸危機的投資人 Kyle Bass 則在一封致投資人的信中指出,中國銀行體系的總資產已經超過30萬億美元,如果中國銀行體系在經濟硬着陸的情況下損失10%的資產,銀行股本虧損可達3.5萬億美元,是美國次貸危機時候的5倍。

為了避免銀行體系崩潰,銀行需要進行資本重組。而中國央行沒有足夠的準備金來幫助其擺脱困境,因此需要大規模的定量寬鬆,對於已經擁有龐大資產負債表的央行來說,繼續擴表的空間有限。而繼續投放貨幣,肯定會帶來通貨膨脹的代價。

除此之外,金融體系的安全和社會心理息息相關,如果公眾對金融體系的信任度下降,大量資產外流,也會導致金融危機提前爆發。

匯率危機

中國央行在2015年8月11日主導人民幣匯率貶值,標誌着一場匯率風雲的開始。從2014年6月到2015年,中國外匯儲備降低了5000億美元。這場來勢洶洶的國際資本流動格局,要追溯到更早以前。

一個標誌性的時間點,是2013年11月。隨着美國經濟穩步復甦,美聯儲宣布退出量化寬鬆政策,加息預期不斷強化,這就顯著改變了國際資本流動格局。中國貨幣當局的應變,更多是一種無奈舉動,來化解壓力,而不是被外界通常理解成的主動策略。

2015年12月,美聯儲宣布加息,標誌着次貸危機以來持續寬鬆的美元開始換軌,美元進入加息通道。作為全球最重要的通貨,美元加息對國際資本格局的影響是根本性的。而這種影響力是逐步釋放的,石油,貴金屬,大宗商品,和各國匯率都會隨着美聯儲的加息節奏而此起彼伏,對深度融入全球經濟體的中國經濟,當然同樣影響至深。

美元加息的態勢,對人民幣匯率和中國國際資本流動構成了基本壓力,中國貨幣當局無力加以化解。根據蒙代爾定理,一個經濟體不可能同時維持貨幣政策獨立性、固定匯率和跨境資本自由流動這三個目標。在眾多相互衝突的政策目標中,決策層不可能放棄貨幣政策的獨立性,在理念上也沒有接受人民幣自由兑換,因此,央行就陷入了一場輸不起又贏不得的匯率攻防戰。

就目前國際國內經濟和金融趨勢而言,人民幣顯然還有繼續貶值的壓力。不過,人民幣貶值導致對所有以人民幣計價的資產和經濟成就重新定價,這是目前體制不願面對的不確定前景。因此,央行寧可動用各種政策工具,進行一場資源消耗戰,也要堅守目前的匯率防線。高級官員們也在多個場合紛紛強調「人民幣沒有持續貶值的基礎」。總之,官方在不斷投入政治資源,爭奪經濟現象的解釋權。央行的匯率操作,其政治意藴越來越強烈,匯率從一個十分技術性的問題變成了一個高度政治化的選擇,也因此,其相機決策機制就會變得越來越困難。

2016年4月16日,中國北京,一名求職者跟招聘人聊天。
2016年4月16日,中國北京,一名求職者跟招聘人聊天。攝:Kevin Frayer/GETTY

通貨膨脹

在中國經濟體內,通貨膨脹一直是個謎。官方宣布的物價上漲幅度一直十分温和,根本看不出慘烈的通貨膨脹。在一個被深刻扭曲的經濟體中,為了服務某種政治目的,行政機構會充分調動資源,壓低基本生活物品的價格,扭曲CPI。這樣,統計局公布的數據就可以做某種解釋──過去十多年物價飛漲,有目共睹,但在維繫最脆弱階層的基本生活保障方面,行政機構也用力頗深。 另外,由於技術進步和生產效率的提高,很多行業的製造成本大幅度下降,對衝了貨幣投放本來應該導致的價格上漲。

不過根據佛利民(Milton Friedman, 傅利曼)的貨幣理論,通貨膨脹在任何時候都是一種貨幣現象,貨幣超發理所當然會導致通貨膨脹。截至2016年3月末,中國廣義貨幣M2餘額達到人民幣144.62萬億元,與1990年的1.53萬億相比,增長88倍多,而同期GDP增長幅度是36倍。因此,中國廣義貨幣發行一直遠遠高於GDP增速。從M2/GDP角度分析,中國、美國、日本在2015年底的這一數據分別為2.06、0.69和1.84倍,中國這一數據顯著高於美國和日本,可見同樣單位的GDP實務對應的貨幣媒介數量,比例懸殊!雖然這些數據不能簡單理解,但是中國貨幣超發,是不爭的事實。

通貨膨脹是一場「貨幣戰爭」,會把財富從債權人轉向債務人。通脹的財富剝奪和資產結構有關,通脹程度越高,剝奪越厲害。目前在中國,政府和國企都是負債率非常高的組織,相對而言,家庭部門的債務率要低很多。因此,通貨膨脹會把財富從家庭部門轉移到政府和國企手中。

另一方面,通貨膨脹損害經濟效率,扭曲價格信號,在通貨膨脹期間,人們更願意持有實際物質,而減少貨幣持有量,這樣自然增加了交易成本。這種通脹帶來的財富損失,加劇了轉型社會的震盪烈度,也是過去幾十年社會焦慮的間接原因….這種社會心理成本的損失,是很難估量的。

通過強力的財政刺激政策,縱容通貨膨脹的寬鬆信貸,可以製造經濟復甦的跡象,掩蓋經濟體結構性問題,又符合社會中強勢集團的利益格局。至於那些被通貨膨脹以隱蔽方式剝奪了財富的「沉默的大多數」,他們的話語權,參與權都被代表了。他們對政策沒有影響力。通貨膨脹這種公眾福祉的砒霜,的確可能變成權力的蜜糖。

危機後果之一:大規模失業

經濟危機帶來的最直接的後果,是企業破產和失業隊伍的擴大。曾經作為製造業基地之一的東莞,可能有相當的代表性,據悉,從2014年以來,已經有2000多家台資企業大舉撤離東莞,500萬工人被逼離開。

近期有媒體報道,蘋果公司代工企業富士康,解僱了崑山工廠的6萬名工人,並用機器人取代他們,以此降低勞動力成本。富士康作為中國乃至亞洲最大的代工廠,僱傭了超過百萬產業工人。通貨膨脹和勞動力成本上升使得這些工廠失去競爭優勢,因此它們通過技術改造,使用機器人替代,或把工作機會轉移到勞動力價格更便宜的國家。

失業浪潮在危機下看似不可避免。不過,大規模失業是否引發社會衝突,或許還有一定的不確定性,這和中國人口結構的變化有關。

由於年輕人口比例的下降,加上獨生子女政策等造成的家庭嬌慣,使得年輕一代即使面臨失業,也會有更多的資源構成緩衝墊。這種壓力不會即刻轉向社會。對體制來說,這大概是一個好壞參半的消息。

另外,中國經濟體的分工已經十分細緻,工人們缺乏長期共同生活的體認,缺乏共同的社會標籤,在文化和社會心理上缺乏某種共同的連接,很難形成某種共同身份,更遑論共同行動的可能性。因此,傳統意義上的工人運動,包括那些成功的工人運動,已經無法在新的經濟社會情境中複製,社會抗議或者政治行為,必須藉助新的話語體系和符號。但無論如何,大規模失業帶來的社會壓力,無疑是直接的,這種壓力和社會其他不滿情緒混合起來,會成為經濟危機最不可預測的後果之一。

危機後果之二:官僚體系錯位

中國官方長期陷入發展主義的痴迷,這其實是鄧小平「發展是硬道理」的演化版本,也是政治合法性建立在績效基礎上的必然反應。這種體制會窮盡一切資源來刺激經濟發展,一個個榨取土地、勞動力、資本這些市場要素,形成現在的畸形經濟結構。

客觀上,依靠土地、人口和資本等要素資源粗放組合驅動經濟發展的模式,已經走到盡頭,中國經濟結構亟待調整。然而因為政治體制的剛性約束,經濟結構幾乎沒有調整的空間。

更何況,這個過程其實還需要一個龐大的官僚體系來完成,官僚體制制定經濟政策,監管市場運行,影響資源配置方式——他們也常常扭曲市場過程。

因此,在考量中國經濟變局的時候,我們也必須考量官僚體制的反應模式。中國過去經濟發展的很大動力,是官僚體系的激勵機制。官僚集團有推動經濟發展的強烈動力,這表現為設立投融資平台、大工程大項目、積極招商引資等等。類似強拆這種粗糙、野蠻的政策,就是這種激勵機制的副產品。中國官僚體系像一隻充足了電的野蠻怪獸,一直在以各種方式強行推動經濟前行。

一旦經濟危機到來,官僚體系會如何反應?根據一般觀察,反腐整肅運動展開以來,官僚體系的利益結構有所鬆動,腐敗行為的確大幅度減少,相應的官僚體制能動主義也同樣減少。但官僚體制的秩序渴求更為強烈,擇機行為趨勢大為增長,面對不利於自身利益的公共情境,官僚體系以懈怠、懶政、惰政、不作為等方式選擇性執行,來規避來自公眾和高層的壓力。缺乏意識形態的凝聚力,缺乏職業角色的尊重,缺乏公平公正的規則,缺乏人格尊嚴,官僚體系的這些特質以及結構化角色,是經濟發展的一個重要障礙。

儘管很難全面描述官僚體系的迴應,但從觀察到的社會現象來看,毫無疑問的是:官僚體系的忠誠度下降,離心力增加。懈怠、惰政成為大部分官員的默認選項,少數有想法的,則會選擇和體制分道揚鑣。這種反應,無疑將會放大經濟危機的後果,拉長經濟調整的過程。

危機圖景可怕嗎?

以上勾勒的視角並不完整,但結合這些現象和平時對中國經濟的觀察。可以確定:官方疲弱的經濟增長趨勢、低靡的市場情緒、債務危機、銀行資產質量危機、匯率危機和通脹危機等等因素彙總起來,經濟危機爆發的條件已經成熟。中國經濟必將經歷一次深刻的矯正過程。

預警經濟危機,當然是因為危機將顯著影響我們的日常生活。危機將衝擊人們的生活水平,洗劫財富,人民幣可能大幅度貶值,中國經濟很可能將經歷3-5年的負增長,而所謂全球第二大經濟體的地位也可能不保,對這種可怕的前景,必須給予足夠的風險警示。

不過需要重申的是,經濟危機並不一定是壞事。某種意義上,經濟危機就是一次遲到的,強制性的調整。這些我們平時經常容易忽略的經濟常識,需要被重新理解,以資防範在危機時代來臨之際可能引發的沒必要的恐慌。

而且,今天的經濟危機,畢竟是在人均GDP超過8000美元基礎上發生。這和人均3000美元基礎上的危機畢竟不能同日而語。經濟發展本身已經帶來了一定的抗風險能力──即使整個社會的財富損失了30%, 也不會導致大規模的饑荒。我們不需要渲染經濟危機的災難性後果,而經濟危機帶來的壓力可能催化經濟變革,甚至政治變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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