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二戰後嬰兒潮的一份子，生於上世紀50年代後期，是呂大樂所說的四代香港人中的第二代。
我出生時，香港還是很匱乏。我開始懂事時家裏住在長沙灣福榮街的一幢唐樓內。那裏就像電影《七十二家房客》般，一個單位同時住上了多戶人家。有些單身的，只能睡在把廁所天花改裝成的「閣仔」。條件稍為好的，可以租到一格床位。這些租客真的是除了用租住的地方來睡覺之外，根本沒有其他私人空間。一家人如果能在單位內租住到一個板間房，已經算是不錯的了。
家門後面的琵琶山坡上，全都是木屋。那裏的生活條件便更差了。居民出入不便之餘，煮食洗滌更要下山來取水然後挑水上山。風高物燥時，更受火災的威脅。我家對面是一間大木廠。一晚深夜，我被嘈雜的喧鬧聲吵醒，往窗外一望，原來木廠大火，濃煙火舌不斷往天空冒升，像要把周邊的東西都吞噬掉似的，其猛烈程度，就像木廠遇到空襲似的。我看着廠內赤身的工人在火海中倉皇逃生的景象，幾十年後至今不能遺忘。
福榮街對開的興華街，那時候是由一條明渠分開上下行車線的。明渠兩旁佈滿了用鋅鐵板蓋起的小店舖。我在這條街上看見過街童在垃圾堆中拾荒，其中一個男孩檢到了一片方包，二話不說便把方包往嘴裏塞，沒多久竟然嘔吐大作。
我們這代以前，原居民佔少數，香港基本上是個移民社會。中國內戰後，逃避戰亂和政治動蕩來到香港的人，千千萬萬。我父親是1947年從上海來到香港打工的。我母親潮州人，她在1940年代末趁放假跑來探望在香港謀生的親人。母親在假期結束前，原本已買了回潮州的船票。啟程前一天，解放軍在珠江口佈了水雷，輪船服務取消。內戰迫近，使母親滯留香港，之後便認識了父親，然後才有了我和其他兄弟姐妹。
沒有中國內戰，真不知有沒有我這一代香港人。所以，當我讀到張愛玲《傾城之戀》的結局時，特別共鳴。
激烈競爭造就精英主義
第二代香港人成長時期的一個標誌，就是獅子山精神。據說這種不怕困苦、同舟共濟、通過個人勤奮努力捱得個出頭日的精神，造就了香港成為今天的國際大都會。我想，實際情況比起這種論述來得複雜。
那個時代，是個競爭激烈的時代。那時候還未有九年免費教育，津貼學位供應很有限。我當時在官立小學讀書，一個年級有五個班，每班四十多名同學。我們小六考升中試時，考上的，好像只有21個同學，不到全級同學的十分之一。放榜當天，學校還把我們這批考上的學生請到附近的酒樓午膳以資獎勵。我以為畢業只會有謝師宴的，原來我校竟然有「謝生宴」，只是考不上津貼中學的近200位同學無緣參加吧了。
中學時的競爭同樣激烈。除了中學會考，還有進大學的高級程度會考。前者在一般中學已把60%或以上的中五畢業生淘汰出局，後者把餘下來的同學以同樣或更高的比例淘汰。我1977年進入香港大學時，回頭看看1970年跟我在同一家中學讀中一的同學，能同時考入港大的，真是屈指可數。不少同學其實是很用功讀書的，可是在僧多粥甚少的情況下，就是一而再的考不上。
我1980年大學畢業時，港督麥理浩已在北京跟鄧小平會過面，香港前途問題衝着我們來了。1980年代初中英兩國準備就「九七」開展談判，記得一次和高中同學一起敘舊吃飯，言談間才知道，一圍枱裏十多人，60%以上會在半年內離開香港。大家雖然口中沒說，但沒有人懷疑這是與九七問題無關。
激烈競爭下，汰弱留強的結果是精英主義。香港前途引發的去留問題，除了使從來政治冷感的香港人不得不開始關心政治之外，也逼使我們要認真面對誰真的會同舟共濟，願意為香港承擔。
精英主義當然會有「離地」的風險。但自1960年代晚後期的香港大學生，一般都是在公共屋邨長大，來自尋常百姓家的年輕人，他們並非含着金鎖匙出身的紈絝子弟。這是因為戰後移民社會為主的家庭來到香港後，大家的「起跑線」都比較齊一，加上那個時候港英政府提供大學生貸款津貼，學生不會因為財政問題不能讀大學。因此，能夠入讀當時僅有的中大和港大的同學，除了成績較優秀外，對社會現實的把握也比較「在地」，跟1940年代讀港大的富家子弟駕私家車到薄扶林上課的情況截然不同。
60年代末，學生運動火紅
那個年代的香港大學生，受的是西式教育，但差不多全是土生土長，不少更由於來自大陸移民家庭，仍舊跟上一代以家鄉的籍貫認同自我的身份。我小時候都跟人家說自己是上海人。到了七八十年代香港本土文化和經濟起飛之後，香港人的身份才全面的建立起來。這不光是我們這一代是這樣，就是我們的上一代也是這樣；尤其是在外遊時人家知道你不是來自日本之後，便一定只認定你是香港人。
1960年代末席捲歐美的激進學生運動，也波及我們一代的大學生。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冷戰時期的對峙，殖民地的霸權和民族的抗爭，大陸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衝擊，這些在課堂裏少會教授、在日常生活中不會提及的，卻是當時圍繞在大學學生會周圍的學生群體中，最受關注的議題。從60年代末香港大學的學生爭取參與校政改革，到中文成為法定語文運動，以至保衛釣魚台、反貪污捉葛柏等，由大學生牽頭的社會改革運動一波推一波。不少同學以「放眼世界、認識中國、關心社會、爭取權益」作為旗幟，以標誌這個火紅時期的學生運動。
我算是趕上了這個年代的尾班車，1977至1980的三年大學生活，基本上是在香港大學學生會大樓度過的。這段時期，其中觸動全港神經的一場學生運動，是1978年金禧中學的師生指控校方斂財，引發全校罷課的事件。當時參與運動的港大學生我想約在3000人左右。事件由爆發到最後平息有半年的時間吧。以我印象式的觀察，曾經先後積極參與支持的港大同學來自不同學科，可能有近千人。
值得注意的是，事件的擴大，是由教育司署（現稱教育局）宣布把金禧中學封校開始的，當時正值大學的學年終期考試。但期考並沒有減少同學們對政府粗暴決定的憤怒，於是積極參與支持金禧師生的復校要求，在漫長的暑假為罷課的金禧學生義務補課，並要政府答應就校方斂財指控作獨立調查，還社會一個公道。
與英式制度打交道的一代
我們那個年代的大學生當然不會都是學生運動的活躍分子。但同學之間大多有主見、關心家事國事天下事的。到今天大家碰頭，這一點真的幾十年沒有改變。我們也是幸運的一代。我們比起我們的父母輩有更高的學歷，因為能在相對繁榮穩定的情況下接受社會的栽培、學校的教育，而且在制度之內基本上是適者生存了下來，不少更是出人頭地。也因此，我們比起父母輩更掌握英國人在香港建立的制度和措施，我們既是接受英語英育，自小至大都免不了要和英式制度打交道。
我在大學時期熟悉的同輩或前輩同學，很多在畢業後投入到不同的崗位，秉持在學生運動時期繼承了的理想主義和精神，繼續為香港做事。其中最活躍的，開始投入政壇和社會運動界，希望爭取民主和推動社會公義。1980年代初碰上香港前途問題和中英談判，港英政權開始從地方行政開放政制和鼓勵政治參與。1982年的區議會議席有三分之一由直選產生。與我稔熟、由前學運活躍分子組成的參政和社區團體在競選中大勝，擊敗了依附在殖民政權的地區力量，逐步發展成日後左右香港政局的民主派。
政界以外，其他一些界別也不乏有理想抱負的第二代香港人，在七八十年代開始發揮相當的帶導作用。我大學畢業後加入了電子傳媒工作。1981年又進入了香港電台的公共事務組。當時吸引我的，是掌管中文電台廣播、差不多同一世代但較我年長的上司對公共廣播服務專業理念的追尋。儘管香港電台只是一個政府部門，但他們卻以英國廣播公司的使命作為目標，以不偏不倚客觀可靠的專業新聞橾守為己任。雖然因為種種原因，香港今天仍舊未能發展出全面而稱職、能抵禦政治和市場強勢干預的公共廣播服務，但香港電台自從七八十年代揭櫫出來的旗幟，對香港的傳媒專業具有楷模作用。
暴動後政府吸納本地人，第二代最受惠
此外，踏入六七十年代，香港逐步變成一個現代化的複雜城市，以土生土長年輕華人為主體的一個社群。港英這個外來政權如果要有效地管治，便不能不開始在體制內比較有系統和有規模地吸納本土的力量，而我們這一代便正好趕上了這個勢頭。
在媒介任職之後，我有機會加入港英政府的政務官隊伍工作。我在讀大學時對殖民地政府並沒有好感，但總體上不能不承認，戰後以來的港英管治，是相當有效和一定程度上（尤其是自從厲行廉政後）贏得不少認受的。政務職級是一個典型的精英集團。他們在政府內位高權重，自覺是優秀階層，明白行使公權責任重大。他們既重視傳統承傳，但又欣賞果斷創新；雖然論資排輩，卻鼓勵據理力爭。1960年代以前，香港大學的畢業生從未獲聘為港府的政務官。事實上，在1966至67年的暴動後，香港政府才積極從本地畢業生中聘請政務官。於是，第二代的港人精英便成為了最受惠的一群。
我在官場的時間不長，先後只在三個政府部門任職。我的體會是，港英年代的政府精英集團，很重視用人唯才。要得到同事欣賞和尊重，靠的是為公共利益而據理力爭，並非下級唯唯諾諾的奉迎上司。港英的官員還有一個香港優先的管治傳統，在很多的政策議題上，不會唯倫敦的馬首是瞻。我自己目睹過，作為港府最高層的港督衛奕信，六四事件後為香港人到倫敦爭取居英權，在英國國會一個對他並不友善的委員會上，公開表明，他雖然由英國政府任命，但作為港府的最高級官員，他有責任把香港利益放在首位，為香港力爭到底，儘管在此事的最終決定權在英國手中。
我在上文中說過，1980年代初，我的不少同學因為九七問題選擇了離開香港。我也有不少同代老友，基於升學就業種種原因，在八九十年代曾經離開，有多年西方社會的生活體驗。當中九七前選擇回來的，多是在大學時便已關心社會的一班香港人。我1994年在倫敦居住了七年後，決定舉家回來，其中一個理由說到底，就是香港是自己的地方，把我們孕育成今天的香港人，我們有責任回饋、守護它。
第二代港人還可以做什麼？
今天，戰後嬰孩潮誕生的二代港人不少已步入退休階段。香港過去幾十年的飛黃騰達，說最得益者是這一代人大概不中不遠。但如果認為成也蕭何、敗也蕭何，把回歸19年來的種種敗象都歸咎到是二代港人的不濟事，我想這是另有目的的政治修辭，不足為憑。面對目前香港遇到的挑戰，這一代港人可以做什麼呢？
如果要具體回答這個問題，我想每個人有不同的崗位、機遇和秉性，很難一概而論。我自己有幾個觀察，希望有些參考作用。
首先，過去幾十年不管成敗，第二代港人最不缺的，就是他們有用武之地。現在肯定是輪到我們在方方面面為年輕的一代開創他們用武之地的時候了。
其次，香港獨特之處是中西薈萃、開放多元。我們這些在中國大陸毗鄰生活，成長於重視程序公正的英式制度、擁有不少西方生活經驗的香港人，大概是最了解中西薈萃內涵的一代華人，也很可能是華人社會中最具現代性的一群。我們如何總結經驗，努力促進中西優良傳統的匯流，抵禦封閉排他的狹隘思想和所作所為，應該是責無旁貸的。
再者，不管喜歡與否，中國大陸的存在是個不能逃避的現實。港英年代如是、回歸年代如是。今天中國成為這個地區的強國，對其包括香港在內的主權有不可動搖的執著這一事實，如果我們對之選擇視而不見，是自欺欺人的不負責任。目前中港矛盾有越趨嚴重的傾向，如果我們妄顧上述這顯而易見的事實，既不會化解矛盾，更為災難性的後果多添幾分可能。第二代香港人不少已達耳順之年，能否為香港大局、有智慧而理性地去看這個問題，對左右這矛盾的發展也許會有影響。
在香港爭民主，除了戰後的港督楊慕琦外，大概始自還在殖民統治時期的第二代香港人。這一代港人能否在歷史舞台謝幕前，像台灣般讓民主政制落地生根呢？感性上我當然希望答案是肯定的。但理性上，由於北京的強硬路線，香港內部的分歧和民主力量的分崩離析，我的答案傾向悲觀。不論怎樣，我想第二代港人有責任堅持下去，支持一切爭取香港民主的力量，矢志不渝。就如司徒華先生所說：成功不必在我。成功有我便很足夠了。
（張楚勇，香港城市大學公共政策學系助理系主任兼高級特任講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