網絡輿論中，經常被用作罵人的「法西斯」一詞，其具體含意，其實並不清楚。從使用者的前文後理，我們可以間接猜測，「法西斯」大概是指暴力、排外或專制集權統治。然而，如果「法西斯」指涉的是上世紀二三十年代出現的歷史現象，那麽一般而言的「暴力、排外或專制集權統治」，恐怕並不能完全準確描述「法西斯主義」。
20世紀初的法西斯主義，孕育自二次世界大戰之間，並於1930年代的經濟大衰退中逐漸壯大，造就了建基於國族仇恨或經濟保護的民族主義及帝國擴張的基調，亦由於曾出現對猶太人的大屠殺，因此往往被等同為一種排外的政治運動。
對法西斯歷史的一些誤解
然而，民族主義並不一定排外，在納粹德國統治之外的歐洲法西斯政治力量，激烈的反猶並不常見。例如在最早建立法西斯政權的意大利，於1922年到1938年間，不僅並沒有出現像納粹德國的大規模排外，更一度成為接收猶太難民的地方。直至1938年後，它與德國結為軸心國，才跟隨納粹反猶。
法西斯大多崇尚暴力甚至歌頌戰爭，但我們卻不能以鼓吹暴力和戰爭來定義法西斯主義。事實上，不少歷史上和當代位於不同政治光譜的政權，例如18至19世紀建立了強大自由主義傳統的英國，其殖民擴張的歷史，也充滿暴力和戰禍；又例如政治光譜另一極的第一個共產政權蘇聯，對外（如鎮壓布拉格之春）和對内（如史太林（史達林）上台後的黨內大清洗) ，也不乏鐵與血的洗禮；甚至是強調慈愛救贖的宗教，也曾發動歷史上的「十字軍東征」，同樣鼓吹戰爭以至不忌憚使用暴力。
另一流行觀點，是認為法西斯等同專制統治。然而，這也並不確切。因為不是所有的專制政權都可（或會）被稱為法西斯，例如過去的中國皇朝；另一個更重要的原因是，儘管法西斯統治確實依據「領袖原則」，如希特勒與墨索里尼絕對是如假包換的大獨裁者，然而，上世紀30年代的法西斯與傳統的專制政治，仍有一點十分不同之處──前者擁有數量不少參與政治運動的民眾的支持。換句話說，法西斯的專制統治，是建立在群眾運動的基礎之上的。
還有一些常見的誤解，包括認為法西斯或納粹黨是經選舉上位的。其實，納粹執政前的總統選舉和國會選舉，希特勒和其領導的政黨的得票，從不超過38%；而意大利法西斯政黨上台前，其得票率更不足百分之一。希特勒與墨索里尼之所以能夠執政，主要有賴當時德意的權貴精英，基於恐懼一戰後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擴散，不惜「與狼共舞」，扶持法西斯上台。
此外，認為法西斯或納粹興起，主要由經濟基礎決定，包括失業率高企引起工人及低下階層的不滿及躁動，或把推動法西斯與納粹的社會力量理解為大資產階級的附庸，這些觀點都同時忽略了支持甚至參與法西斯或納粹的民眾。這些民眾主要是農民、學生、小商人、手工業工人、低級職員或公務員等「中產」或「小資」階級。事實上，在上世紀20年代法西斯興起的過程中，一些失業率較德意還高的北歐國家如荷蘭等，並没有滋生像納粹一樣強大的法西斯運動。更重要的是，這種經濟或狹義的階級決定論，基本上忽略了政治及文化心理面向於法西斯運動中的重要性。
幾種重要的法西斯分析視野
指出法西斯不是什麽，並不是要求我們拋棄這概念，而是希望在使用時，盡量清晰地說明其具體含意，討論其產生的歷史條件及運作邏輯，避免隨便以道德譴責取代認真的分析──這不僅無助我們理解法西斯興起及發展的具體社會脈絡，更會把真正的問題掩蓋取消。
以下介紹幾種對法西斯的特質頗有洞見的分析視野，供有意認真思考法西斯主義的讀者參考：
德意法西斯政黨上台後，在政治上第一件事就是破壞民主制度和程序，經濟組織上則以不同程度的職團主義（corporatism）取代階級分工和淡化階級矛盾，具體包括壓抑個人在政治和經濟等領域的自主自由，把處在不同階級位置上的個體，統合於國家政權的全面領導之下。
反個人主義
卡爾．波蘭尼（Karl Polanyi）因此把法西斯的本質介定為反個人主義（anti-individualism）。他指的個人主義，核心是擁有靈魂的平等個體，相對的是被納入科層社會、失去不順服的權利（rights to non-conformity） 、只剩下動物本能的群眾。波蘭尼認為，法西斯主義除了以反民主制度與法治程序見稱外，其主要針對的敵人，還包括個人主義、社會主義和基督教精神。
法西斯主義認為，它的幾個主要敵人之間關係密切，其實都是源出於個人主義。例如，追求人人平等的社會主義和基督教精神，它們所共同建基的，是一種尊重有靈魂或選擇自由的個體，就像馬克思的共産主義想像──一種「自由人的聯合體」；而在一人一票沒篩選的民主選舉制度下，佔人口大多數的低收入民眾，很可能會造就社會主義政黨上台執政。因此，法西斯主義者確信，要「排擠社會主義，必需先祛除民主」。
波蘭尼認為，法西斯對其敵人的分析，並沒有太大的誤解，事實上，20世紀初歐洲的議會選舉，基本上都是社會主義政黨得票較多，甚至在20至30年代的德國，社會民主黨加共産黨的得票率，在絕大多數時間都高於納粹黨；而意大利法西斯於民主選舉中強差人意的表現，自然更不在話下。
建構民眾接受的不民主體制
另一個重要的視點，來自活於法西斯年代、被墨索里尼投進監獄的意共領袖葛蘭西（Antonio Gramsci）。他認為，意大利法西斯是同時包括激進與保守兩翼的群眾運動，其核心除了依賴魅力型領袖外，更重要的是獲得人民的共識支持。他引用位置之戰（war of position）或持久消耗戰（war of attrition）、被動的革命（passive revolution）與統識（hegemony，又譯霸權）等概念分析法西斯主義的性質，指出它的核心並不在於奪權式的改朝換代，而是在社會的各種制度組織及生活領域內逐步滲透改造，生產出一個民眾願意接受的不民主統治體制，以及對民眾自身的壓迫。其成功的前提，是打造出令百姓主動支持的共識。
深受葛蘭西影響的拉克勞（Ernesto Laclau） ，伸延前者的分析，提出法西斯源自當時歐洲的兩重危機：一方面是佔統治地位的權力集團因逐漸失去統識而形成的危機（hegemonic crisis）；另一方面則是工人階級（包括其政黨）的危機，具體表現為無法於民眾中建立新的統治共識，因為工人階級（組織及政黨）囿於教條化了的馬克思主義的經濟決定論和階級約化論的框框，難以脫離對狹義的階級利益（例如產業工人的工時、工資和其他福利等權益）的執著，漠視工人和其他社群的多元民主需求（populist-democratic demands），包括文化活動、社群連結、性／別關注、心靈滿足、宗教信仰、民族情感，以至對公平公義等道德價值的追求。（註一）
集體身份與情感投入
借用拉克勞的民粹理論，我們可以了解到，一種集體身份（例如法西斯）的建構，主要是依頼意義含混的命名（naming），建立能夠裝載各類紛雜訴求的空洞概念，例如「愛國」、「民族」、「人民」，嘗試吸引身處不同位置、追求不同訴求的民眾，認同於這些空洞概念所指向的集體身份（例如「優越的德國人」）。當中情感的投入十分重要，而修辭與演練（例如重複參與集會等儀式）遠比概念是否精確連貫重要。
透過這些意思含混的「空洞能指」（empty signifiers）（註二），嘗試裝載群眾的各種焦慮和狂熱的情感，並以道德譴責取代理性分析，法西斯的民粹操作於焉形成。拉克勞以失序的社會為例，指出混亂的環境中，民眾很容易產生追求「秩序」的渴望，而不在乎哪一種秩序才是最合理的安排。換句話說，民眾並不要求對「失序」、「秩序」的邏輯理性分析，而只在意於疏導情感上的焦慮。
不過，儘管葛蘭西和拉克勞對法西斯主義的分析均指向情感在政治操作中的重要性，但他們並沒有深入探討法西斯的民眾心理及精神面貌。在下一篇的文章中，筆者將介紹循這方面探討法西斯主義的幾種重要觀點。
（未完待續）
（許寶強，香港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系副教授）
註一：晚期的拉克勞在On Populist Reason一書中，進一步發展出一套民粹政治的理論，透過更細緻地分析葛蘭西的統識概念的具體操作，加深我們對作為一種民粹政治的法西斯主義的理解。
註二：拉克勞所指的空洞能指，在嚴格的理論意義上是指嘗試命名一種無法統合差異的「不可能的完全」 （impossible fullness），也就是說各種不同的社會需求所的多元紛雜性質（heterogeneous），是難以完全被統合為一的。然而，嘗試建立這種不可能的統合，卻是建構統識性的（集體）身份（hegemonic identity）所必須的。而這種既不可能但卻是必須的操作，只能透過空洞能指這中介來完成。
參考書目：
Adamson, Walter L. (1980): “Gramsci’s Interpretation of Fascism,”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 Vol. 41, No.4, pp. 615-633.
Laclau, Ernesto (1977): “Fascism and Ideology”, in Politics and Ideology in Marist Theory: Capitalism, Fascism, Populism, NY: Verso.
Polanyi, Karl (1935): “The Essence of Fascism,” in Christianity and the Social Revolution, London: Gollanez, pp. 359-394.
Polanyi, Karl (1944):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part I and III, Boston: Beacon Pr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