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點 變動中國

《殘酷底層物語》瘋傳的城鄉階級想像

一篇文章走紅,暴露了中國的階級生態:城市中產想像農村,構建優越感;而低收入群體,則掉入了前者的話語規則陷阱。


圖為河北省崇禮區一名農民帶著她的騾子。
圖為河北省一名農民帶著她的騾子。攝:Kevin Frayer/GETTY

6月8日,一篇題為《殘酷底層物語:一個視頻軟件的中國農村》的文章,轟動了中國大陸的社交網絡。該文作者霍啟明以一款叫做「快手」的視頻應用為例,用該平台上各種所谓「光怪陸離」的視頻,描述了中國農村青年如何想盡辦法「搏出位」(吸引注意力獲取知名度)的現實,讓眾多讀者大為震驚。短短幾個小時內,該文閲讀量便突破十萬。

然而此文造成瘋狂轉發的同時,也引起了很大爭議。一些聲音指出: 文中所列舉的「低俗」、「殘酷」、「不可理喻」的視頻並非「快手」上的主流內容;也沒有證據表明,生產、消費這些視頻內容的主要是農村人。

拋開文章本身的是非,它的走紅本身,其實深刻暴露了當下中國的階級生態: 隨着收入與財富結構的固化,城市中產階級正在通過對農村的想像,來構建一整套「階級優越感」話語;而農村與城市的低收入群體,則在不知不覺中,掉入了城市中產階級的話語規則陷阱。

審美評判的雙重標準

一個十分關鍵的問題是:《物語》一文所列舉的各種看似「怪異乖張」的視頻內容,如生吃病死豬、模仿成人抽菸喝酒的九歲少年、十五歲的準媽咪,到底在多大程度上算是一種「病態」、一個「問題」?

我並不否認這些視頻會給某些觀者帶來審美上的不適,也不強求所有人都認同「文化表達無所謂優劣高下」的相對主義原則,但是拋開那種「動物園裏看猩猩」的獵奇圍觀心態,我們必須要問:這些所謂「不堪入目」的視頻內容所展現的文化元素,和城市中產階級所追捧的文化產品究竟有什麼本質不同?

為什麼里安納度·狄卡比奧(Leonardo Wilhelm DiCaprio,李奧納多.狄卡皮歐)在《復仇勇者》(The Revenant,《神鬼獵人》)中,能靠着生吃野牛內臟的奔放表演贏得一眾粉絲的心,而「快手」上生吃病死豬追求點擊量的視頻,就該被譴責是「噁心」?九歲少年模仿成人抽菸喝酒,和各類兒童、親子真人秀節目逼迫孩子展現早熟的一面,是否有本質不同?十五歲的準媽咪,難道就真的比講述男男校園愛情的火爆網劇《上癮》,更加挑戰中國社會的主流性觀念?我們不是要比較不同階級消費的文化產品孰好孰壞,而是應該反思:為什麼同樣的文化元素,出現在城市中產階級主要消費的娛樂產品中,就讓人不以為意,而出現在城市中產階級眼中的「他者」身上時,就是「低俗」、「噁心」、「荒誕」?

許多文化符號,本身並沒有固定的美學價值。它究竟是「高雅」還是「低俗」、「無可厚非」還是「不可接受」,很大程度上取決於這種文化符號由誰表達、由誰評判。當文化產品的生產者是低收入群體、社會邊緣群體時,其中的種種元素更有可能被城市中產階級貼上「低俗」、「不堪入目」的標籤,甚至上升到「社會問題」和「病態」的高度。這裏體現的,是城市中產階級在審美領域的雙重標準和階級之間話語權的嚴重不平等。

「農村想像」背後的階級優越感

在很大程度上,《物語》一文的走紅, 是因為它迎合了許多人對中國當代農村的刻板印象:骯髒、愚昧、落後、冥頑不化。這種印象,一方面表現為相當一部分城市中產階級對農村人的鄙視情緒,另一方面也使得許多人在轉發、評論《物語》一文時,表達對農村悲慘現實的憐憫和同情。在這裡,鄙視和同情是相輔相成的,都是基於「農村落後」這一基本前提的「俯視」視角。

而在城市中產階級中,還流行着另外一種對農村的想像方式:田園詩般的純潔、恬靜、美好。這兩種對於農村的想像,看似針鋒相對,內在邏輯其實是一致的:城市和農村是截然不同、無法聯結的兩個世界,這兩個世界中的人既不能相互理解、也不能相互轉化。

所以,在城市中產階級對農村的想像中,出身農村的打工者或是「鳳凰男」,都不可能真正變成城裏人;而「快手」上的網絡紅人再怎麼努力,也不會在城市主流世界中產生一絲波瀾。更重要的是,這兩種對於農村的想像,都將農村描繪成一種與現代文明相對立的「非文明」狀態──無論是「桃花源」式的純淨、還是污穢不堪的蠻荒。

這兩種「農村想像」的本質,都是在城市和農村之間製造絕對的二元對立,並以此為基礎劃分「先進/文明」和「落後/未開化」。與這種認知方式對應的,是當代城市中產階級迫切需要一種能夠有力地表達身份優越感的話語 。

在改革開放三十多年後的今天,寒門子弟成為城市中產階級的上升流動機會,已比改革開放初期大為減小。城市中產階級,越來越進入一個自我繁殖的循環。伴隨經濟地位固化而來的,是城市中產階級對完整、穩定的身份認同的需要:一方面與其他階級劃清身份界限,另一方面為自身經濟地位的優越提供意識形態層面的合理說辭。

由於中國城市中產階級內部的職業、生活軌跡十分多樣,所以缺少一套共同的特質來從正面定義階級身份認同。在這種情況下,對「他者」的想像就至關重要:雖然我們無法定義「我們是誰」,但我們可以通過和「別人」的對比,來定義「我們不是誰」。這種對比,一方面使城市中產階級對其他階級產生距離感,將自身排除在一個更大的社會共同體之外,認為其他階層的苦難是「他們自己的問題」,拒絕在表達同情憐憫之外,為改善其他階層的處境做出利益讓步;另一方面也讓他們相信:自己所享受的優勢地位是合理的、應當的——因為自己既「文明」又「有素質」。

弱勢階級的命運悖論

也許有人會辯護道,雖然《物語》一文的傳播,瀰漫着一股階級優越感,但至少引起人們關注城市與農村在資源分配上極端不平等的現實。但我要強調的是,批判城市中產階級以區隔和優越感為核心的「農村想像」,並不意味着我們要否認中國農村(以及更廣泛意義上的中小城鎮、城鄉結合部)多年來所承受的社會苦難和制度不平等。對於社會不平等的反思,絕不應建立在對弱勢群體的價值判斷之上。需要反思的關鍵問題在於,哪些因素塑造了弱勢群體的行為方式?什麼力量在無形中剝奪了弱勢群體的其他行動可能性?

具體到「快手」的問題上,不難發現,這些視頻內容生產者——大多是農村、城鄉結合部、中小城鎮的低收入群體——所試圖走的路線,屬於典型的「網紅經濟」模式:先通過飽含噱頭的內容吸引關注,再將粉絲影響力變現。而「網紅經濟」模式,恰恰是在城市中產階級文化消費中率先興起的。

不僅是網絡視頻,在其他生活方式、消費觀、品位、文化表達中,大都存在一種趨勢:低收入群體的行為模式,本質上是在複製城市中產階級已經建立的框架,跳不出城市中產階級設定好的遊戲規則。這種模仿和追隨,體現的正是低收入群體在社會生活中的弱勢地位。

更悲哀的是,當城市中產階級「玩剩下」的生活方式、文化元素開始被低收入群體模仿的時候,往往還會招來城市中產階級的無情嘲笑、被斥為「低俗」(例如「農村重金屬」的音樂品味和「洗剪吹」、「殺馬特」的造型風格)。

工薪階層、農民及其他低收入群體,不僅無力改變城市中產階級所設立的遊戲規則,甚至再也無法想像出不一樣的可能性。弗朗茲·法農(Frantz Fanon)指出,種族主義的弔詭之處在於,黑人要想證明自己的價值,必須遵循白人設定好的「成功模式」,黑人的價值取決於白人的肯定。這種狀況和當今中國的階級生態何其相似:對於弱勢群體來說,不管他們是嚮往、還是試圖挑戰城市中產階級的主流文化,他們的自我表達都無法真正跳出主流文化的圈子。自然而然的,他們的自我表達是否有價值,也不得不交由主流文化的價值觀來評判。

這種深層次的依賴,無疑使得中國的低收入階層難以形成獨立的階級意識,自然也無法發展出一套挑戰城市中產階級的身份話語。在城市中產階級的身份認同漸漸明晰、並逐漸開始懷着「階級意識」參與政治生活的情況下,高度缺乏「階級化」的弱勢群體,所遭受的壓迫和羞辱只會更多。

(趙思甜,旅美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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