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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宗、國家主席、總統的三角習題

梵蒂岡駐華大使館1946年成立於南京,1951年遷至台北。2016年台灣第三次政黨輪替,台海局勢生變,它能否回朝思暮想的北京?


主教任命權、中國三自愛國教會、台海問題,是中國和梵蒂岡走向正常關係的三個主要障礙。
主教任命權、中國三自愛國教會、台海問題,是中國和梵蒂岡走向正常關係的三個主要障礙。攝:Kevin Frayer/Getty Images

2015年9月22日,教宗方濟各及習近平同日踏上美國的土地。

同樣是歷史性的訪美行程,一個是12億天主教徒愛戴的精神領袖,所到之處掀起旋風如搖滾巨星;一個則是13億人口的國家主席,沿路的歡迎也夾帶反對者抗議。和2014年方濟各訪韓,專機經過中國上空時相比,這是中梵領袖歷史上最接近的距離。但最終,兩人還是擦身而過。

早一日返國的教宗方濟各,在回羅馬的專機上向媒體強調,中國是個偉大的國家,他希望有天能拜訪中國。他也不厭其煩說出2013年就任以來的心願:「在我看來,和中國這樣文化悠久並有許多機會造福人類的偉大國家做朋友,會是一大喜悅。」

中梵領袖在美國土地上的錯身意味深長。北京與梵蒂岡之間這個似近又遠的距離,自1942年教廷與中華民國建交,1951年駐華使館從南京遷到台北之後,緩步進退走了74年,經歷五任教宗。

幾十年的僵局,在2013年教宗方濟各和習近平僅隔一日接班後,彷彿有新的契機。3年來梵蒂岡頻頻遞出橄欖枝,中方也都有善意回應,雙方互動頻繁,關係一年比一年升溫,今年的種種跡象更令外界預測,中梵的歷史性突破很快就要到來。

兩岸關係變化 決定台梵斷交時間表

梵蒂岡是義大利羅馬的城中之國,國土面積只有0.44平方公里,比太平島更小。它沒有軍隊,也沒有獨立的工業,卻是全世界天主教神職人員的行政中樞。教宗作為天主教會的最高領袖,也是全球12億天主教徒的精神及道德象徵。梵蒂岡作為特殊的政治實體,在國際社會舉足輕重,可以說是全世界最小的國家,也是最大的國家。

在中國和梵蒂岡走向正常關係之間,主教任命權、中國三自愛國教會、台海問題,是三個主要障礙。這三個問題,除了與台灣斷交對教廷有無足輕重的道德問題,主教任命權和教會管轄權都牽涉到雙方意識型態及權力基礎的矛盾,是中梵六十幾年來的雙人舞不斷進退迴旋的主因。

北京的消息源對端傳媒記者透露,相比前兩個問題,台灣才是教宗抵不了彼岸大陸的主因——梵蒂岡是台灣目前在歐洲的唯一邦交國,也是相較其他中南美洲及非洲小國,唯一具有道德象徵及國際影響力的國家。這位不肯透露姓名的消息源說,這一關鍵甚至不在於教廷是否要和台灣斷交,而是北京評估一旦中梵建交會將台灣推得更遠.必須針對台海關係的變化,來決定何時能讓教廷和台灣斷交。

2016年1月,台灣總統大選結果揭曉,民進黨取代國民黨,在國會、中央、地方完全執政。新總統蔡英文520就任後的台海局勢,牽動着中台梵三角關係。台灣方面一貫低調回應,中梵則頻頻透過媒體釋放消息,暗示今年會有重大突破。

親近梵蒂岡的義大利媒體持續釋出「梵蒂岡高層消息」,表示中梵建交指日可待。今年2月的中國新年前夕,教宗接受《Asia News》專訪時,表達他對中國文明的崇敬及喜愛,被指為避開敏感的宗教自由問題,持續向北京發出熱切呼喚。中國外交部發言人其後也回應,中國一直很真誠要促進中梵關係。

香港《南華早報》評價,教宗的「磕頭外交」(Kowtow Diplomacy)是能夠收到具體成效的高明作法。《Foreign Affaris》更預測,2016年9月,教宗要替德瑞莎修女封聖,這是宣布中梵建交的好機會——這位世人懷念的修女曾在若望保祿二世在任時,擔任過非正式的中國特使。

5月2日,負責中國事務的教廷國務卿帕洛林(Pietro Parolin)樞機主教接受義大利媒體專訪時表示,目前中梵正處在有意繼續對話、一起尋找解答中國教會問題的正面階段,「就我個人而言,我敢說前景可期。」但他也指出,「中梵關係有高低起伏,目前還不到下結論的時候。但希望發的芽能開花結果,這對中國本身和全世界都是好事。」

而後許多中方媒體紛紛報導,中梵即將建交。

據《文匯報》報導,中梵之間談判了近4年的主教任命協議已基本達成,預料梵方應該在今年底或明年初回應。目前雙方在主教任命權的默契是,由各教區自選出一名主教人選,報上中國天主教主教團,再報國家宗教局備案,最後通過外交渠道通報梵方做最後同意,兩方都無異議才會舉行祝聖,中方不會強行祝聖。

520前,北京官方研究機構一位不願具名的中梵專家向端傳媒記者表示,這幾年中梵對話一直都在進行,梵方也很主動善意,目前普遍輿情包含國際社會,中國地上地下教會和梵蒂岡都覺得中梵建交指日可待,「實際上卻還沒這麼快。」

他透露,主教任命權在這幾年已經有了默契,3年來雙方皆無擅自祝聖主教.實際上北京按兵不動的癥結,正是台海關係。

他認為對北京來說,中梵建交的實質政治紅利不大,梵蒂岡之於北京的政治價值更在於打擊台灣的手段。但考慮到梵蒂岡是台灣最重要的邦交國,「這個牌打出去就把台灣推出去了,對台海統一不利,本來可以左右兩方取得最大利益,一旦建交會變成一個死棋……而北京要利用建交前獲得最大談判空間。一旦建交,中梵兩方也就都要受到國際法的制約。」

但這位長期研究中梵關係的專家表示,目前確實是兩國長久以來最接近的時刻,中梵建交很有可能在習近平的第二個任期達成。「中梵關係和台海關係互為表裡,北京要等蔡英文的520就職演說之後,才會定調。」

蔡英文只提九二會談 中梵建交快了?

520答案揭曉。

在蔡英文親自定稿,六千多字的就職演說中,「九二共識」和「一中原則」的北京版標準答案沒有被填進空格中。4小時後,國台辦回應這是一份「沒有完成的答卷」。隔日,發言人馬曉光表示,「九二共識」是兩岸政治制度性對話的基礎,一旦這個基礎沒有,將暫停兩岸政治對話機制。

兩岸局勢將如何變化還有待觀察,但2008年以來,國共交往的甜蜜年代已宣告結束。過去8年在「九二共識」的框架之下,兩岸高度交流,外交休兵。北京一方面將台灣的外交空間框入「一中原則」中,一方面不挖牆腳替馬政府保住22個邦交國。如今「九二共識」基礎上附加的外交紅利,隨着北京宣稱的「交流基礎不在」,也宣告用盡。

520前對於外界所謂「中梵隨時建交」還語帶保留的北京學者,520後向記者表示,他對於建交非常樂觀。他透露,蔡英文的520就職演說不提「九二共識」,只提了九二會談,相當於默認台灣獨立。接下來中國會採取主動姿態,中梵關係會變得更加高調,「中梵建交,快了。」

彷彿北京就在等這一刻。但台灣並非沒有準備。

1月16日大選結束後,台灣政府涉外部門便已密切評估,蔡英文執政後雪崩式斷交的可能性。梵蒂岡是最被關注的邦交國之一。而副總統陳建仁是虔誠的天主教徒,過去也因為抗SARS(嚴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和學術成就被教廷封了兩個騎士頭銜,與羅馬教會的深厚淵源,被視為新政府維持台梵關係的重要角色。

據端傳媒了解,從2013年3月教宗方濟各和習近平上任後,中梵在羅馬及北京進行了4輪秘密對話。分別是2014年6月在羅馬、2015年10月北京、今年1月羅馬,而最近一輪對話則在5月初剛於北京舉行完畢。北京消息人士透露,中梵在1月開始,第一次設立了聯合工作小組,共同商討相關事宜,作為未來建交的鋪墊。

一位熟悉教廷事務的台灣資深外交官員向端傳媒分析,這類工作小組類似梵蒂岡與越南的建交談判機制,也意味着中梵間要將對話制度化,定期召開來處理彼此歧見,即是一般所熟知主教任命權、教導權,以及行政權等問題。

他以越南為例解釋:梵越在雙方高層互訪後於2007年成立「朝向外交關係的越梵聯合工作小組」,雙方的接觸談判,由不定期轉向定期的對話機制,但至今梵越還沒建交。因此他判斷,中梵對話的工作小組1月才設立,未來還有許多問題需要逐一解決。

據悉,中梵之間的對話機制有知會台灣。根據梵方說法,目前為止雙方談判事宜限於宗教事務,而不到政治事務。520前,台灣方面則評估台梵暫無立即斷交可能。

但520後,局勢如何變化很難預測。教廷駐華大使館至截稿前,未有答覆端傳媒關於教廷是否已準備在近日與台灣斷交的問題。

長期研究中台梵關係,高雄文藻外語學院國際關係助理教授梁潔芬修女則認為,與中國關係正常化,是若望保祿二世1987年和北京恢復對話以來,教廷的一貫政策,29年來中梵即將建交的傳聞從沒間斷過。無論520後台梵是否馬上斷交,這是大勢所趨,無法避免。

520後,學者認為中國會採取主動姿態,中梵關係會變得更加高調。
520後,學者認為中國會採取主動姿態,中梵關係會變得更加高調。攝:Franco Origlia/Getty Images

台灣「被斷交」陰影不斷

1942年梵蒂岡和中華民國政府建交,1946年將駐華大使館設於南京。1949年,以無神論為意識型態的共產黨政權在北平成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許多外籍神職人員、傳教士被逐出中國,來到港澳及台灣。

國民政府遷台後,教廷一度繼續觀望,不想放棄發展了400年、教徒已有約300萬的中國教區,直到1951年中共政權穩定,開始驅逐教會,教廷不得不離開中國,將大使館遷到台北。台灣在冷戰時期扮演重要角色。

1950年,中國一些神職人員以反抗殖民主義為名,發起自治、自養、自傳的「三自愛國運動」,後來被中共挪用,建制一套獨立於羅馬教會的中國獨立教會系統.以「一會一團」——「中國主教教愛國會」與「中國主教團」來控制天主教,並直接隸屬國家宗教局管理,挑戰羅馬教會的聖統制。

台灣政治大學宗教所教授蔡彥仁認為,中國過去的政治傳統,天子一直是政教合一的領袖。康熙皇帝曾因禮儀之爭而對天主教態度趨冷,雍正、乾隆更明令禁教。而到了共產黨政權,政治觀還是承襲一貫的天朝心態,宗教從來都不能凌駕在政治之上。

到了60年代,文革等政治運動中,嚴酷的宗教壓迫導致所有宗教信仰都被取締,包括天主教會。許多忠誠於羅馬教宗的教徒為信仰不惜被打壓甚至殉道,也有許多教友轉入地下秘密活動。受到官方認可的地上教會,有的在夾縫中求存,有的則和權力為伍,也埋下中國內部地上及地下教會分化的問題。

礙於數百萬的教友和教會在中共控制之中,教廷與台北始終保持謹慎的關係。梵蒂岡一度在聯合國的代表權上,採取同意讓中華人民共和國加入的「兩個中國政策」,但因兩個中國皆不願意而調整回來。1971年台灣退出聯合國後,教廷將駐台北使節的級別從大使級改為臨時代辦,維持「一個中國」政策。

1979年,鄧小平推行改革開放,開始恢復「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採取控制而非消滅的策略。當時接任教宗的若望保祿二世來自波蘭,對共產極權國家有深刻體驗,他一方面靈活地調整對中國教會的態度:給予忠於羅馬的地下教會主教特權,讓其「先祝聖,後呈報」,藉此保存天主教信仰的正統;但同時對於地上教會的諸多非法祝聖主教也較寬容,以延續中國天主教會的發展。另一方面,則以與中國關係正常化為目標,1987年開始積極恢復對中談判。

1999年左右,雙方對於主教任命權已經大致取得共識,準備建交。當時教廷的國務卿蘇達諾主教甚至對媒體表示,只要北京上午同意,教廷的駐華大使館當天就可以從台北遷到北京。

從那時起,台灣就一直處於「被斷交」的陰影中,但台灣天主教會也有心理準備。1998年被拔擢的台灣樞機主教單國璽,在當時曾建議教廷不要輕易放棄台灣,可將台灣作為和北京談判的籌碼,以及協助發展中國教區的「橋樑教會角色」,台梵關係才又稍稍穩定下來。

2000年1月,北京在雙方即將建交前,突然單方面祝聖主教,並且強迫合法主教參加祝聖儀式,讓教廷極為不滿。而後中華人民共和國十一國慶日時,教廷為120名中國的殉道者封聖,亦嚴重觸怒北京。中梵關係再次降至冰點。一位北京宗教學者分析,宗教事務是江澤民主政時代的弱項,對於法輪功過於嚴厲、中梵要建交了雙方又交惡,這也成了江任內的兩件敗筆。

2005年若望保祿二世逝世,經過一番波折,時任的陳水扁總統夫婦赴梵參加喪禮,中方憤而不派使節出席。接着本篤十六世繼任,繼續謹慎與北京交流。

出身德國的本篤十六世是個神學家,重視教會法典在中國的恢復,是北京眼中的「基本教義派」。2007年,他針對中國教會發表一封長達50餘頁,翻譯成多國文字的牧函,對於中國教區的特殊狀況,提出詳盡的原則性解釋,讓教友得以遵守,他特別希望中國地上地下教會不再分化,鼓勵「共融」。

同年他還成立「中國教會事務委員會」,除了教廷國務院及傳信部的官員,還邀請了港澳台的代辦,樞機及主教們,修會神父及學者等30人左右參加,每年度召開,足見其對中國事務之重視。

雖說本篤十六世2007年的牧函措辭溫和,但也為中梵談判設下底線,被中方認為「過於基本教義」,「不了解中國國情」。

2004年到2008年期間的前台灣駐教廷大使杜筑生向端傳媒回憶,2008年,時任教廷外交次長,也就是現任國務卿帕洛林樞機主教曾向他表示,雖然媒體傳言很多,事實上必須解決主教任命權問題,雙方才可能從對話到談判。但教廷卻連和中國恢復對話都相當困難,建交還早。

中國政府與梵蒂岡在1987年恢復對話後,曾彼此妥協,如有中國神父知道自己將被祝聖,會私下先尋求梵蒂岡同意,但這個非正式安排在2010年被胡錦濤中斷。當時北京施壓8個梵蒂岡認可的合法主教,要求他們參加官方指定的非法主教祝聖典禮。中梵關係由此惡化,發展到2010年中斷對話的程度。

北京官方的中梵學者認為,若望保祿二世和本篤十六世都是歐洲人,對待中國屬於冷戰思維,態度多是批評,沒有在對話中釋放善意,關係很難改善。但這個情況,在2013年教宗方濟各及習近平同時上任後,有了明顯不同。

梵對中事務 雜音已難發出

面對中國,方濟各不脫歷任教宗一貫態度,但他意志更為堅定,身段更為柔軟。

教宗方濟各就任後,就給隔日亦正式接班的習近平發了賀文,習近平也善意回覆。首位出身拉丁美洲的方濟各,作風平易近人被譽為「窮人的教宗」,教眾寄望他可以改革積弊多時、醜聞纏身的教會。而上任後以反腐為旗幟,打壓異己收束權力於一身的習近平,也被許多人投射中國夢。北京中梵專家認為,兩人都是在權力使用上比較強勢主導的領袖,一上任就大刀闊斧地推行改革。

方濟各的中國情懷承自他所屬的耶穌會,這個在16世紀才成立的修會,有兩位與中國深有淵源的傳教士——沙勿略.方濟各(St. Francis Xavier)與利瑪竇(Matteo Ricci)。

沙勿略.方濟各是耶穌會的創始人之一,天主教會喻之為「歷史上最偉大的傳教士」。當年他熱切的從西班牙出發到亞洲傳教,足跡遠到印度、馬六甲及日本,一心想進中國卻壯志未酬,於1552年病逝在廣東外海的上川島。聖方濟各死的那年利瑪竇出生,30年後的1583年,明朝萬曆年間,利瑪竇成了第一個成功進到中國的天主教傳教士。

教宗方濟各在今年2月接受Asia News專訪時提到:「當我還是個男孩時,每當讀到任何關於中國的事物,總會激起我的崇敬之意。之後我從利瑪竇的一生看到,他實際上和我感受到一樣的事:景仰。我看到他是如何進入這個偉大的文明,並且與它對話。」

方濟各一上任,即任命教廷著名的知中派,帕洛林樞機主教為國務卿,負責對中談判。

帕洛林樞機主教在本篤十六世時,就是對中事務的談判代表,但後來被調任到委內瑞拉擔任總主教,因此和當時的阿根廷總主教、現任的教宗方濟各熟識。據北京消息源透露,北京對帕洛林一直印象很好,認為他廣泛聽取意見,化敵為友。

84歲的香港榮休主教陳日君樞機告訴端傳媒,教宗方濟各繼任後,本篤時代的中國教會事務委員會,再也沒有召開,委員會名存實亡。現在由帕洛林樞機主教主導的中梵秘密對話,已完全繞開中國教會事務委員會。

「教廷現在已經幾乎沒有人站在我們這邊。」陳日君樞機落寞地說。

他指的「我們」,是他心繫一輩子,在中國地下地上教會的弟兄。他回憶,過往的中國事務會議上,雖然主導對中談判的國務院和傳信部官員都傾向和中國示好,但委員會成員多元,內部還是有許多辯論,然而現在的對中事務只掌握在少數人手上,「教會意見看來很一致,已經很少雜音」。

陳日君當然知道,自己就是這不合時宜的「雜音」之一。

他1932年出生上海,1948年到香港入慈幼會,1989年後曾在中國教書7年,1996年被若望保祿二世指定為香港助理主教。由於了解地上地下教會狀況,在若望保祿二世時,被延攬為中國秘密會議的成員。2007年本篤十六世成立中國教會事務委員會,陳日君也在教廷的對中事務上扮演重要角色,直到2013年本篤十六世離任為止。他親身見證梵蒂岡近20年來對中事務的變化。

中國地下地上教會的問題相當複雜,無法簡單化約成正邪善惡,但過去羅馬一向較重視忠誠的地下教會.陳日君觀察到,近年顯着的趨勢是,對中示好的教廷越來越邊緣化地下教會,他擔心這樣下去,在中國境內因為信仰受到迫害的人士處境會更艱難。

今年4月,習近平召開多年來罕見高規格的「中央宗教工作會議」,再次強調宗教工作必須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宗教理論,要走「中國化路線」。

北京的中梵專家分析,「中國化」和天主教會一向強調的「本地化」不同。「本地化」指的是傳教要尊重當地的文化風俗、入境隨俗,而「中國化」,直白地理解,就是教會還是歸共產黨管,北京沒有妥協的可能。

蔡彥仁觀察,中國的宗教政策在1978之後有放鬆的大趨勢,直到2012年習近平上台後「確實是很大的轉變」,從這兩年浙江省以「三改一拆」為由,大規模的拆十字架運動可看出全面收緊。他認為令習近平警覺的,可能正是90年代東歐共產國家倒台與工會及天主教的力量之間的關係,「組織是基督宗教的強項,而且是會員制的,緊密連結的,這也是為何共產政府特別防備的原因。」

但習的這番講話沒有引起梵蒂岡的緊張。消息源向端傳媒透露,目前雙方對主教任命權的默契是教宗保持了名義上的任命,但實際決策權還是中國政府說了算。正是這個默契,3年來雙方皆無擅自祝聖主教,而最近一次是去年夏天,雙方同意下祝聖了安陽的助理主教。

「中梵之間是兩個權威的衝突。」梁潔芬修女分析,「主教任命權、教導權、教會行政權,是一千多年以來羅馬教會的權力基礎,也是天主教之所以和基督教不同的核心原因,一旦棄守了,天主教就不再是天主教。」

讓渡權力的教會還是天主教會嗎?許多天主教徒深信教宗不會在原則上讓步,但回望歷史,教廷為了保住元氣,延續教會生命並非沒有妥協過。無論是希特勒、墨索里尼的時代,或者在東歐的共產國家。

「現在的教宗來自南美洲,對共產黨的認識沒有這麼深刻,」陳日君樞機表示,過去拉丁美洲的苦難來自於右翼軍事政權的壓迫,共產黨是被政府迫害的弱勢,但東歐和亞洲的共產黨不同,「教會不能重蹈東方政策的覆轍。」

陳日君說的是60年代冷戰正熾,教宗保祿六世為了改善與東歐共產政權的關係,採取的「東方政策」(Ostpolitik)。

這可追溯至1962年至1965年梵蒂岡第二次大公會議的精神:「天主教向全世界開放,以對話代替對抗」。當時教廷與多個東歐共產政權協議,共商主教人選,並且停止批判人權問題。這個政策雖然是為了保留教會元氣,但也因為妥協過多,對忠貞抵抗的教徒噤聲,在道德上飽受批評。

而恢復梵二會議的「對話精神」,正是方濟各上任後不斷強調的。

杜筑生則認為,梵蒂岡並非一般世俗國家,不能用現實政治的邏輯來看待其國際關係。教宗希望和中國交往的出發點還是牧靈,台灣實質上也沒辦法左右中梵關係。「我在任時都跟教廷強調,我們樂見教廷與中國大陸改善關係。只要大陸人民可以享受宗教自由,只要教廷不背棄原則。」

教廷從無斷交紀錄

然而中梵如果建交,台灣會如何?梁潔芬修女認為,轉變未必不能承受。

「教廷在這十年就已經避免用『斷交』來定義台梵關係可能的轉變,」梁潔芬修女強調,教廷不應該使用這樣的話語,讓自己落入道德的兩難,畢竟教廷沒有和任何國家斷交的紀錄。

如她一直所倡導的,她認為台梵關係應該盡可能從外交關係轉為文化關係,將原本的低度官方交流,轉變成文化、博物館、科技、國家計畫等高度文化社會交流。這樣即便邦交關係不在,也能將對台灣的傷害降到最低。

「這3年的台梵關係比之前都好。」她認為,一方面這是教廷對於台梵關係「轉變」所做的準備;另一方面,港澳回歸的一國兩制之下,台灣在中華教區更顯得獨立而珍貴,「橋樑教會的角色會更重。」

當外界的焦點都在中梵關係的回溫時,教廷除了積極和中國破冰,也對台灣也採取平衡策略。剛結束了8年任期的前教廷駐華代辦陸思道(Paul Russell),與剛卸任的前台灣駐教廷大使王豫元,一直積極推動深化台梵間實質關係。

2011年台梵簽訂《高等教育學位採認協定》,2013年前總統馬英九夫婦前往梵蒂岡參加教宗方濟各的就職大典,2014年教廷西斯汀教堂合唱團首度訪華演出反應熱烈。

2015年也是教廷高層官員來台最密切的一年,這年11月,教廷臨時通知故宮,表示願意出借禮儀聖器室從未對外展示過的聖器。在雙方高度配合,以及台灣主教團的支援下,60組珍貴聖器運到台北,於今年2月到5月在故宮舉辦「天國的寶藏--教廷文物特展」,吸引了兩百萬參觀人潮,其中不乏亞洲其他國家的天主教徒組團前來朝聖。

1552年一心要進中國傳教的聖方濟各,他的聖髑與聖髑箱也在這一次特展中,來到了台灣。

聖教東傳,是天主教從不放棄的心願,對1951年被迫離開中國的梵蒂岡來說,台灣只是一個暫留的小島,進不去大陸的橋樑。如同葬在廣東外海上川島的聖方濟各。他終究要回去。終究會回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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