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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強:中產階級的死與生──雷洋案後維權運動的終結

隨著雷洋案的發酵,一套全新的中國中產階級政治正在形成,並將告別2003年以來的維權運動。


吳強:2003年開始的傳統維權運動,正在被新的中產階級政治所代替。 攝 : Feng Li/GETTY
吳強:2003年開始的傳統維權運動,正在被新的中產階級政治所代替。 攝 : Feng Li/GETTY

最近,中國一連串的非正常死亡,引發公眾的強烈反應,政府當局也採取了緊急措施應對,特別是圍繞所謂雷洋涉嫌嫖娼遭遇強制約束死亡的劇情反轉,直至6月1日北京檢察院第四分院對涉案警員決定立案偵查,構成了今年春夏之交的連續事件。

然而,無論中國內部的社會運動討論,還是外界觀察,都對這一系列事件的意義認知不足。鮮有人意識到:一個全新的中國中產階級政治正在形成,並告別了2003年以來的維權運動。

中產階級的死亡

近期一系列事件,由四起死亡構成:4月12日,咸陽大學生魏澤西(22歲)因盲信百度和莆田系軍隊醫院而病亡;5月5日,廣州醫生陳仲偉(60歲)在家被一名病人砍死;5月7日,北京一名環保機構人員雷洋(29歲)死於若干便衣警察的當街抓捕行動;5月10日,鄭州范華培(36歲)因不滿強制拆遷怒殺一名當地官員後被警方擊斃。這些死亡事件,不同程度地在全國範圍引發了抗議。不滿的矛頭指向了醫療體系、軍隊和警察,瀰漫着對城市中產階級安全感的強烈擔心,而且出現了一些前所未有、嶄新的抗議組織方式。中國的社會精英開始捲入其中。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雷洋之死引發的抗議和擔憂。雷洋2012年從北京的精英大學(中國人民大學)碩士畢業。5月7日晚,他在住所附近被幾名便衣警察逮捕後死亡。

事後,當地警方稱他們在執行「掃黃」任務,認為雷洋剛剛參與了嫖娼,並通過公共電視節目播放了一名當班警察和一名「妓女」的證詞。此外,他們還聲稱附近街區監控攝像頭全部損壞、執勤警察的隨身錄像設備也被損壞、雷洋的手機記錄消除並非警方所為等等。警方的野蠻執法和事後辯稱,首先激怒了雷洋的大學同學和校友,5月11日,一封署名「中國人民大學88級部分校友」的抗議信,迅速傳遍中國的社交媒體,引發其他年級校友的多封公開信,包括1977-78級諸多知名校友的聯署抗議。

這些公開信,第一次鮮明、直接地質疑中國的警察暴力和警權濫用問題。而且第一次集體表達了對中產階級自身,特別是人身權利得不到基本保障的擔憂。他們呼籲對雷洋之死進行獨立、公開的調查。在部分88級校友的公開信中,雷洋的死亡過程被描繪為「一次以普通人、以城市中產階級為對象、隨機狩獵的惡行」,批判目標直指警察權,表達的不再只是中產階級的憂慮,而是憤怒。

在那封公開信的末尾,人們聽到了一個近十年來罕見的強音:「雷洋的死並非意外,而是一場系統性的悲劇。我們呼籲最高權力機關展開對雷洋死因的獨立、公正調查,我們要求嚴懲肇事兇手、徹底整頓約束公安紀律,我們要得到最基本可靠的人身安全、公民權利和城市秩序。舍此,在我們未老的未來,我們不會無所謂的。對惡,我們不會忍太久。」

就在一週之後,這一彷彿89學運廣場的迴音,得到了習近平兩次講話的迴應,分別要求當局善待中產階級、以及規範公安執法的問題。

儘管這一系列事件仍在進行中,未來的具體結果也不確定,中國社會層出不窮的新熱點,也可能很快就會轉移公眾的持續注意。但是,這種插曲性的事件,可能是推動中國的僵化體制發生轉型的唯一路徑。中國的政治結構已經由這些插曲性事件發生了相當根本性的轉變。也許,從方法論上,這些插曲性事件並非發生在中國既有的政治框架內,而是打破了中國社會和政治表面上的和諧和穩定,展現了一種全新的認知框架和新舊力量對比,如哲學家齊澤克(Slavoj Žižek)在他的Event一書中所做的哲學和精神分析,在事件﹣行动打破旧有的政治均衡后,一個新的政治主體涌现了——中國新興中產階級,正在通過這些事件的參與,以一種全新的團結方式顯現其主體性。這在過去三年習近平的強力威權統治下,絕對是一個了不起的挑戰和改變。

中產階級的新生

這些事件的背後,是中國新興城市中產階級前所未有的力量顯示。他們以校友群加社交媒體的方式進行動員、抗議,而且聯結了1980年代和1989之後整整兩代校友的正義訴求,表明一種全新的中國政治──中產階級政治的上升。這在1989年之後去政治化的市場經濟進程中,雖然是一次小型的抗爭行動,卻創造了許多第一:第一次以校友方式進行成功的動員,第一次在校友範圍內聯合體制內精英和社會精英的跨代際動員,第一次以精英大學的標籤表達出中國新興中產階級的集體焦慮和憤怒,第一次大規模地直接對抗警察秩序、挑戰中國威權統治的核心——警察制度和警察暴力。

如果聯繫到5月份中國各地中產階級自發組織的反對「高考減招」的大規模抗議,包括自焚抗議,更有理由得出:相比此前,特別是2003年孫志剛事件以來的「維權運動」,中國中產階級整體上不再置身於抗爭政治之外。因為雷洋之死,一個原本服務於中國社會內部精英再生產的校友紐帶——社會資本,被動員、政治化了,轉化為中產階級抗爭的新劇目。他們有了更清晰的身份認同和政治訴求,在自身的集體焦慮基礎上通過社交媒體動員,開始加入集體抗爭。

更有意義的,還在於這一全新的中產階級政治的興起──一個全新的中產階級政治登上了中國抗爭政治的舞台。

在過去十數年,中國的城市中產階級悄悄然而迅速地擴大。根據瑞士信貸2015年10月公布的一份研究報告,中國已有1.09億人口進入可國際衡量的中產階級行列,較21世紀初,增加了五倍之多,超過美國成為世界上最大的中產群體。

儘管一直以來,這一群體近乎政治沉默地「悶聲大發財」,犬儒主義地為當局的經濟績效合法性提供支持,但是,過去一個月來的一連串事件,改變了他們的集體認知。中國的中產階級開始政治甦醒了,他們寧願回溯以17世紀英國的人身保護法案為訴求,挑戰中國的威權統治秩序。

它的直接影響,是中國高層最近一個月的幾次基調性講話。這表明,中國政權的合法性基礎正急速轉向中產階級的支持和消費,以面對一個持續經濟下行甚至長期「L」型曲線的經濟衰退。

維權運動的終結

如此,不能不對比維權運動的中產階級角色:市場化媒體的記者、維權律師群體、少數知識分子、和NGO 等,他們只佔日益擴大的中國中產階級的極小規模,局限在少數專業相關群。他們在權利倡導的框架下,主要為底層階級和少數群體的權益被侵害提供幫助,以他們的專業能力為後者分散、自發的「依法抗爭」提供支持,包括運動框架、話語、金錢和法律。

儘管這些「從中間往下」的維權運動,還包括最近幾年蓬勃興起的,同樣以底層階級為幫助對象的公益慈善浪潮,屬於最廣泛意義上兩個階級之間的初步政治聯盟,也以這種跨階級方式啟動了中產階級內部的動員,但其聯盟與合作卻相當脆弱。其情形非常類似韓國1980﹣90年代,當時的韓國公民社會。主要是工人階級抗爭,受益於新自由主義經濟繁榮的新興中產階級,整體上保持着與工人階級的距離。只有其中碎片化的學生和知識分子加入到工人階級的抗爭,作為民主轉型的催化劑。

中產階級犬儒主義地躲藏在經濟繁榮和威權主義統治的國家﹣社會關係中,這是東亞普遍存在的問題,不獨中、韓。這一現象,直到1990年代才發生改變,如泰國1992﹣1997年之後發生的變化。

威權當局的策略也十分清晰──承襲殖民主義者曾經的「分而治之」手法。治理手段上,他們續強調階級分析,對維權運動採取「階級隔離」的結構性鎮壓,防範「顏色革命」或香港「佔中」運動延燒至中產階級。這一結構性鎮壓,嚴厲打壓公民社會,其始於2013年初的「南方週末」事件;隨後又有「淨化互聯網」行動;2014年則強行關閉一批獨立NGO、先後逮捕NGO領袖、人權律師、女權分子和勞工領袖等,終於2016年4月29日通過《境外NGO管理法》。以該法案為標誌,這一波結構性鎮壓不僅割裂了國際社會與本土公民社會的聯繫,而且隔離了中產階級NGO與底層抗爭的聯繫,維權運動因此面臨2003年以來的終結。

防止顏色革命,是中國政府將維權運動與恐怖主義、分裂主義並列三大安全威脅的理由。與維權運動平行發展的維穩體制,其目標恰是階級隔離──把維權運動隔離在底層階級和農村範圍內,並污名化那些中產階級的先鋒。

不幸的是,一些在維權運動中斬獲聲望的中產階級維權人士,卻自詡底層階級的代言人,動輒以是否代表底層階級作為抗爭的衡量標準,無視中國中產階級規模擴大的潛在意義、對中產階級自身緩慢卻堅定的動員冷嘲熱諷。這非常接近戰爭大屠殺後的倖存者所特有的虛無主義情緒。他們在遭受威權打壓之後,反倒以一種犬儒主義的態度,不僅繼續固守在行將過時的維權話語中,無法想象這一全新政治可能帶來的變化,而且還繼續污名化他們所未知的中產階級和中產政治。

未來反對運動的中產基礎

正是中國維權運動終結的意義上,過去一個月所發生的一系列事件,表明了全新的變化:中國中產階級的抗爭政治開始自我動員,登上政治舞台。以人民大學88級校友公開信為標誌,他們不僅為中國的抗爭政治樹立了一個新的框架,也開始改變中產階級內部的結構認知,即:維繫中產階級認同和再生產的社會紐帶,可以轉化為抗爭的動員和力量的顯現。

比較底層階級的運動動員,中產階級顯然有着更豐富的運動資源——無論社會網絡、金錢、理論還是遊說能力。即便是碎片化的中產階級或者中間社會也不例外。中產階級行動一旦開始,就沒有理由懷疑他們不會像韓國或者其他轉型國家的中產一樣,更善於利用新媒體技術和組織、並且更有信念和毅力、創造出更多的抗爭劇目和技巧,逐漸克服階級的碎片化。

不僅於此。在已經成為世界第一規模的背景下,中國中產階級具有無人可忽視的潛在政治能量,儘管這一能量在更早的1990年代或者「08憲章」運動中被不成比例地誇大了。但是,此次雷洋事件所展示的中產階級精英的社會權力,並非包括許志永模式在內的,單純權利訴求的維權運動。一旦一場要求教育平權、人身自由和公民權利的,以中產階級為主體的抗爭政治開始深化動員,,就能「跨島」式地鞏固公民社會自身的社會權力——以言說和合法性為中心的集體行動,對維權運動的再政治化,如雷洋案的劇情反轉所揭示的路徑。

也就是,即便作為齊澤剋意義上集體的逃逸——從底層階級的逃離,中產階級開始展現的認同和訴求,也開始直面政治——當下的威權統治以及中產階級的自我政治。這已經超越了外界甚或他們自身原有的體制依附性假定(很多人認為,中產階級是作為官僚階級與市場經濟受益者的小資產階級集合),並且從對過去十年維權運動的反思(甚至更早可溯至1989年民主運動的遺產)基礎上開始進行內部動員。

然後,在這個基礎上,一個以階級邊界為基礎的反對政治便隨時可能出現,競爭中共所扮演的中產階級庇護者角色,充當這一新型公民社會或者中產階級政治的代言人,影響未來中國的政治進程。在這個意義上,在維權運動終結之際2013年「南街運動」中,最早明確打出政治反對旗號而身陷囹圄的郭飛雄、王清營、唐荊陵等,可謂以肉身先驅,聯結着維權運動的終結和新中產政治的開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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