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按：2009年9月，香港開始實行新高中課程（由七年中學教育改為六年），並將「通識教育」（Liberal Studies）列為必修科目。通識教育科內容分為六個單元，包括個人成長與人際關係、今日香港、現代中國、全球化、公共衛生、能源科技與環境。
近年香港政治環境急速變化，愈來愈多青年參與政治和社會運動，有人歸咎通識科和通識教師過分「政治化」，惹起社會爭辯。本系列文章由趙永佳教授與多位通識科老師共同執筆，希望將高中通識教育現場所見所感與公眾分享，並廓清對通識科的誤解與成見。
通識教育科自2009年被引入香港高中學制，成為必修科之一後，社會由最初半信半疑的態度到今天承認其公民教育的重要作用。現時香港社會正趨政治化，正如本欄4月3日的文章（《余健峰、趙永佳：通識科是防火牆不是洗腦機》）所說，通識科更形重要。然而，艱苦步來的學科，正面臨內外交困的苦況。主要困難可見諸以下各方面：
一、對合約制通識老師不公
每年四月起，香港各中學便開始籌備新學年人手。由於學童人數隨着人口老化而下降，學校管理層深感裁員壓力。傳媒報導通識科成為開刀對象，以合約聘用的通識老師能否續約成疑。由於通識科跨學科的獨特性，意味任教不同科目的老師均可兼教通識科，令學校管理層犧牲合約制通識老師，以調撥資源支援其他科目。
令校長對通識科放心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因為過往四年文憑試中考生均取得約九成的合格率（註一）。相對起來，中、英文兩科由於合格要求較高，因此合格率遠不及此數。固然這差異是因為通識科合格要求較低，但由此可以反映有關通識科的兩點現況：
首先，通識科作為2009年高中學制改革後的新核心科目，任教老師均投入大量心力參與教師培訓，科內老師並且會互相鑽研。即使在過去一年多，筆者的「香港通識教育教師聯會」便與教育局合辦了四場有關通識專題研習的講座，其中三場均逾百人參與，有兩場更一早爆滿。可見高合格率並非必然，而是眾多前線老師努力的成果。
然而另一點現況是，正正因為通識科合格率高，學校管理層便可放心，轉而把人力資源改為投進合格要求較高的中、英文科，甚至其他學校發展（例如生涯規劃或資訊科技等）。結果，不少過去幾年努力工作而累積了寶貴教學經驗的年輕通識老師和教學助理均不被校方續約，實在是對他們辛勤工作的一大諷刺，亦浪費了大量的教師人才以及過去培訓他們所付出的公帑及資源。
二、被扣帽子動輒得咎
除了內憂還有外患。部分親建制政客重新啟動對通識科的攻擊，指其激化年輕人的政治取向，更扣上鼓吹激進政治等帽子；近月更開始有本港教育學者從不同角度試圖矮化通識科的價值。（註三） 在本港九月即將舉行立法會選舉及年底開展行政長官選戰的氣氛下，這類攻擊恐怕只會有增無減。
有意見指通識科驅使學生走上街頭，教育局更可笑地因應一些政客的意見，把全球通用的「批判思維」（Critical thinking）的本科目的之一，改稱為「明辨思維」，可見這類批評背後突顯的無知。長期研究本港政治教育發展的香港教育學院教授梁恩榮在雨傘運動結束後，研究參與傘運的年輕人，結果發現驅使年輕人上街的原因，通識科的影響較小，反而因社會不公義而受到道德感召的影響較大。（註四）
另外的攻擊包括：一方面有人指通識科由於不像傳統科目如歷史等有大量的資料背誦，因此缺乏內容含量而建議廢科；但另一方面卻同時有人指因通識科內容太多太廣，師生難以適應、壓力太大，因此建議廢科。以上兩種說法不單自相矛盾，而且從來沒有引用香港考評局放在其網頁上、用作展示學生作答水平的真實考生作答樣本，來品評它們如何資料不足或資料太多。結果當然也是無的放矢的指控，為的是打壓此科，避免年輕人討論政治和關心社會，達到愚民政策的目的。
前線通識老師經常需要擔心自己所教的內容，會否被部分政治取向較保守的家長投訴，也要擔心何時會在政治壓力下廢科，而把自己所教所學付諸流水。這種無奈感實在難以言喻。
三、課程改革難有寸進
作為2009年才開設的科目，通識科的課程內容其實不無值得檢視及改動的地方。例如部分前線老師曾指出課程涵蓋的議題太多，在有限的高中課時裏難以一一深入討論。另一方面，通識科作為反映社會甚至世界潮流現況的科目，一些2009年開科前較少人討論的議題，也值得考慮應否納入課程，例如伊蘭國等恐怖主義、亞洲地區如台灣和緬甸等地的民主發展、大數據對個人以至社會政治的影響等等。如何更新課程內容而又不致令其對師生造成太大壓力，在開科後數年檢討，原本是正常不過的事情。
然而，由於上文述及對本科的各種政治打壓，而特區政府上至行政長官下至教育部門長期民望甚低，不少市民認為特區政府只會向北京獻媚而非向港人負責，因此即使真誠的課程改革或討論，均容易被政府利用為打擊通識科而達到政治目的的陰謀。去年初教育局曾對通識課程提出中期檢討及改革建議，卻被教育界及輿論一面倒地反對，而只能對現時課程作出小修小補式的改動而告終。短期而言，前線老師能抵擋住政府令人懷疑的改革舉動，但長遠而言，永遠停滯不前卻非可喜的現象，特別是對通識這以社會脈膊為基礎的科目而言。
通識受壓，社會整體受損
上述的種種問題，只是冰山一角。通識科內外交困，損失的不單是任教這科的前線老師，而是整個香港社會。從人力資源的角度，合約制通識老師的流失，絕對是對整個香港教育界的重要打擊。筆者透過參與各項通識科專業交流活動，認識不少年輕通識老師，均是對教學充滿熱誠的教育界新力軍；而通識科由於需要貼近社會議題而令他們勇於發聲，絕對是為時常給人暮氣沉沉感覺的教育界注入動力。
但他們卻每年都要為來年仍可否續約而憂心忡忡，部分更因此而離開教育界，改投其他行業，令教育界痛失新血。令人氣憤的是，其實從教育局的數字可見，小學及幼稚園的學童人數已從谷底開始反彈。換句話說，政府只需再補貼數年的教育經費，這群老師便可保住教席；而若學校能留住這班老師，待中學學童人數回升後，政府也不需大費周章重新投放資源，以培訓新人取代這幾年因縮班而裁減的老師，教學效能亦可得以保持，這才是政府適當運用公帑之道。
另一方面，香港社會日益政治化已是不爭的事實，年輕人公民覺醒的趨勢已成；但面對日新月異的政治形勢以及新思潮，加強年輕人面對這世代的變化比以往任何時代都重要。通識科作為必修科，培養學生理性批判思考能力，從不同持份者及思考角度、重視邏輯推論與例證的理性思維，以至人文倫理關懷的討論，均是每個年輕人在踏入社會前必須擁有的技能，也是通識科矢志達成的目標。
由此可見，若然通識科以及任教的老師團隊受到打壓，受損的必然不單是通識老師們本身。整個社會浪費人力資源、放棄培訓年輕人理性地面向社會，這些代價均是我們作為香港公民所不願意看到的。
（賴得鐘，香港通識教育教師聯會主席）
註一：通識科2015年的文憑試合格率（即取得成績等級2或以上）為87.2%。資料來源為香港考試及評核局《2015年香港中學文憑考試考生在各科的成績分析》，下同。
註二：中、英兩科的合格要求為成績等級3，相對通識科的等級2為高；而兩科於2015年的合格率分別為52.7%和52.4%。
註三：近期例子之一為程介明：《分數·評分·評級》。《信報》2016年5月13日。程教授為香港大學前副校長。
註四：梁恩榮、呂洁青：《「後佔領運動時期」的公民教育》。《明報》2015年11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