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台灣，席捲在無差別殺人的恐懼中。從2012年湯姆熊案、2014年北捷殺人案、2015 北投國小女童割頸案，到2016年小燈泡的悲劇，每次事件中，都有人把歸因的茅頭指向「疑似精神疾病」。
這讓我們必須嚴肅思考：到底社會上所出現的殺人事件，與精神疾患的關係為何？是否我們試圖藉一種非常方便的方式──以「精神病」之名，解釋常理所無法理解之事？
今年4月19日，CNEX紀實頻道與閱樂書店、《端傳媒》合作舉辦「犯罪、司法、精神病」論壇。論壇中先放映有關於精神病罪犯的紀錄片《眼不見為淨》（Out of mind, out of sight），並在映後由端傳媒評論總監曾柏文主持討論，請台北大學犯罪學研究所林育聖老師、三總精神醫學部曾念生醫師與談。
《眼不見為淨》由四次艾美獎得主加拿大導演John Kastner執導。他獲准進入加拿大柏克維爾精神病院（Brockville Mental Health Centre），拍攝四名犯下謀殺或重傷罪，因診斷為心神喪失而免於刑責的病患──其中包括弒母的 Michael、將母親重傷的Sal、有高度攻擊性的Carole跟Justine。
本片用十八個月的拍攝期，追蹤這四位病患，如何在這個背負污名、高度隔離的機構中，掙扎拿回他們對生命的控制，嘗試回到社會。本片探索了精神病院的許多面向──包括病患的治療、生活處遇、感情關係，乃至再次展現暴力的可能。其鏡頭下的病患，行為時而狂顛，但再再展現出與你我等一般人相似的本質，包括渴望自主、渴望他人關注、渴望愛與親密，也時時體現自我的掙扎。
（本片將於6/25 (三) 22:30 於CNEX 紀實頻道播出，隨後播映本場座談選萃）
瘋狂的建構與實在
映後座談中，主持人曾柏文先引述傅柯（Michel Foucault）的分析指出：人類歷史的每個時代，對於「正常」的定義皆有不同。人類社會不斷畫出各種界線，把其所不能見容的各種事件（或人），用邪魔、瘋狂或犯罪之名，掃進「不正常」的範圍，或透過殺戮或隔離，排除在社會之外。
這種建構論（constructivist）的批判讓我們思索：「正常與否」的邊界如何被建構？然而建構論的討論走到極致，往往又會模糊，在精神醫學上，若干疾患仍能找得到生理上、腦科學上，實存的生理病根。而且在此同時，其也容易造成精神醫學執業現場的挑戰。
針對這點，與談的曾念生醫師則戲稱，他是要來「替精神科醫生去污名」化。他指出，一般疾病或許可以從各種檢查上看見清楚徵候，例如X光片上的陰影，或生理檢查的異常數據；但精神疾病不是這樣──其是會非常全面、深層地，影響病患的生理與情緒。然而若走到完全的社會建構論，往往也忘記精神疾病仍是以大腦為基礎的疾病，且精神病醫師也有相當嚴謹的診斷，不會輕易為之。
曾念生提到許多人可能看過的電影《飛躍杜鵑窩》（One Flew Over the Cuckoo's Nest，《飛躍瘋人院》），就可能想像精神病的病房是個「永遠飛不過去的杜鵑窩」，但「這不是事實」── 精神醫師不會隨便拿標籤亂貼。
你我離精神疾患有多遠？
前述圍繞建構論的討論，延伸的另一個問題是：許多人在生命中的某個特殊階段，經歷非常強烈的情緒，或許也曾感受到自己「像是瘋了」。那到底精神病患與所謂「正常人」間的距離有多遠？
就像影片中呈現的重症病患，即便有脫序偏差的行為，但真正在鏡頭下所渴求的也與妳我相似──諸如有人說話，期待被注意、被關懷，乃至於性慾等，他們身而為人的基本渴望。
實務上，曾念生指出「精神疾患」的多元，這個命題要看是何種病患而言。
以「思覺失調症」（舊稱精神分裂）與「邊緣性人格」為例，就與常人差距千里。以前者來說，平均每百人會有0.5個人患此病症，此數據在各國基本相同。有的病患像是耳裡被放了耳機，病人無法控制聲音何時消失，只知聲音會不斷辱罵自己，甚或遊說人去做本不想做的事情。而「妄想症」患者，則是覺得別人都能知道自己的過去。
這類型病患，就連長期與精神病患相處的醫生，也未必能清楚病患的病情。但 相對來說，如果只是單純失眠睡不著覺的患者，其與常人之間的疆界可能就較小得多。
診斷的「標籤效應」
曾念生強調了診斷的嚴謹，但這並不代表「標籤效應」不存在。
林育聖在其發言一開始，就先提到 1960-70年代美國出現的「自我應驗預言」（self-fulfilling prophecy）心理學理論，以及犯罪學者提出「標籤理論」，指出犯罪受刑人在初次犯罪時，因國家定罪所給予的標籤，而使此人在進行人際互動時，逐漸出現更多偏差行為。這可能是來自行為上的自我修正，也可能是此人對程序不公義的反抗。
對此，心理學界也有研究指出：理論上應該就醫求助的病患，卻因為在成長過程不斷被教育「精神疾病患者就是次等人、是危險、不可信賴的不穩定人」，所以，當他意識到自己有這種疾病時，患者便開始擔心是否會被如此看待，並逐漸產生自我汙名化。結果可能導致病患的隱匿、逃避，甚或自我放棄。
曾念生也談到：在台灣，有些家屬發現病人拒絕吃藥後，便會拒絕再與患者往來，視他為恥辱，或盼望病患能被長時間安置在精神病院中，永遠不要回家。
精神病患的暴力犯罪傾向
在當前關於精神病患的標籤中，最關鍵的恐怕是「暴力威脅的傾向」。精神病患真的比較容易有暴力犯罪嗎？林育聖拒斥這個說法。他認為，絕大多數真正的精神病患，沒有暴力問題──雖然，在真正有暴力問題的犯罪者中，可能有一部分有精神疾病，而兩者交織確實可能讓問題變得嚴重。
台灣社會目前惶惶不安，林指出，是因為精神疾患是一群容易被鎖定的目標，因而造成類似「獵巫」氛圍。這種現象在1990年代的日本也發生過──當時的沙林毒氣事件，一時間讓「宅男」被當危險目標。但實際上，宅男犯罪率沒有比較高。
曾念生也補充道，加拿大有位司法精神科醫師曾說：如要預防社會犯罪，與其監禁較為嚴重的精神病患，不如監禁加拿大全境內所有男性──畢竟男性暴力犯罪率在任何國家都多於女性。他強調：精神疾患犯下暴力犯罪的機率其實很低，比一般人低。
司法與精神醫學的介面
從精神醫學跨入司法，主持人先從 NCR （Not Criminally Responsible）談起，也就是罪犯因「心神喪失、精神耗弱」而「不具有可責性」。台灣近來有些輿論質疑：「精神疾患」是否已經成為罪犯躲避死刑的免死金牌？現行司法上對精神疾患的認定，是否在實務上，阻礙了民間對正義的期待？
曾念生指出，以拮抗制的美國為例，平均1,000宗犯罪裡，有0.5個嫌犯會以「心神喪失而不具可責性」拮抗，並被法院採納成功。美國只有重罪才做精神鑑定；台灣不同，台灣送精神鑑定有公定價，因此只要法院有預算，就算犯偷竊罪也會送做檢定。但平均每20,000個嫌犯中，僅0.5位被判定為精神患者。
林育聖则提醒，除了西方的 NCR，台灣司法涉及精神鑑定的另一個關鍵，是「可教化性/ 不可教化性」。但這其實是一個台灣司法獨有的、神祕的概念，放眼全球沒有人知道如何界定。在實務上，送完精神鑑定的嫌犯是否能教化，有時就取決於法官的量刑心證。
司法精神病院的現實
林育聖在座談中，特別著墨於「精神病房」的原初目的：保護病患，並在治療病人後讓其回歸社會。然而，整個社會最期待的卻是：盡可能隔離那些病患，以確保「我們」的安全──特別是當該些病患犯了罪。
台灣的獄政系統中，主要收容精神病患犯罪者的地方，是位於桃園署立醫院的「台北監獄桃園分監」。但收容之後真的在治療嗎？觀察院內每日行程，往往是今天排法師來說教，明天排牧師來講道。整個過程中沒有治療、沒有矯正；就算最後放出去，問題仍然沒有解決。
我們號稱給予治療最多的，是性侵害加害人。目前制度下有強制的刑中治療與刑後治療，有治療師與心理師負責，但大多數狀況下都是團體治療。團體治療是認知行為治療的一種，進程通常緩慢。有些加害者可能不只需要團體治療，還需要單獨治療，或看精神科看門診。但台灣礙於經費不足仍沒辦法做到。
三位與談人都提到，跟台灣對比之下，影片中加拿大這所司法精神病院環境、設備、監管制度都很出色，這是台灣仍遠遠做不到的。然而即便如此，影片中仍刻畫出，病患未必能展現自我能動性，滿足自己身而為人基本的需求。對於任何一個文明，如何去面對、安頓精神疾患者，仍是永恆難題。
但至少，我們對於精神病患者應減少敵意與排斥。如果我們只把其視為需要接受醫療的「病患」，而不是需要被消滅、隔離的異類，那麼他們所需要的便是「就醫」，而非躲藏。
疾患、社會與個人責任
回到最初討論的起點，台灣近年頻傳的無差別殺人事件，觀眾提問最關切的，仍聚焦在：為什麼發生這種？
林育聖認為，這其實反映的是社會氛圍的問題。他舉日本為例，1990年代起的日本也發生多起無差別殺人案──包含1995年的東京地鐵沙林毒氣事件、1999下關隨機殺人事件、2001年的附屬池田小學事件，以及2008年秋葉原殺人事件等。他指出，殺人案正反映出日本社會當時的不安氛圍，以及年輕人對未來的絕望。
然而另一方面，有觀眾提到挪威有非常健全的體制，仍發生難以置信的無差別屠殺；其質疑這種社會責任論「到底要推到何種地步？社會又該如何負擔這樣的責任？」對此曾念生坦言：不管是疾病或是犯罪，「有時事情就是這麼發生了」。這從精神醫學的角度無法充分預防，也無法究責，就只能協助。
主持人曾柏文最後則提醒，「社會」與「個人」並非全然對立的概念，兩者是不斷交互來回形塑的過程。所謂的社會，其實來自我們許多人的決定；個人，也反映了其在社會中成長發展的軌跡。強調社會因素，旨在提醒正是個案背後的結構問題，並不代表能把行為者的責任全然化約。個人到底要負責到什麼程度，則是每個社會需持續透過立法、司法與社會討論，在動態中權衡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