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讀書時間

高爾夫與中國夢:禁忌的「綠色鴉片」經濟

富人以高爾夫為消遣,窮人靠成為高爾夫職業球手實現「中國夢」。

Dan Washburn

刊登於 2016-05-26

#讀書時間

【編者按】2014年,國家發改委、國土資源部等11個部委聯合發布《關於開展全國高爾夫球場綜合清理整治工作的通知》,將全國各地高爾夫球場,按照取締、退出、撤銷、整改四類要求進行處理。隨着打貪反腐,2015年中國的高爾夫發展徹底進入寒冬。

但在2004年1月,國務院辦公廳發布《關於暫停新建高爾夫球場的通知》,用5個「一律」 (「一律不得新批」「一律停止建設」「一律不許動工建設」「一律暫停辦理供地和開工批准手續」和「一律停止開工」),全面叫停高爾夫時,此後的十年,卻成了中國高爾夫發展的黃金十年:新增了五百多家球場。

高爾夫球在中國的地位一直吊詭:政府反對,資本熱捧,普通人只是在媒體上看著這個行業浮浮沉沉。1896年,上海成立了第一家高爾夫球俱樂部,象徵着這項運動正式進入中國。1984年,香港商人霍英東、鄭裕彤等投資興建了廣東中山温泉高爾夫俱樂部,則是當代意義上中國高爾夫產業的起步。

2014年,美國記者Dan Washburn通過三位與高爾夫運動有關的人物故事,展開了高爾夫在中國畸形、蓬勃的發展圖景,寫下:《高爾夫與中國夢:禁忌的「綠色鴉片」經濟》(The Forbidden Game: Golf and the Chinese Dream)。以下是本書節選,由聯經出版社授權刊載。

周訓書還不到32歲時,就已達成他在中國貴州省西南偏遠的齊心村孩提時代最大的夢想。但超越兒時夢想已不再能滿足他,他還要更多。 他10幾歲時唯一的夢想,是離開齊心村。

也許是在最靠近齊心村的縣級城市畢節市找個公務員工作。如果運氣好,他可能到省會貴陽市找工作。對周訓書來說,貴州以外的世界並不存在,至少沒有他容身之地。

但這是在周訓書發現高爾夫球以前的事。

在二十出頭歲時,周訓書執意離開貴州,在廣州市一個他從未聽說過的地方,找到一座高爾夫球場的警衛(保安)工作,而廣州正是現代中國高爾夫球的誕生地。經過八年祕密練習這種外國人的運動後,周訓書的技術已經好到可以在一家高爾夫練習場擔任主管的職務。

在這裏工作並未讓他致富,甚至連邊都還沾不上。不過這個工作成了一扇他通往新生活的門。他每天周旋的人都是一種他寒微的出身難以接觸的階層。當然,嚴格說來,他只是為他們工作,但光是與他們朝夕相處就讓周訓書感覺,他總有一天也能過和他們一樣的生活。

也許有一天他能夠自己買房子,把父母從鄉下接來住。也許現在他終於可以考慮找個妻子,共同組織自己的家庭。他相信,高爾夫是他通往美好生活的門票,是他一圓「中國夢」的鑰匙。

《高爾夫與中國夢:禁忌的「綠色鴉片」經濟》(The Forbidden Game: Golf and the Chinese Dream)

出版時間:2016年1月
出版社:聯經出版事業公司
作者:Dan Washburn
譯者:吳國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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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我初次為ESPN.com報導比賽時,對於高爾夫在中國許多敏感的事所知極少。雖然我初次的報導牽涉伍茲(Tiger Woods)、艾爾斯(Ernie Els)、唐諾德(Luke Donald)和斯科特(Adam Scott)等球員,但我很快轉向以中國剛興起的職業高爾夫巡迴賽為重心,如參賽者都是像周訓書這類鮮為人知球員的歐米茄中國巡迴賽(Omega China Tour)。

周訓書和他的同儕絕對是中國的第一代藍領職業高爾夫球員,是一群來自各種背景的新職業運動員,他們的個人歷史是當代西方高爾夫界聞所未聞的。

他們曾經是農民、壽司廚師、特技摩托車手、功夫專家,和人民解放軍的士兵,但全都偶然地闖進大多數人之前未見過的一種運動。現在高爾夫是他們可以實現各自較僕實的中國夢的手段。

他們曾經是農民、壽司廚師、特技摩托車手、功夫專家,和人民解放軍的士兵,但全都偶然地闖進大多數人之前未見過的一種運動。現在高爾夫是他們可以實現各自較僕實的中國夢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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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訓書在2006年夏季進入我的生命,當時他是我在歐米茄中國巡迴賽上海站訪問的幾位中國高爾夫球員之一。他精采的故事以及他敘說的熱烈方式吸引了我,所以就在那年冬季我問他是否願意讓我整個冬天跟隨他。很快的,我發現自己和他在中國各地高爾夫球場附近的鄉下城鎮,合住廉價的旅館房間。

在中國巡迴賽的其他高爾夫球員認識我之前,他們都以為我是周訓書的教練,雖然整個巡迴賽中沒有任何高爾夫球員請得起教練,像周訓書這樣出身寒微的球員就更不用說了。剛開始,每當被問到我的角色,周訓書總是故作神祕介紹我是「我的美國朋友」。

而且真的是,那就是我後來變成的角色。我得承認,我違反了報導的基本守則——開始在乎誰贏誰輸。我愈深入認識周訓書,就愈難不為他加油。所以我在那個球季之後很久還一直跟隨他,甚至我在他的婚禮上還用我彆腳的中國話舉杯恭喜他。

周訓書就像平常人一樣,他喝酒、會咒罵,他有個人的缺點,但他也辛勤工作,而且誠實正直。和現代中國一樣,周訓書充滿矛盾。他很好強,但也容易相處;他不愛張揚,但有話直說;充滿信心,卻又很謙遜。自尊心強到不願開口要錢,太心直口快而不會討好贊助商,所以周訓書在中國巡迴賽一路都自己支付費用。他贏過比賽嗎?也許有,也許這並不重要。對我來說,不管贏或輸,他是真正中國夢的體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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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毛澤東和共產黨取得政權後,被視為帶有濃重資產階級意味的高爾夫球在中國一直被禁止,一些西方新聞記者甚至形容它為「綠色鴉片」——據說是中國領導人認為會帶來墮落的危險進口物。

直到1980年代鄧小平實施「改革開放」政策後,高爾夫才在中國有立足之地。但在當時,高爾夫大體上被認為是吸引外國投資的方法之一,在政治上仍是禁忌,且直到現今仍是如此。

高爾夫背負著精英主義、耗用大量土地與水、使用殺蟲劑和化學劑等惡名,與中國政府理應代表的事物相衝突。在中國打高爾夫球極其昂貴,是名符其實的「富人運動」,因此在許多平民眼中與貪腐有關,一般人認為有錢打高爾夫的公務員一定是貪官,而共產黨也警告黨員不得打高爾夫球。

儘管如此,不少中國政府官員喜愛高爾夫,只是他們絕少公開參與這種資本主義活動。打高爾夫球可能斷送仕途,因此許多政治人物在高爾夫球場登記假名。

我開始認識高爾夫的歷史後,很快就了解中國的高爾夫發展實際上與高爾夫本身沒有多大關係。我必須暗中進行大部分研究工作,我的談話有許多不能列入紀錄,特別是我在調查中國高爾夫球場營建業的黑暗世界——我認識馬丁‧摩爾(Martin Moore)的世界時。

馬丁對於在中國興建高爾夫球場必須用盡心機非常不喜歡——承包商總是想欺騙他,地方政府的本位主義,以及大多數中國工人對高爾夫球場應該像什麼毫無概念——但他沒有別的選擇。

在過去十年大部分時候,中國支撐了馬丁逐漸沒落的行業。中國興建的高爾夫球場數量超過世界任何地方。近來馬丁的同事常說,如果你不是在中國工作,就沒有工作可做。

過去十年(編者注:2004﹣2014)中國確實是世界上唯一稱得上經歷高爾夫球場榮景的國家。雖然疲弱的全球經濟讓許多地方的球場關門,在中國卻有數百座新球場開張。從2005年到2010年,中國的高爾夫球場增加三倍到超過六百座。

這是驚人的成長,尤其是考慮到從至少2004年開始在中國興建新球場在理論上是違法的。不過,在中國總有變通的方法,而沒有人比馬丁更了解這一點,他監督建造的高爾夫球場比任何人都多。

馬丁在現今可能被視為拓荒先鋒,但在他的事業剛創立的1980年代,他從未想過中國這個國家。他對那裏一無所知,然而1994年他在因緣際會下來到中國,當他決定把事業重心放在這裏時,所有人都認為他瘋了。

他故鄉美國的市場仍然蒸蒸日上,而且談到高爾夫,共產中國是人們最後想到的地方。現在,在這個眾人都在尋覓長才的產業中,馬丁幾乎是所有人想延聘的第一人選。

穿著工作靴、高爾夫衫和棒球帽的馬丁,看起來可能不像在中國的外國企業主管,但很少人像他這麼嫻熟中國錯綜複雜的市場環境。在法規一片混沌的高爾夫球場營建界工作能讓你很快學會許多事。他知道如何與地方政府官員協商,讓他們願意解釋北京的規定以得到他們想要的東西。

他也知道如何管理目中無人的業主,他們對薄酒萊(Beaujolais)和賓特利(Bentleys)懂得可能很多,但對興建高爾夫球場卻一竅不通。他知道如何把工作做好,同時隨時留意「北京的高爾夫警察」。在佛羅里達長大的馬丁並不想學會這些事,但他也從沒想過會在中國追尋自己的夢想。

想計算中國有多少高爾夫人口幾乎不可能。估計的人數從數十萬到數百萬不等,而實際數字可能介於兩者之間。不管實際有多少人,有一點很明確:根據統計,全國人口只有○%打高爾夫球。不過,無疑的是,高爾夫在中國正日漸成長。但要說高爾夫熱潮席捲全國則是言過其實。

中國是以農民占多數的國家,約有七億農民,而且中國有近十億人每天所得不到五美元。簡單的說,大多數中國人可能不知道高爾夫是什麼。他們打不起高爾夫球。

但高爾夫卻占據新聞的版面,因為高爾夫球場往往蓋在貧窮的農村地區,豪宅可能與破陋的棚屋隔著小溪相望。兩個極不相同的世界碰撞,高爾夫仍保有富人運動的惡名。

有趣的是,這些人也是受到高爾夫球場擴張影響最大的人。在此我應該說明,中國農村土地開發的問題比高爾夫的問題大得多。事實上,高爾夫相關的成長只占商業、工業和住宅開發計畫的微小部分,而後者正不斷改變中國鄉下的面貌。

但高爾夫卻占據新聞的版面,因為高爾夫球場往往蓋在貧窮的農村地區,豪宅可能與破陋的棚屋隔著小溪相望。兩個極不相同的世界碰撞,高爾夫仍保有富人運動的惡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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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開發商會在重大計劃中任命地方村長為承包商,村長從他召募來工地當工人的每名村民人頭,每天可以賺五元人民幣,這些小錢累積起來很可觀——在大型開發計劃的營建期間可能有多達數千名村民支領薪水。

村長拿開發商的好處,開發商則可以確保如果發生土地爭議,有人會為這項建案說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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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就是故事談到中國熱帶海南島的荔枝農王立波的時候。在王立波古老的村子美秋村,大多數人仍住有著泥土地板的平房,而且幾個世紀以來一直如此。但在2007年,他們遺世獨立的生活方式永遠改變了。

一座高度機密的綜合休閒高爾夫球場就在村子邊開張,規模是截至當時世界最大的,而且計劃中包括使用過去長期由美秋村居民管理的土地。部分村民很高興有賺錢的機會,部分村民則抗議要求更多錢,而幾乎所有人都擔心,一旦家族土地的一大部分落到外人手中,他們的後代子孫會過什麼樣的生活。

美秋村居民,包括村子的領導人,都沒有處理許多錢的經驗,所以錢的湧進造成村子分崩離析。中傷和內鬥此起彼落,撩撥起已被遺忘的家族宿怨。但嘗試從爭吵理出頭緒的王立波,看出這個不確定情勢裏的大好機會。他在2007年前從未聽過高爾夫,但他家人的前途無可逃避地全取決於毗鄰的這家龐大的高爾夫球俱樂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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