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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靜:階級夾縫間,不再任性的中國新中產

中產階級在板結社會中開拓屬於自己的空間,這是《歡樂頌》走紅背後的時代命題。


編按:本文最早以《「歡樂頌」中的新中產:他們的集體時代氣質是「不敢任性」》為題,刊發於澎湃新聞「思想市場」欄目。經作者授權端傳媒編修轉載。

圖為北京上班族在地鐵車廂的擁擠情況。
薛靜:走紅的熱劇《歡樂頌》,反映出中國中產在板結社會中努力創造空間的生存境況。 圖為北京上班族擁擠在地鐵車廂中。攝:Kevin Frayer/GETTY

TVB剛剛把《琅琊榜》搬上香港的熒幕。大陸那邊,則是《歡樂頌》在一片火爆中落下帷幕。兩部熱劇都來自侯鴻亮的「正午陽光」製作團隊。《琅琊榜》在演繹「家國天下、情義千秋」,《歡樂頌》卻講述「家國」當中個體的艱難、「情義」背後階級的阻隔。

《琅琊榜》改編自粉絲眾多的知名網絡文學作品。而《歡樂頌》與此不同,它以名不見經傳的原著,同樣在電視收視、網絡點播與社交媒體熱度三大戰場贏得勝利。甚至,這個勝利比《琅琊榜》來得更為迅速。《琅琊榜》與《歡樂頌》,一個溫情一個殘酷,但都受到觀眾的追捧,它們的成功,正在於對時代脈搏的精准把握與全新闡釋。

早在《琅琊榜》中,主創團隊就已經敏鋭地捕捉到了時代變革的訊號:《瑯琊榜》裏的「家國」宏大敘述,早已變成「空洞的能指」──徒具其表。它的巧妙之處在於,當它拉起「家國天下」為表,爭取官方認可的同時,悄然間以「情義千秋」為裏,將王朝權力的更迭,講述為個人的平反昭雪、重歸正統。梅長蘇的故事,借用「正義」的名分,行的是「親我主義」(在法律允許範圍內,不避諱人情倫理)的情感法則。為現實中的邏輯,尋找到了合乎官方價值的表達方式。

及至《歡樂頌》,「縫合」的主題變為了「撕裂」:來自不同的社會階層的五位姑娘,陰差陽錯共同住進了歡樂頌小區22層:高管安迪智商超群,但卻疏於人情世故,從海外歸來尋找失散的弟弟;「富二代」曲筱綃貌美又毒舌,向老爸表態自力更生,以博好感搶家產;外企HR樊勝美一心想釣金龜婿,原因卻是有個無底洞一樣榨取女兒的家庭;小康之家出身的關雎爾,乖巧又倔強地想要在上海獨立;小城姑娘邱瑩瑩,憨直淳樸,感情受騙後終於發憤圖強。五個背景不同的姑娘相遇在人生的十字路口,相互之間有欣賞也有鄙夷,期待理解卻又難以認同。

當代都市光鮮亮麗的背後,是個體的艱辛生活。歡歌笑語「姐妹情誼」的背後,是階級的隱隱現形。但也正是這種撕裂,令身處夾縫之中的中國新一代中產階級顯露出尋求自身定位、創造自我話語的頑強努力。

不敢再任性的青年一代

提到表現當代都市青年生活的電視劇,繞不開的是2007年趙寶剛導演的《奮鬥》。在這部劇作中,主人公陸濤從愛情到事業,都充滿了浪漫主義色彩。他甩掉「富二代」女友,想與平凡姑娘共同奮鬥。他設計項目獲得兩千萬獎金,最終又讓公司虧損三個億。但是「賺了兩千萬又怎樣,賠了三個億又怎樣?」佟大為飾演的陸濤,將POLO衫的領子高高豎起,梗着脖子、抬起下巴,驕傲地睥睨着這個世界。

在《奮鬥》中,一群生活在北京的青年男女,住在廢棄工廠的大廠房,門口漆着「烏托邦」——這的確是一個烏托邦之夢,他們仍舊懷有成為著名建築師、服裝設計師的理想,心心念念着「法國」這個浪漫的彼岸,堅定地相信可以通過奮鬥獲得成功,並且在這個充滿規則的社會中任性,橫行霸道。

然而,《奮鬥》作為里程碑式的作品,與其說是一個階段的開始,不如說是一個時代的結束。50後導演趙寶剛的青春幻夢和熱血激情,以這種理想主義的方式,完成了最後的謝幕。

2008年全球金融海嘯所引發的,是轟轟烈烈的全球化浪潮的新變化:經濟領域的全球交流仍舊繼續,但是人們卻發現,資源的全球配置,帶來的是本地底層民眾生活質量下降,而上層食利者賺得盆滿缽滿。經濟蓬勃發展的時期,在人人夢想成真的宣傳,和賬戶上不斷上漲的數字的雙重作用下,階級區隔並不明顯。而大浪退去,現實就會如同岸上的沙石一般顯露出來。國內階級矛盾和國際民族矛盾互相推進:小到不歡迎外地遊客,大到要築美墨邊境牆,整個世界範圍內,都遭遇着社會結構板結和民族主義高漲。而在中國大眾文化領域中,人們從《奮鬥》的浪漫情愫,調頭進入《蝸居》、《裸婚時代》和《北京愛情故事》的嚴峻現實,直到今日的《歡樂頌》。

十年之間,時代精神已然改變。青年人從北京郊野、廢棄廠房的「烏托邦」,搬入高樓林立的繁華上海。在《歡樂頌》裏,「追求理想」被「只求生存」替代,成為中產生活的主旋律。北京皇城根下那種就算喝着大碗茶、也要指點江山笑談天下的雄心壯志,變成了上海黃浦江畔的精明、務實與利己。而這種變化,也正昭示着八十年代末那些殘存的啟蒙主義理想已被滌盪淨盡,人們的目光,從政治上的「大歷史」轉向金錢裏的「小時代」。

《歡樂頌》中,合租在歡樂頌小區2202的三位姑娘,哪個不用在算盤裏生活?從房租水電,到約會開銷,還有家鄉的父母兄弟,哪怕是月入上萬,小賬本上各項開銷盤算下來,也是所剩無幾。連衣食住行都要好生計算,哪裏還敢任性?生活如此,愛情和婚姻也逐漸變成搭夥過日子,因此才需要把各自條件和婚前財產一一理清,這是越來越多奔波在相親路途上的中國青年人,正在感受的現實。

「不敢任性」不僅收入,更是一種集體共有的時代氣質。連劇中的富二代曲筱綃,談起生意都會為二百萬毛利潤錙銖必較,哪裏還有《奮鬥》中,陸濤那樣拿着兩千萬不當回事兒的瀟灑?如安迪和魏渭這樣的商務精英,網上再怎麼心有靈犀、相談甚歡,第一次見面也會財不外露、刻意隱藏。70後的侯鴻亮,顯然比50後的趙寶剛更具現實主義精神。

在這個時代,擁有理想是種幸運,而不是崇高,談論愛情是種奢侈,而不是浪漫。

無論哪個階層,對於自身的狀態,總是充滿不安全感,這才是「不敢任性」的根源。特別是近年來,中國的意識形態,一直在變動中重組;經濟發展也從原先的輕車快馬變為減速前進。2015年的一輪股市過山車,更是讓剛剛安穩的中產階級再次惴惴不安。當沒有既定的規則可供依循,唯一能夠抓住的就只剩金錢。劇中樊勝美有難,安迪遞上一萬元錢時,我們倏爾發現:原來金錢已經成了最大的情義。人們小心翼翼的守護住自己的財富,無論多少,再也不敢任性而為。

「階級」的隱身與現形

《歡樂頌》一劇最讓人感到痛切之處,在於它以創造烏托邦為開始,卻以不斷打破烏托邦作為故事發展的動力。

22樓五位美女,原本出身於不同的家庭背景,各自的人生經歷也劃定了她們實際所處的階層,但是機緣巧合,共同入駐「歡樂頌」小區22樓。同住一層樓,看起來是生活在同一平面,然而這背後的差異,就如同下樓時有人按了「1層」(大堂)而有人按了「B1」(地下車庫)一樣,隱蔽而深刻。

在消費主義面前,一切都被折算成金錢與購買力,這種計算方法大大簡化了階級之間的差異。在當前,各個商業品牌都希望上下通吃、全產業鏈布局。哪怕是國際一線的奢侈品牌,也會推出入門級的包包、買得起的口紅或與快消品牌合作的服裝。這種現象給人一種錯覺:只要賺到足夠多的錢,就可以在社會階級中通行無阻。如果沒有原生家庭的負累,月薪幾萬的樊勝美之流,與月薪幾十萬的安迪之流,在生活的舒適程度上,並不會產生天壤之別,她們都可以在別人的目光中披掛一身名牌,哪怕一個是入門級、一個是限量版。

改革開放、市場經濟初期,中國人常常驚歎於資本主義物質的豐富,繼而發現金錢的不公和萬惡──它竟然可以讓有的人沿路乞討、食不果腹;而有的人可以吃一個扔一個。然而新世紀的今天,社會進入普遍中產、普遍均等的階段,所有人都能吃得飽穿得暖的時候,超市牛肉與神戶和牛的差別,已經沒有飢與飽這麼大。在外企做HR的樊勝美,也一樣買得起富二代曲筱綃所用的東西。

「階級」的差異,在消費主義的物質資源面前,彷彿已經消失不見。

但是另一方面,「階級」所造成的裂痕,向着更隱蔽也更深入的方向發展。「富二代」在清晨看見穿大牌款式睡衣的樊勝美,便出言諷刺道:「你衣服哪兒買的呀?我媽今天早上穿的也是這件。」一下刺中了樊勝美的軟肋:「買得起」和「用得起」是不一樣的。如富貴人家曲母之輩,自然有底氣穿大牌正品睡衣。而對於有錢用在刀刃上的樊勝美,不穿出去給人看的睡衣,當然買的是仿品。

這些「穿在裏面的衣服」,成為標定階級的關鍵。這是屬於新中產的焦慮症:她們全心全意遵循上一階級制定的規則,從內到外模仿精英的生活方式,卻無從創造屬於自己的話語體系,時不時露出馬腳、遭到嘲笑,作為社會結構的主要組成、經濟發展的直接動力,卻只能站在任人評判的位置。

中國中產日常生活有一個耐人尋味的變化:經濟上屬於同一階層的人,氣質越來越趨近。這背後,是異常殘酷的事實:依靠一己之力跨越階層的突圍者、攪局者越來越少,中國社會正日益走向板結。中國人曾嘲笑那些以他者姿態闖入富裕階層的前輩,他們磕磕巴巴不會講一句完整的英語、黑西褲黑皮鞋中露出一截白襪、吃飯總是改不了吧唧嘴的惡習。然而三代以後,他們的兒孫終於在哈羅公學(Harrow School)裏用英語談笑風生、身着禮服在各種「公主之夜」上翩翩起舞、懂得分辨不同年份和產地的紅葡萄酒,優雅得體。但這卻昭示局外人:他們再也沒有入局的機會了。

社會板結,階級固化。為了維持與富裕階層的相似,《歡樂頌》裏的新中產們或是費盡心力想進入上流社會交際圈,或是亦步亦趨尾隨其後、從專業知識學到生活方式。然而她們又在工作、生活、感情危機突然降臨的時刻驚慌失措,顯現出內裏的空虛——這些由家庭背景、成長經歷積累而成的話語經驗,就不是金錢可以購買的了。這裡現形的「階級」彰顯的,正是隊伍日漸擴大的中國新中產在自我話語上的匱乏。

中國新中產:尋找新的話語空間

按照中國國家統計局2014年的調查報告,以平均三口一家計算,家庭年收入人民幣6至50萬元,是界定城市中等收入群體的標準。中國新一代「中產」,首次得到了官方的數字化界定。

按照這個標準,儘管仰望着2201和2203的兩位富裕業主,《歡樂頌》裏2202房三位租戶中的兩位,都算是標準的城市中產,剩下一個也是相差不多的準中產。按照原著的發展,她們三個都會是中國最典型的中產,代表中國絕大多數城市青年的生存狀態。

「中產」的名字固然動聽,然而如果只能成為富裕階層的模仿者,她們的生活,或許「舒適」,但永不「體面」。樊勝美來自重男輕女的鄉鎮,要承受父母一輩的盤剝壓榨,關雎爾自二線城市的小康家庭,想靠自己闖出天地。她們的原生家庭各不相同,但最終交會在歡樂頌小區2202室這個中國新中產的彙集地。不同的起點與路徑,令中產內部就充滿了諸多分歧,因此話語統和也就更加艱難。

什麼是富有情趣的生活?中國中產試圖擺脱先富之人的腳印,轉而重新定義自我。因為只有創造出屬於自己的生活方式、價值體系,他們才不會被指認為相對於富裕階層的後來者與低等人,而是成為與之平等但不同的另一社會集團,甚至在文化與道德上,享有更多的話語權。

在《歡樂頌》裏,最無所掛礙的邱瑩瑩,對安、曲二人的高端生活坦然羨慕,但從不模仿,毫無自卑與嫉妒,充滿樂觀、進取與知足,展現了蓬勃如野草一般的生命力。當邱瑩瑩萌生了開咖啡網店的想法時,安迪瞧不上她的智商,曲筱綃看不上她的本錢。但是這種充滿個人特色和時代氣息的方式,恰恰讓她創造了屬於自己的成功之道。邱瑩瑩不像關雎爾一樣處處模仿安迪的行事做派,也不像樊勝美一樣總是想擠進曲筱綃的富人圈子,但是她在網店事業中展現的機靈、勤勉與行動力,卻最終讓安曲二人刮目相看。其他角色裏,樊勝美將目光放回經營自己而非擠入上流,趙醫生也靠自己的聰慧才智和個人魅力,獲得了安迪的友誼和曲筱綃的愛慕。

什麼是可以成功的道路?這一代中國中產的道路之所以崎嶇,是因為他們是全新一代,是改革開放後,社會主義中國語境下孕育出來的本土中產階級。他們沒有前輩可供參考,因而充滿了拙劣的模仿,也充滿了創造的可能。和西方語境下的傳統中產相比,他們無法在政治上開拓更多的空間,只能以經濟水平來確定自我的存在,也盡力嘗試着在文化上標明自我的身份。站在貧富兩極的中間,他們的姿態正從「惶恐」轉為「自覺」,努力撐破貧富兩極的界定,為社會醖釀着流動的力量。

《歡樂頌》裏的年輕中產,既對抗着來自原生家庭、傳統社會的阻撓,又反擊着來自富裕階層、上流社會的打壓,在當代社會中頑強生存。在身為富裕階層的安迪和曲筱綃不帶她們一起玩耍的時間中,這三位姐妹相互鼓勵、相互幫助,為自己的生活賦予價值和意義。

誠然,《歡樂頌》中,智商不同無法成為朋友、財富差距不能愉快玩耍。但是三位年輕的中產一代,依舊在創造着自己的話語資源和價值體系。中產階級在板結社會中開拓屬於自己的空間,這是《歡樂頌》留下的時代命題。

(薛靜,北京大學中文系博士研究生,從事大眾文化、網絡文學與新媒體等領域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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