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3日，中國最高人民檢察院偵查終結，並指定天津市人民檢察院一分院，對令計劃案提起公訴，指控罪名是受賄罪、非法獲取國家秘密罪和濫用職權罪。對這些罪名，分別有「鉅額」和「情節嚴重」的程度描述。
被告人令計劃利用其擔任中共中央辦公廳副主任、主任、中央書記處書記、中央統戰部部長、全國政協副主席等職務上的便利，為他人謀取利益，索取、非法收受他人鉅額財物；非法獲取國家秘密，情節嚴重；濫用職權，致使公共財產、國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損失，情節特別嚴重。對令計劃，依法應當以受賄罪、非法獲取國家秘密罪、濫用職權罪追究刑事責任。
「洩露國家機密」的套路
令的命運可想而知。由於第二項罪名涉及「國家機密」，此案理所當然將不公開審理。眾所周知，與此牽連的令計劃之弟令完成已「攜密叛逃」，成為「中國史上最具破壞力的叛逃者」。然而早在2月12日，令完成就通過律師發表聲明，否認持有大量中國機密，更否認將機密交給華府的傳言。
如今又是三個月過去，令計劃已被公訴，而叛逃事件則漸趨銷聲匿跡。若我們稍加思索，就能發現：在這出不亞於「王立軍逃館」的政治大戲背後，「國家安全」正作為一種政治工具，運用之妙，存乎一心。
據報道，令計劃竊密發生於2012年7月被撤換後一個月內。2014年10月，令完成赴美，2015年5月在美「失蹤」。2015年8月3日，《紐約時報》披露了中國政府一直對美施壓的消息。兩天後，《環球時報》發文為中方造勢。時值習近平即將訪美，中方似乎對與美國達成交易頗有把握。而《環時》此文，一面靠「令完成可能成中國史上最具破壞力的叛逃者」博眼球；一面又借「中國前駐美國資深外交官」之口，反稱令完成「掌握大量情報，足以供美國與中國進行政治交易」之說「純屬臆測」，力避渲染情報戰氣氛。
可是，不管是中共政法委書記孟建柱在習訪美前夕赴美施壓（2015年9月），還是公安部代表團訪美呈交指控（2015年11月），均未能遣返令完成。隨即，2015年底，「令完成向美洩露核機密，涉最嚴重叛國罪」的驚天消息以《澳大利亞人報》援引香港兩家雜誌，再被內地媒體引用的方式「出口轉內銷」。這一消息來源，據稱是中方有意泄露的孟建柱內部談話。到2016年2月3日，美國《華盛頓自由燈塔報》又據美國匿名消息來源「證實」令完成已向美方披露中國核心機密，稱其為「中國叛逃至美國的最有價值的人員」。
所有這一切戲碼，均屬於中共政治常見的套路：以海外放風助力國內政治鬥爭。官方公開、正式的回應卻只有一次：2016年1月15日，中紀委首次證實令完成一事「中方正在處理，也在和美國進行溝通」。而其後2016年初美國國務卿克里訪華，卻據說並未談及此案。
「洩密說」背後的蹊蹺
其實，此案中故意放出的「國家機密被洩」背後大有學問。據披露，令計劃竊取的2700份中共機密文件中，最具危害的包括：中國最高領導層的退休計劃與在中南海的住所位置、出入和通訊密碼；黨中央在危機時如何指揮國務院與中央軍委；黨中央及中央軍委動用核力量的程序，包括發射密碼。
乍一看，這些秘密命運攸關、驚心動魄。然而細思量，其最大共同點卻是一經更改（原有秘密）即告作廢。特別是密碼，一發現泄露必然更換，竊取者手中的情報即失去價值。即使沒發現泄露，文中所涉的幾種密碼平時也必須不定期更換，情報價值轉瞬即逝；即使是更具價值的加密方式泄露，也可以更換補救。
然而一般的輿論顯然不深究這些細節。《華盛頓自由燈塔報》文章還稱：中國當局發現，這些密件大多是在2012年9月令計劃調任統戰部長後複印的。卸任中辦主任要從已被習的心腹接管的中辦挑選、調取上千份高價值核心機密，並用複印這種危險的原始方式保存，實在匪夷所思。故而，媒體報道的洩密內情，其可信度不高。
即使令計劃在中辦主任任上，早就準備複製一批機密以備自保，也恐怕不會只有現在爆出的這類機密。我們能猜得到：美國最需要的情報，顯然是中共的權力爭奪、經濟軍事實力、內外政策，特別是對美戰略的真實意圖等等。這些在中辦的機密檔案中都不難找到。
可以說，令計劃能獲取的更具威力的信息，還不是國家機密，而是高層的個人政治醜聞甚至罪證。而最終披露的這些與核大戰、危機應對程序和特務行動相關的信息，雖不能說對美國無用，但從戰略和情報專業角度看，其實遠非上品。渲染這類「洩密」，倒像是依照公眾從諜戰劇中得來的對「國家機密」的印象量身打造。
報道還稱孟建柱痛斥「這一泄密事件已造成嚴重影響」。可是，中共高層退休計劃迄今仍在激烈內鬥之中，而無定案，最高層危機指揮機制也正因「國安委」和「軍改」等傷筋動骨的體制震盪而處在變動之中。美國更需要的，顯然是這一過程的實時動態。而這方面的一次性情報，只會迅速貶值。
由此推斷，令計劃「挾密自保」的動機頗為可疑。如果令完成只掌握傳聞中的信息，因為這些機密會過時貶值，靠他在美隨時泄密，很難構成長期威懾，迫使中央不敢或只敢象徵性處理令計劃。而且，既然令計劃已無法逃脱，自然就構成人質，不管是泄密還是「泄醜」，都可能遭到中共高層的反制或報復。再則，即使要換取中央放令計劃逃美，也要向其證明機密將被可信銷燬，不會提供給美方──而這幾乎沒有可操作性。
「賣國」作為政治鬥爭炒作
事實上，在泄密一事被炒作之前，令計劃已被開除黨籍公職，等待審判。此時令完成將情報悉數獻美，保本人安全說得通，保護其兄長已然來不及。若令完成手中的籌碼尚有此威力，孟赴美的主題就應是「以令計劃的人身安全換情報安全」，而非引渡令完成。另一個佐證是，若真是中美情報戰，中共也並非沒有別的籌碼可與美方交易，而如此規格仍引渡不成，或許美國並不將此事視為情報戰。
同此前的薄熙來、周永康等高層大案一樣，通過法律上的一應流程，從一堆大同小異的高官劣跡或污點中定出罪名，都不算難。但最重要的一點在於，必須得到「國妖」們認罪伏法的場面，以示「除妖者」代表着充分的正義和權威。這自然需要受審者本人的配合，讓他在全國人民面前被釘上恥辱柱，「永世不得翻身」。
在大陸多數普通公眾認知中，腐敗和弄權已逐步成為見慣不驚的中共高層劣跡。但借常年神秘而可怕的「國家安全」教育之功，「賣國」還是一個「人人得而誅之」的大惡大罪。而在中共高層政治爭鬥甚至日常運行中，幾乎一切都是「國家機密」，是否「非法獲取」更視成王敗寇而論。於是，令家兄弟或許有竊密行為和叛國陰謀，但更大的可能是：此事被政治鬥爭之需嚴重誇大和炒作。
儘管「令計劃洩密」的信息渠道並不紮實，炒作也不專業，但這一渲染，無不有助於中共在黨內和社會上形成「令計劃十惡不赦」的輿論。在未能將令完成歸案，特別是令完成是否已將情報送給華府尚無公開證實的情況下，中共仍能開審令計劃，並且把「洩密」包括在內。這裡的「洩密」就更像是在施展政治鬥爭的「障眼法」了。
以上這一切，讓人多少聯想到：近來中共借「社團改革」，將共青團直屬的中國青年政治學院停招本科，並有意削弱團中央。而原本以改革起家的共青團系統，最近借中共整體嚴重「左轉」之時變本加厲推行極左話語，卻也仍然成為「被改革」的對象，這更可見到當前中共政局的有趣。
（丁丁，中国政治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