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舜臣的左腳背上，有個淡淡的痕跡，像是台灣烙下的記號，提醒他不忘自己的文化血脈來自哪裏。那是年幼的他在當時仍是田園風景的新莊行走，被孟宗竹削過的傷疤。他的幼年記憶，大多掛在這塊土地上，但往往都是難為情的，不是跌落河中，就是腳受傷。
還有一段鄰里傳頌的趣聞：在剛學會站立的年紀，他爬上了正廳的神明桌，邊拉着關公的鬍子邊說：「台灣人是這款的。」（台灣人是這個樣子的）這童言童語很快被目擊這幕的叔母傳播出去，以至於成年後，陳舜臣回新莊教書，人們見着他便說：「你就是『台灣人是這款』的舜臣嗎？」
「台灣沒有好好傳承他，中國那邊認為他是台灣人，在日本，他的形象就是個華僑，三方都沒有好好評價過他。」
這是陳舜臣的姪女、日本兵庫縣立大學經濟學部國際經濟學科教授陳來幸對陳舜臣這位「台灣」作家的總結。
在「台灣」上頭加了引號，是因為這位在日本與聲名赫赫的司馬遼太郎齊名的作家，在九十年的生命裏，他先後，或者同時是台灣人、日本華僑、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最後又發現他的「中華民國國籍」始終有效。多次身份和認同的流動，原因來自血緣、文化、政治認同、和個人無法抗拒的歷史演進，用陳舜臣自己的話說，就是「被時勢左右的人」。
因推理小說成名的陳舜臣，以歷史小說奠定大師地位。但即使如此，他在日本仍被視為外人。在1990年之前的台灣，他的兩部獲得直木賞的作品在聯合報副刊連載，台灣讀者認識這位日本文豪多是因他的文學作品。但他個人的生命歷程 --- 與這塊土地的關係和錯綜複雜的國族認同。在戒嚴時期幾乎沒有任何報導觸及這一塊，遑論他本人踏上台灣。即使到了1990年代，遠流出版大量翻譯、引入他的作品，本地讀者也難以在他的書寫中，辨識陳舜臣的「台灣」樣貌。
「我常說的『台灣人云云』，恐怕是因為我對於自己是台灣人的身份很在意的緣故吧。自己應該是台灣人沒錯，不過周遭都是日本人，讓還是小孩的自己產生了錯亂。」
國籍的困惑對這位主修印度文、寫亞洲史的創作者而言，是養分也是課題。在半自傳《半路上》開頭，他直言自幼生成的困惑：「自己到底是誰？或許長久以來，心中總是沒有拋開這個疑惑吧。年幼時期的自言自語，其實就是我成為作家的出發點，每次只要回頭展望，就能看到當初自己的起點，也能重新找到自己現在身處的定位。」
陳舜臣尋找的「起點」，似乎呼應着自己童年的那一句戲言：「台灣人就是這個樣子。」
台灣意識 源於海洋
1924年生的陳舜臣，原籍現在的新北市新莊。當時是日本殖民時期，善於漢文的父親陳通受西村商店聘用，專事商業文書寫作，1919年派駐神戶後，舉家遷移於此。次子陳舜臣便在這座日本城市出生、成長，卻仍勉讀漢學。其歷史學養來自飽讀詩書、能篆刻，喜愛盆栽的祖父陳恭和。
「我不確定何時開始讀歷史的。我是跟祖父學習的。他讀書時，就放任我們在旁，讓我們讀些對孩子來說，非常困難的書。」 2001年接受日本媒體訪問時，陳舜臣這麼說。
神戶，則提供他創作的沃土。這港埠城市是日治時期往台灣的唯一航線。童年時期，他常望着窗前的港景，知道眼前的海連結着台灣。「我的台灣經驗不多，但之所以保持台灣意識，都是因為海洋的關係。」1994年陳舜臣的「海洋三部曲」在台灣出版，便在《中國時報》開卷主辦的講座裏，談起海洋的重要性：「毫無國界之分的海，不但是運輸物質和文化的通道，同時也象徵自由。」
1868年開港的神戶，在鎖國的幕府時代便是與外界交通的重要港埠，工商業替這座城市奠定重要基礎。城市裏有着各種外來族群，氣氛多元且包容，「神戶有西亞人、印度人、俄國人……，沒有地方去的人都來到神戶，成為這個城市很特別的氣質。」陳來幸說，這是神戶受陳舜臣鍾愛的原因。他為神戶創造非常多跨越國界商人的故事，而這也是這個城市獨有的氣質。
與神戶經歷天災與戰禍的陳舜臣，二次大戰結束後，考慮離開。「戰爭結束後，總算看見了未來曙光，不再有陣亡或爆炸。該開始考慮將來了。未來有許許多多的選擇，對青年們來說想必相當振奮。」陳舜臣在半自傳中提到：「我也面臨了選擇。」
「我感覺自己必須更加探究中國的歷史及文學。台灣雖說是我的故鄉，可是我只有在那裏短暫停留兩三次。這回我終於有機會能夠親眼親耳去體驗從摯友何既明那裏聽來的故鄉台灣。」
自大阪外國語學校畢業後本想走學術研究的陳舜臣，因戰後失去日本國民的身份，原本助教工作被迫中斷，必須重新思考人生去向。回台灣成為選擇，「我感覺自己必須更加探究中國的歷史及文學。台灣雖說是我的故鄉，可是我只有在那裏短暫停留兩三次。這回我終於有機會能夠親眼親耳去體驗從摯友何既明那裏聽來的故鄉台灣。」
當時陳舜臣並沒有考慮清楚，回到台灣能做什麼，卻想着祖父有許多藏書留在新莊老家，待他探索與閱讀，「我應該可以自由地閱讀中國的現代書籍」。但工作很快就找上他，出身東京大學法學部、任職日本工廠的鄭聯銘直接邀請他擔任新莊中學英語教師──鄭聯銘即是新莊中學第一任校長──鄭聯銘、吳建熹與何既明等人，留日期間便常與陳家人往來，甚至借住陳家，形成一個強烈的人際網絡，自然也彼此支援、協助。
二次戰後，國民政府接收台灣，施行「一鄉一中學」政策，新莊鎮決定將「小學校」移作「中學」之用。「新莊初級中學校區在日治時期是一間日本小學（小學校）。」新莊中學第一屆畢業生賴為政解釋，「是日本人跟家境較好的台灣人子弟才能念的。台灣人如果要唸的話，要改成日本名，還有使用日本話的國語家庭才能進去的日本學校。」戰後日本人離開，小學校空了下來，便成為現成的中學位址。
新莊中學成立，多靠地方有力人士四處奔走、許多留日鄉親協助籌組，甚至投入教學，陳舜臣是其中之一，「陳舜臣教的是英語，給我們很好的基礎。」賴為政說，大家都很懷念他。
移民群聚性 台灣城鎮開放不足
對陳舜臣而言，父祖的家鄉新莊是和神戶一樣重要的城市。
台灣人多半知道台北城的興盛始於艋舺（現今台北市萬華地區），但鮮少有人知道新莊的發跡還早於艋舺。陳舜臣祖厝離新莊老街不遠，這條街素有「北台第一街」之稱，早在清乾隆年間便已發展，彼時來自中國大陸的船從大漢溪河口這處上岸、形成聚落，後因淤積、河道變淺，漸漸失去河港功能，貿易重地才往艋舺遷移。
新莊大漢溪岸邊的碧江街仍保留完整的閩式建築。當地文史研究者呂其正指着碧江街上的潮江寺說， 這裏本來是碼頭工人停駐之所，後因新莊與對岸的板橋關係緊張，該處就改建二層設置瞭望處，可注意河面動靜與板橋情勢，「正是歷史課本中械鬥的場景。」
那個年代的台灣居民大多來自福建，尤其是漳州、泉州──新莊人多是泉州出身，又幾乎都來自同安，集體性很強；一水之隔的板橋則以漳州人為主，兩者之間並不和睦。這些移民雖豐富了新莊等城鎮的文化，但移民固有的群聚屬性，也讓台灣城鎮不若神戶開放。
戰後初期，新莊甚至以「沒有阿山 （編按：台語，指外省人），令人心曠神怡的市鎮」為號召，希望吸引更多台北人遷移至此。「過往曾是繁榮的河港市鎮，現在卻成為夕陽小鎮。雖然有搭巴士前往台北只需三十分鐘的優點，但人們仍不願留在新莊，造成人口持續外流。」陳舜臣如此寫道。
陳舜臣成為作家後，很少談及自己內心世界，也很少討論自己不管在日本或者台灣都感到邊緣的痛苦。
但這並不折損新莊的風采。「以前的人稱新莊是『一本町』，一條街而已，沒有多長啦。」陳舜臣的學生陳遠欽解釋，新莊街又分「頂街」和「下街」，從新莊神社開始，接着是幾個宮廟，那個時候很常搬演布袋戲，「仙仔（陳舜臣）很喜歡看布袋戲，都跟吳建熹一起看。那時的布袋戲跟現在不一樣，文言文的。」戰時，布袋戲是禁止出演的，陳舜臣到台灣正遇布袋戲解禁。
陳舜臣住在新莊老街入口的新莊神社裏。「當年不管日本人去哪裏，都會建造神社，大概是當作一種征服的象徵吧。征服行動結束後人們撤走了。」他解釋：為了展現征服者的威勢，征服者便把神社蓋得頗為宏偉，「特別是新莊在過往淡水河河道還夠深的時代，曾經是一個繁榮的港鎮，因此舊時的寺廟類建築，與稍後的市鎮規模相比，往往給人超過需求的宏大感。新的神社或許也承繼了這個傳統，所以也蓋出了超過新莊鎮需求的龐大建築。」移作新莊中學校長宿舍的神社，因此過於寬闊。
在同事、學生心裏，陳舜臣是一個寡言、安靜的學者形象，和學生聚會時，反而是學生講得多，陳舜臣多半時間只是傾聽。
「我阿嬤常跟我說，二伯小時候會躲在衣櫃裏，那種小孩子害怕的黑黑小小的空間，可是他喜歡那個地方。」姪女陳來幸記得陳舜臣的沉默，不僅不怕黑暗和孤獨，甚至自己去尋找它，「或許是在腦中創造一個自己的世界吧。」
這樣的陳舜臣成為作家後，很少談及自己內心世界，也很少討論自己不管在日本或者台灣都感到邊緣的痛苦。 他寫過日本戰爭時期，寫過神戶大水與地震。他在書寫中，極少強調情感與情緒，即使談到神戶大空襲的經歷，也是客觀描述當時的悲慘，只有偶爾的驚駭與感嘆。或許那是日文書寫多有的雅緻感與淡然所致。
3部作品 在台出版
他雖著作等身，但觸及個人經歷及認同與戰後台灣的篇幅卻少，或與在台灣停留時間不長有關。陳舜臣1946年2月從神戶遷居新莊，1949年再返回日本。3年期間他都在新莊中學教書。在這3年中，台灣經歷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二戰結束，台灣主權重新移交中國；台灣人從「日本人」成為「中國人」；國民黨接受台灣措施失當釀成「二二八事件」；緊接着國共內戰爆發，國民黨政府敗走台灣。
陳舜臣用3部作品記錄了在台灣這3年親身經歷政治變化，而這3部作品，於今年4月陸續在台出版：
《青雲之軸》是部自傳體小說， 鎖定在1945年，日本敗戰，準備撤走之際，台灣正混亂之時。主角俊仁幼時經歷的內外不同語言文化世界開始，論及在日台灣人受到的歧視的問題，最後止於1945年8月15日那天。
《憤怒的菩薩》是本以新莊為背景的推理小說，就藉着一對從日本返台的台籍夫婦的眼睛，看到國民黨軍隊接收台灣的情景，以及汪精衛政府、國民黨軍統、中統等諜對諜勢力，延伸到台灣的故事；日本殖民時期奔赴大陸「反日」的台灣青年，也是重要角色。藉着故事主角，陳舜臣評論了國民黨政府接收台灣時的政策問題，也說出在不同政權之下生存的台灣人處境，「看到被時勢左右的人的悲哀。」
《半路上》則是第一人稱的自傳。這可能是陳舜臣第一次揭露自己在台灣所見所聞及受到的震撼，筆下情緒十分強烈。例如二二八事件發生時，在一水之隔的新莊，他聽見了槍聲：
「當時我所聽到的槍聲，究竟殺死了多少台灣人？只有在遠處聽到槍響，這件事讓我感到非常內疚。隨着那些槍聲，自己同胞的性命一個隨着一個隕落，而自己當時卻無法實際感同身受，讓我至今仍懷抱着罪惡感。如果被問及，當時我是抱着什麼樣的心情聽那些槍響，我只能回答：懷着滿心的祈禱聽着。如果問我祈禱些什麼，那就是祈求實際聽到的那些槍響，不是恐怖的殺人槍彈聲，而只是威嚇用的空包彈。」
「3月8日，從基隆開始發出的槍響，是我人生最惡劣的回憶。」
那天他留在叔父家，外面傳來啪啪聲響，隔壁的爺爺一派悠閒地說：「那是爆竹的聲音嗎？唉呀，今天是哪裏辦廟會呀？」但從集會回來的叔父則搖頭：「阿山好像在反擊啦。我們這附近還沒有人找過阿山的麻煩，如果能不出大亂子就好啦。」陳舜臣以不小篇幅描述二二八的緣起與經過，談到自己認識的人因此犧牲，但他也描述「阿山」被保護等情事，族群間的憤恨並無世人想像那般決裂。
「3月8日，從基隆開始發出的槍響，是我人生最惡劣的回憶。」陳舜臣整個3月都待在新莊，沒有離開過。「雖然聽見聲音，但完全不知道事情的真相。想要聽到接近事情真相的談話，得等到許久之後了。」
《半路上》出版時間是2003年，當時他已經往返台灣多次。或許台灣政治氣氛改變，或許重回故土知道更多消息，陳舜臣終於提筆寫下這個經歷。這個事件，是促使他離開台灣的原因之一，他當時不知道，離開台灣後，新莊中學的同事捲入了白色恐怖中，死在獄裏，他也沒有想到，這一走，竟有40年，再也不能回到這塊土地。陳舜臣作為台灣人的身份，不被這個社會所知；而作為台灣人的感覺，於他而言，也逐漸稀薄。
從基隆港上岸，又從基隆港離開，對於同時視神戶和新莊為故鄉的陳舜臣而言，心情萬分複雜。1949年他乘着「樂生號」，即將抵達神戶之前，首先映入眼簾的是甲子園。戰爭空襲摧毀神戶，而甲子園依然完整，他不禁動容──甲子園建立於1924年，正是陳舜臣出生那一年。他回到自己的另一個起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