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香港的富貴圈子裏，金髮碧眼的英國女人Ruth Benny是好一個人物。她創辦了一個中介諮詢機構，每天坐在香港上環的辦公室裏，接待一位又一位富豪太太。
這些太太們，有的是剛搬來香港居住的外國人，有的是在香港土生土長的華人，也有從中國內地過來的新移民。她們迫切地找Ruth Benny，目標只有一個——把孩子送到一所國際學校。
找到學位是一門藝術，我們更像是一家獵頭公司，會把合適的孩子推到合適的學校面前
在香港，國際學校的學位跟房子的供應一樣緊缺，長期一位難求。香港目前共有50所國際學校，提供41000個學位，但依然滿足不了來自四面八方的熱切需求。據香港教育局在2012年研究報告顯示，到了2016/2017學年，香港的國際小學至少欠缺4200個學位。
「找到學位是一門藝術，我們更像是一家獵頭公司，會把合適的孩子推到合適的學校面前，說：『嘿，我們有一位很強的候選人，你們要不要看看？』」Ruth Benny一臉自信地對端傳媒記者說。
外國的、香港的、內地的家庭都要擠進國際學校
去年7月帶着兩個兒子從上海搬來香港後，39歲的陳芳哲很快被國際學校的激烈競爭嚇倒了。她先為5歲的大兒子報讀今年9月即將要入讀的國際小學，去面試兩家國際學校的，都以失敗告終。最近，她發現家附近的7所國際學校全部爆滿了。
在這大半年為兒子奔波找學校的過程中，她恍然覺悟，原來這個城市的媽媽們為了孩子讓進入國際學校，各出其謀，提早準備：孩子提早報名、提早學習英語、提早培訓面試技巧，甚至提早找來Ruth Benny辦的這類「獵頭」機構。
吸取了大兒子的慘痛教訓，陳芳哲馬上為3歲的小兒子報名入讀2017年一家國際小學，得到的回覆是：已經有600個孩子在候選名單上了，而一年級只招收不到100人。
陳芳哲出生在上海，曾在香港工作，後來到英國讀書，返回上海後認識了來自歐洲的丈夫。2009年年底大兒子出生時，她選擇來香港生產，孩子成了「雙非嬰兒」。
孩子出生後返回上海生活，直到去年她和丈夫決定將自己的金融公司轉到香港，全家也跟着搬來了。來港後她一心想着找國際學校，對採用本地課程的學校，她說自己「絕對絕對不會考慮」，她的原因是：「要重新學粵語對孩子挑戰很大，而且未來我們不一定長期在香港，孩子以後的方向還是要到外國去的。」
在香港，國際學校起初是為來港工作的外籍家庭而設，大多採用英語教學，同時教授普通話。香港第一所國際學校是1967年開辦的英基，由當時的港英政府創辦，為來港的英國家庭孩子提供英式教育。但後來，外國教育制度的優勢後來越來越吸引香港本地的父母。
近年，來自中國內地的家庭也加入了這支競爭大軍——他們有的是雙非孩子，有的是早前投資移民來港的，也有因各種商務原因搬來香港的。
三方疊加的需求，令學位需求達至瘋狂狀況，曾有新聞報告，有媽媽懷孕不久就拿着嬰兒掃描圖去國際學校要求報名，也有不少家長一擲百萬，為牙牙學語的孩子買一份國際學校的債券，以獲得入學優先權。
目前，香港50家國際學校中，36家都有發行被稱為「債券」（debenture）、提名權（nomination right） 或「資本證明」的不同名字的債券，購買債券的家長可讓孩子獲得入讀「優先權」。不少國際企業也會為從外國來港的員工子女購買「企業債券」。
縱貫全球，這種透過債券買優先權的制度稱得上「香港特色」。這些債券是學校自行籌資、用於學校基建或發展新課程項目之用，並不受教育局或香港金融管理局規管，每家國際學校針對債券自己擬定政策，例如債券的價格，是否強制購買，債券是否可以歸還，是否可以在二手市場上自由買賣等等。
目前，這些債券價格從數十萬到數百萬不等，和學位一樣，一券難求。例如2012年開辦的哈羅香港國際學校，最初債券300萬，目前已經在二手市場炒到近600萬；而在香港國際學校，債券每份200萬，交易只能透過校方操作，據該校對端傳媒表示，目前有大量家長在排隊等待，要買到債券，至少要等十年。
從出生那一刻起，就要策略性地規劃未來
2013年，看準這個市場的龐大需求，Ruth Benny設立了Topschools，專門幫各類家長找國際學校，收費8000至50000港元不等。Ruth Benny出生於英國，在香港生活了20多年的她是香港通，早年曾在香港理工大學做英語教師的培訓工作，也曾在匯豐從事培訓工作，她自稱與香港許多國際學校保持着良好關係。
在Ruth Benny的客人中，最大的群體是「混合家庭」，比如媽媽是香港人，去加拿大後取得加拿大籍，認識加拿大丈夫後，又回到香港定居。但近年，她目睹越來越多「純粹的內地家庭」和「純粹的香港家庭」希望擠進香港的國際學校。
Ruth Benny形容，內地家庭最財大氣粗：「他們會說，我願意花錢給孩子買一個學位，幾百萬不是問題。」而香港家庭最緊張「催谷」：「一些香港父母自己本來說粵語，卻說是為了讓孩子進國際學校，天天在家裏和孩子說港式英語。」
要成功進入國際學校，首先把孩子變成「很強的候選人」，Ruth Benny說她通常的策略是先花時間教育父母。
面向內地家庭時，她會解釋：「在香港，不是有錢就能買學位，首先孩子要通過學校面試。」——在她的內地客人中，90%的孩子不能通過香港國際學校的考試，主要因為國際學校要求孩子能夠說「Native English」。而面向香港家庭時，她則提醒說，不要在家裏和孩子說英語：「那讓孩子不能學會真正的母語——廣東話，只是讓孩子學了Chinglish。」
不過，Ruth Benny 認為，最重要的還是「從出生那一刻起，就要策略性地規劃未來」。
「你要想清楚以後要讓孩子進本地學校還是國際學校，再根據這個決定，去選擇playgroup和幼稚園。」Ruth Benny一臉自豪地說，她的兩個孩子，母語是英語，4個月大就開始去學習普通話的playgroup，目前兩個孩子都在國際學校就讀。
更早的規劃其實在未出生時已經開始。在香港，目前有14家國際學校，只要嬰兒拿到出生紙，就可以報名，對於前來諮詢的懷孕媽媽，Ruth Benny常常提醒她們注意報名時間。
「從出生那天起到拿到出生證明，一般只需要七天時間，她們有的人為了提早報名，還讓政府加快速度，早幾天拿到出生證明。」Ruth Benny說，很多香港媽媽比她還着急。
除了規劃，還要靠關係、錢和一點運氣
兒子才不滿六歲，已經明白如果自己不努力，就沒有學校要他了。
「可能這就是香港文化吧。」陳芳哲說，來到香港後，她意識到「一切都要從懷孕就開始計畫」。為了讓大兒子應對國際學校的面試，她最近兩次為孩子更換國際幼稚園，還請了一位私人老師為兒子補習英語，一週三次，每次接近兩小時。
「兒子才不滿六歲，已經明白如果自己不努力，就沒有學校要他了。但他進步得很快，我有信心，他一定會找到學校的。」陳芳哲堅定地說。
不過在另一位媽媽張樺看來，提早規劃和學習並不一定意味着成功。她與丈夫都出生於香港，現在住在香港西貢高尚屋苑。長期厭惡本地學校填鴨式教育的她，從孩子出生起就計畫讓孩子讀國際學校，兩個兒子目前就讀國際幼稚園，講一口流利英語。
「兒子的同學都是外國人，他們現在都不說廣東話，在家裏我說廣東話，他們答英語。」張樺說。2015年1月，她為大兒子報名2016年9月入讀一家知名的國際小學，同樣發現許多家長幾年前就報名了，報名後一直沒有得到面試機會。無奈之下，她為兒子報考一所「三線的國際學校」，面試後也被拒絕了。
「當時真的好傷心啊，三線的學校都進不了。」在「找學校找到快哭」的時候，她經其他媽媽介紹，敲開了Topschools的門。Ruth Benny為她做了一份研究報告，建議報考哪些學校。「其實那份報告沒什麼用，她建議的我都已經幫兒子報考了，她知道的我們這些媽媽都知道。」張樺說。反而付了費給Ruth Benny後不久，她竟然又收到早前報名的知名國際學校的面試通知，後來兒子更順利通過面試，得到學位。
張樺開心死了，在她看來，幫了她的是Ruth Benny的「關係」。「我問她有沒有和學校的connection（關係），可以讓孩子優先進學校，她沒有直接回答我，只是強調，她和國際學校關係很好。」張樺笑了笑。
你想想，這麼多孩子去報名，如果Ruth跟學校說一聲，這是我的客人，可能就不一樣了。
自己成功之後，張樺到處向身邊焦慮的闊太太介紹這位金髮碧眼的英國人。「我不能完全確定是不是她幫了手，但肯定有一點作用吧。你想想，這麼多孩子去報名，如果Ruth跟學校說一聲，這是我的客人，可能就不一樣了。」張樺帶點神秘地笑着說：「不過這種事，最後還要看運氣。」
據Topschools聲稱，在2015/2016學年中，他們服務了65位客人，「獲得了100%的入學率」。此外，記者在google在搜索「國際學校 諮詢」等關鍵詞，發現至少有10家類似的機構，其中有國際化公司，香港本地的公司，也有內地公司，主力為新移民父母找香港學校。
像香港的房子一樣，國際學校的學位總有人要的
為緩解國際學校嚴重供不應求的局面，香港政府過去數年一直以提供免租或低租土地的形式，吸引各大集團來香港開辦國際學校。2015年7月教育局公布，已有8個國際學校的辦學團體獲分配土地。
2016年4月20日，在新界大埔墟，來自英國的墨爾文國際學校的地盤正式宣布動工，但校舍的樁腳還沒有打，辦公室的電話已經響個不停。
「我們預計2018年才開學，但好多家長打來問何時開始報名，怎麼面試，目前已經有100多名家長登記要買債券，不少孩子還在肚子裏，他們都好焦慮。」墨爾文國際學校的發展及運營總監江錦昌對端傳媒記者說。
在香港政府的眼中，國際學校學位不足，長期將影響國際企業在港運作。2012年教育局曾公布研究表示，8.2%的企業在過去12個月無法聘請外國員工，因為其子女無法在香港找到國際學校的學位。
在近來新開設的國際學校中，香港政府的政策顯然是優先照顧持有外國護照的孩子。根據教育局規定，國際學校如果獲得政府以分配土地或空置校舍方式給予資助，其所取錄的學生當中，至少70%必須為非本地學生；而申請校舍的辦學團體如在計劃書中承諾取錄超過80%的非本地學生的話，還可獲較高評分。
值得留意的是，所謂非本地學生，是指持有外國或中國護照的學生。在此政策之下，像陳芳哲與張樺的孩子一樣持有特區護照的學生，必然因為配額問題而面對更加激烈的入學競爭。
另外，由於長期供不應求，不少國際學位的地位儼如泰山。加上香港的絕大多數國際學校是以非牟利團隊模式運營的私人機構，教育局對其人事任命、學校管治、課程設計和收生方法等並無具體規管，監管不足下，國際學校在收費和管理方面也存在混亂，最明顯的是不斷加收各類雜費。
「教育局只約束學費的增長比例，所以學校就繞過學費，不斷提升建設費、報名費等各類雜費，家長也沒有辦法。」Ruth Benny說。
而其中一間鬧出管理問題的就是位於香港南區的加拿大國際學校。自2014年11月開始至今，擁有25年歷史的加拿大國際學校由於董事會和教學人員的矛盾，爆發了持續一年半的人事糾紛和教學危機，導致兩位校長和多位老師先後離任，一些家長甚至用腳投票，為孩子轉校。
來自美國的家長Sabrina Maguire有3個孩子在加拿大國際學校就讀，曾為該校管理問題聯合數百位家長組織起來，花大量時間去推動改善該校的治理問題，與教育局對話，但始終無果。
Sabrina Maguire 越發意識到，在香港的國際學校長期供不應求的局面下，無論學校出現任何問題，家長相對都處於弱勢。「和香港的房子一樣，國際學校的位置總是有人排着隊去要的。」她憤怒地指出，國際學校的態度就是：你不來讀，還有許多人等着入讀。
陳芳哲就剛剛為兩個兒子報讀加拿大國際學校。而更多的家長已經開始瞄準了幾家即將落成的新國際學校：除了大埔的墨爾文，還有將軍澳的法國國際學校、Shrewsbury 國際學校......
至今創業四年，Ruth Benny說，她目睹想要為孩子報讀國際學校的客人數量不斷增長，來自外國、本港和中國內地的家庭同時加入同一支競逐大軍。在可見的未來，香港的國際學校的競爭程度還將不可避免地持續白熱化。
（為尊重受訪者意願，文中陳芳哲、張樺均為化名；實習生夏萌遙對本文亦有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