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說2015年中國的「環保風暴」是由柴靜的一部《穹頂之下》開啟，繼而引起針對霧霾治理的連串政策，那麼掀起2016年「環保風暴」的，恐怕就是常州外國語學校的土壤污染——且稱之為《大地之上》。
在江蘇省經濟發達地區的這所學校裏，陸續出現約五百名在讀學生身體不適；更有說法稱，部分學生罹患淋巴癌和白血病。心急如焚的家長調查發現，該地曾為三家化工企業的地塊，土壤和地下水中氯苯濃度超標介乎7萬～10萬倍之間，四氯化碳濃度超標2萬多倍，其他二氯苯、二甲苯等有數千倍超標，伴有汞、鉛、鎘等重金屬。常州家長半年前已在奔走呼告，上訪多次未果，經央視4月17日報道，終成熱點。
非自然性的土壤污染通常源於人類的工業活動，因地面防滲工作疏忽或故意埋藏有毒有害廢物，造成表層土壤接觸污染物，進而緩慢滲入淺層地下水；視當地水力梯度，污染物或停留在地塊內，或擴散至周邊區域。鑑於其相通性和遷移性，我們常常合稱「土壤和地下水污染」。
國內較早的一次土壤污染曝光，是在2010年的武漢。當時長江化工廠搬遷，原址建起了可容納2400戶的高層經適房小區。武漢市環保局曾指出，選址土壤污染嚴重，未經環評便違規開工；但是後來此事不了了之——「房子都建起來了，難道還能推倒？」類似的事例說明，土壤污染尚未納入環保部門的重視範圍。
要面對這個「污染新常態」，我們先得了解立足於「大地之上」的三大環保「黑點」，探討解決之道。我們應將孩子們付出的不幸代價，轉化為推動中國環境覺醒的動力。
黑點一：公眾對污染的認識，停留在廢水廢氣
過去國人談論環境問題，不外乎是廢水橫流、霧霾嗆鼻、垃圾處理，這些看得見、摸得着的污染。環境從業者之外的民眾，很少人會意識到，腳下的大地母親也可能潜藏危機。
同時，有關部門和官員對於化工、石化、油品操作、危險廢物處理的環境宣教，停留在如何防範「煙囱」和「臭水溝」的層面。即使承認化工項目對群眾的影響，亦較少在土壤上着墨。
事實上，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難以被人察覺，調查難度較大，發現污染後治理費用高昂。更可怕的是，它持續存留時間極長，一般難以自然消解。在美國和西歐，狹義的「污染」（contamination 或 pollution）甚至可以專指土壤和地下水污染，因為只有它具備積存不散、持續影響地面健康的特質。
既然官民都還普遍未有意識，地方政府招商引資、化工廠開足馬力生產的過程中，自然也不會重點防範，更不會公之於眾。
黑點二：化工企業荒謬卸責
我們首先得明確一個通行全球的規則：誰污染誰治理──亦即1992年聯合國里約「地球峰會」首次提出的「污染者自付原則」（Polluter Pays Principle，簡稱PPP）。中國的法典，雖未具體至土壤和地下水，但「誰污染誰治理」這個原則，也已應用到環境法律實踐的方方面面。
然而在中國的操作中，企業常用各種理由逃避責任。如常州事件曝光後，其中一家涉事企業（常隆化工）的參股上市公司諾普信在4月18日晚間緊急澄清。劃清界線的理由竟是：受污染的地塊只是常隆化工的「舊址」，常隆化工早從2009年已開始搬遷，並在2010年8月完成了整體搬遷和土地交付。
不管是「裝睡」或是「無知」，逃避責任都不應該得到縱容。污染治理、修復乃至賠償的責任，屬於造成土壤和地下水污染的公司，這與場地是否發生轉讓無關。特別是有涉事化工廠老員工告訴媒體，過去廠裏職工有時直排有毒廢水、或將危險廢物偷埋地下，更道明了責任主體正是轉讓前的企業本身。
黑點三：以為土壤污染問題無法可依
相對於大家熟知的《水污染防治法》《大氣污染防治法》《固體廢物污染環境防治法》，全國人大遲遲沒有出台涉及土壤和地下水的大法，導致此處環境立法「留白」，亦間接造成如今公眾和官員對土壤議題陌生的局面。
但是中國在土壤污染方面是否就完全無法可依呢？答案是否定的。
2012年11月，國家四部委聯合發布了《關於保障工業企業場地再開發利用環境安全的通知》，明確了「誰污染誰治理」的原則。通知規定，工業企業原場地應當在土地出讓前，完成環境調查和風險評估工作。未進行調查及評估、未明確治理修復責任主體的土地，禁止進行流轉。而且未經治理修復或未達標準的，「不得用於居民住宅、學校、幼兒園、醫院、養老場所等項目開發」
這次事件發生的江蘇省，已於2013年5月轉發了上述文件，並細化為江蘇省本地的規定。
此外，2010年《侵權責任法》、2013年《兩高關於辦理環境污染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2014年環保部《場地環境調查技術導則》等相關法條，均可作為判定涉事企業責任的有效依據。土壤污染並不是無法可依。
如何解決土壤污染？
筆者認為，處理和根治的辦法歸根到底只有一個：通過立法規管，和政府的介入，讓環境成本納入企業賬本，成為項目是否值得投資、是否應該擴產的必要考量。
具體到常州事件和類似案例，就是動用既有的法律、法規、行政規章，由污染企業全額支付土壤和地下水污染帶來的治理修復費用、學生治療費用，承擔民事賠償責任甚至刑事責任。同時，繼續出台更高位階、更有針對性的法律武器，迫使其它工業企業放棄僥倖心理。
當地政府的負責任選項，是停止袒護污染企業，採取客觀公正態度調查污染成分的來源，落實污染者自付原則；如企業拒絕配合，交由檢察機關循法律途徑起訴。
作為他山之石，西方工業化國家同樣走過了土壤和地下水污染的艱辛歷程。著名的《超級基金法》就是美國痛定思痛、重典治污的例證。
距離紐約一小時車程的哈德遜河芳得利灣（Foundry Cove）邊，曾在1950至1970年代運營一家「馬拉松電池廠」（Marathon Battery）。廠家買下了河邊的一大片沼澤地，常年用於傾倒含鎳、含鎘的危險廢物和廢水，土壤和地下水也有揮發性有機物（VOC, volatile organic compound）超標情況。其後工業區廢棄、企業撤出。雖然紐約州沒有計劃轉變地塊用途，但美國國家環保局出於保障公眾健康的考慮，於1983－1996年間全面介入，要求前電池廠進行治理和修復，前後花費超過4000萬美元。
二十年過去了，如今該地重金屬和VOC水平已穩定受控，並轉變為濕地公園，成為公眾休憩、鳥類光顧的熱門地點。企業對自己所污染的環境，付出了巨大的代價。這一過程亦作為一個典範，促使紐約州的工業企業自覺守法。
環保部積極介入，「土十條」立法序幕？
中國環保部此次積極介入常州事件，召開專題研究會議，成立聯合調查組趕赴常州，除了因公眾輿論壓力外，興許還與2016年環保部的立法計劃有關。
今年3月全國兩會，環保部部長陳吉寧答中外記者提問時，特別提到了「土十條」（配套已頒布的「大氣十條」「水十條」）立法事宜。這一立法在過去兩年數易其稿，多次徵求中央有關部門和地方政府的意見，目前文稿已基本成熟，將盡快採取報批程序出台。
「土十條」預計將集中界定土壤和地下水污染的定義和限度，劃分責任主體，明確資金來源及治理修復義務，規定政府部門應當扮演的角色和不作為的後果，從而為治污法制化鋪路。
其實，即使沒有常州事件，中國遲早會爆發其他大面積土壤和地下水污染的問題。相較於西方國家，中國的化工歷史較短，許多大型化工企業正經歷「關停並轉」，許多問題沒有被追根溯源，同時絕大部分化工企業未有因污染「大地」而遭鉅額罰款、天價索償的教訓——這個教訓和法規來得越遲，恐怕只會有越多的國土和國民無辜受害。
因此，從這個角度講，常州事件的爆發曝光，有利於開啟2016年「土十條」的大幕，推進中國環境覺醒的進程。作為負責任的部門，環保部應繼《穹頂之下》後，在廣袤的大地之上力推土壤和地下水保護意識，嚴懲污染遺留企業，效仿美國公開污染地圖和治理細節，並創造條件，讓民間社會組織和第三方機構在監測調查方面起作用。順利的話，這將以深刻的方式改變中國工業化道路的走向。
（魏翰揚，跨境環保關注協會CECA創始人，前EHS環境盡職調查顧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