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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光甜:去殖民、社會革命與香港政治未來

香港的被殖民是國際性的,香港的去殖民也必須是國際性的,香港的政治在根底上就是國際主義政治。


傍晚時分何文田望向港島區景色。攝:盧翊銘/端傳媒
傍晚時分何文田望向港島區景色。攝:盧翊銘/端傳媒

人們常說要「解殖」,要「去殖民」,被「去」的往往是殖民別人的人,而被「解」的則是被別人殖民的人。但「殖民主義」的結構,卻類似於資本主義生產模式的結構。

資本與殖民,自由與奴役

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中,「資本」是分裂的:資本的「身體」由工人的肉體承擔,而資本的「精神」則由資本家承擔。歷史的主體是自我分裂的資本,而資本如果要成為它自身,則必須要時刻處於這種分裂中。這是資本主義社會內在的矛盾──它不是資本主義的弊端,而是它得以存在的前提條件。

歷史的主體幾乎永遠如此,它永遠由對立的、不可調和的、在結構上完全分裂的兩極組成。資本是資本主義社會的基礎,它的存在本身,就是資本主義社會矛盾兩極的濃縮。但工人卻不是只承擔資本的「身體」:他們宿命如此,他們結構性地必須承擔資本的身體,但同時,他們在精神上卻會嚮往資本家的生活。甚至於,如果資本要繼續自己結構性的分裂,如果資本要讓工人繼續心甘情願地承擔身體的功能和角色,工人就必須要被引誘嚮往資本家的精神。

這裏有一個關鍵的區分:資本家「是」資本的精神,工人「是」資本的身體。工人永遠不可能「是」資本的精神,他們永遠不可能「成為」資本的精神。但他們可以認同資本的精神,他們可以嚮往資本家的生活;他們可以接受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和經濟倫理,他們可以完全被編織到資本主義的精神世界中──但他們永遠不可能「是」這個精神本身,他們永遠只能「是」資本的身體。

殖民主義幾乎遵循着同樣的邏輯,它是另一種主奴的辯證。被殖民者在肉體上成為奴隸,殖民者在精神上成為主人。但反之亦然:被殖民者在精神上是自由的,因為他們不具備肉體的自由。作為抽象概念的自由,之所以能夠進入他們的精神世界,乃在於他們的具體生活是不自由的。

反之,殖民者在肉體上是自由的,但在精神上卻是殖民主義的奴隸,他們在精神上是不自由的,殖民主義的一切精神枷鎖都束縛着他們。他們具體生活的自由,導致他們的精神生活中不存在任何自由的概念。

被殖民者嚮往自由的未來,他們的時間指向前方;殖民者沒有未來,他們處在時間之外。他們的歷史已經消逝,他們只是行屍走肉。

香港的再殖民

香港的殖民主義經歷了一個重要的變遷,香港的「去殖民」帶來的是殖民主義的昇華,而不是它的消亡。香港的「去殖民」是用一個跨國殖民主義代替另一個跨國殖民主義:殖民主義在原則上從公共領域中退場,殖民主義在實踐中於私人領域裏崛起。殖民者從港英殖民政府──一個外在的政治機關──變成普通的香港華人中產家庭,變成每一個「標準的」香港人;殖民主義從史詩性的暴力政治壓迫,變成平庸乏味的中產家庭對跨國勞工的懷疑和歧視。殖民主義沒有消失,殖民主義已滲入每個人的骨髓。

香港從來都是國際性的──它不只是中國的,不只是華人的,它屬於南洋,它屬於東南亞,它屬於印度、巴基斯坦,它屬於孟加拉、菲律賓,它屬於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香港的被殖民是國際性的,香港的去殖民也必須是國際性的,香港的政治在根底上就是國際主義政治(cosmopolitical)。

但「國際性」不是虛偽的「國際標準」──向曾經的和現任的殖民者乞憐,結果是你們親眼所見的。你們絕望,你們掙扎,所以你們力求自強,你們要自立,你們要自決──然後你們回家繼續懷疑家裏的「工人姐姐」偷懶,繼續抱怨「工人姐姐」一無是處。「我在外為了民主自由上街抗議,回了家難道還要看工人的臉色嗎?」你們如是說。是的,你們要爭普選,可這不妨礙你們讓一個有身體有情感有家庭也有種種毛病的一個真真實實的人生活在一個沒有冷氣還不如一個儲物間大的「房間」裏面。

美國白人爭民主,他們要屠殺掉本土的印地安人;你們要爭民主,所以你們要讓「工人姐姐」千里迢迢「離土」。你們不屠殺她們,你們奴役她們。因為這樣更有效率,更輕鬆──你們給她們工資,給她們簽證,你們給她們一個屋頂,然後她們給你們洗衣做飯育兒。然後呢?然後你就可以走上街頭,為政治八卦被禁而搖旗吶喊。你要爭「人權」,只不過「人權」不適用於你家──你覺得你付了工資,你甚至覺得你遷就了工人。你不覺得工人的簽證與工作掛勾屬於人身依附,你不覺得掀開薄紗一般的資本主義僱傭關係,下面隱藏的是最原始的奴隸勞動。你在外希望獲得資本主義的民主自由,你在家裏實踐的卻是比農業社會更原始的奴隸制──你並不覺得這有問題,因為後者幾乎是前者的前提條件。

「還能怎麼樣呢?」你這樣問,同時忘卻了,一分鐘之前面對建制派同樣的回應,你火冒三丈。

幫助別人解放,才能拯救自己

國際主義有兩種,一種由資本實現。這種國際主義所向披靡,世界對它而言是一馬平川──金錢和人員可以實現自由的流動,語言可以實現最大程度的統一。資本的流動幾乎不需要任何時間(如馬克思所說,in no time),語言的交流不存在任何障礙──幾乎是「即時的」(immediate)。

而另一種國際主義則舉步維艱。它在任何地方都碰到障礙,它講任何語言都不被理解──它內部有數不清的「口音」。全球化對它而言不是邊界的消失,而是邊界的不斷繁殖。對它而言,世界就是由邊界組成的。當資本吹着「國際標準」的號角,在維園大喊「公民抗命」的時候,它在香港的大街小巷席地而坐,討論着「國際標準」們的家長里短。

只有殖民地才會有這樣的社會區隔,正因此,現在的世界──這個世界遠遠大於香港──經歷着一個「再殖民」的過程。從美國到歐洲,從中國到南美,從中東到非洲,一個幽靈徘徊在世界的上空──殖民主義的幽靈。當整個世界都變成殖民地,香港又如何可以倖免?

但是,如果你不盡力將自己從殖民者的位置上徹底剝離,那成為被殖民者就只能是你唯一的命運。你解放別人,目的不在於拯救別人──你無法拯救任何人。但你如果想拯救自己,就只有幫助別人實現解放這一條路。

香港的問題不是政治改革的問題,不是實現一人一票的問題。香港的問題是社會革命的問題,是在最受欺侮、最受蔑視的人群中獲得拯救的問題;是從家庭結構的最深處徹底改變香港社會和香港華人的問題。這必定是一場國際主義運動──它連接了最切進的和最遙遠的:它從最親密的家庭出發,它會最直接地影響你的生活節奏、你的工作安排、你的精神狀態。但它不是你個人的問題──要解決這個問題,你就要團結所有處於同一狀態的人。

這是個政治問題,你需要公民組織來應對最實際的生活問題,你也必須要有的放矢地與政府搏鬥──這不是幾個人的搏鬥,而是整個社會的搏鬥。這是個政治問題,不是個「效率」問題。經過這兩年的抗爭,這一點應該變得比以前清楚很多。你現在要做的,只不過是在你自己的私人生活中踐行你在公共生活中所學到的,只不過是讓你更真誠地面對作為政治人的自己。這是政治人的成年。

但這遠遠不夠。這場必定是國際主義的運動還連結了最遠的:你私人生活的結構性改變,會在整個東南亞掀起一場變化,會迫使其他的政府不得不面對他們自己的政治和經濟。

政治人的成年一上來就是世界主義政治的(cosmopolitical),這是這個時代的特徵,你別無選擇。要麼你沉浸在殖民主義的雙重壓迫下,既殖民別人又被別人殖民;要麼你只能參與到跨國的、為所有被壓迫的人爭取解放的社會革命中去。

在這兩者之間,不存在第三條道路。香港的問題不只是個中國問題,香港的問題是世界問題的縮影──但它不是也永遠不可能是「國際標準」的問題。你的國不是中國,不是英國,也不是香港國,你的國是所有其他人的國。你的奮鬥第一次具備了世界歷史(world-historical)意義。這會很難,要比現在的鬥爭難上許多倍──它是完全的另一種鬥爭,它的範圍遠遠超出中國所控。

沒有中間道路:你只能在徹底的全世界的解放和完全的殖民地化、奴隸化之間做出選擇。一切帝國都將化為沙漠,你必須要做出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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