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林特小組（Balint Groups）是起源於歐洲的一種醫生培訓方式，聚焦於醫患關係的病例討論，意在幫助醫生消除醫患關係的「盲點」，更好地了解病患，並提高醫生的溝通技巧。在歐美國家，巴林特小組是醫生基本技能培訓的一部分。
六年前，當巴林特小組第一次被引入中國時，正是在中國醫療改革爭議不斷、醫患衝突日逾增長的背景之下。近年來，中國大陸不斷爆出醫生遭遇暴力、甚至被殺害的事件，醫生與病人都是現行醫療體制的受害者。處於醫患衝突最前沿，對體制感受最深的醫護人員的精神狀態卻被長期忽視。 於是，原本以「關注病人」為主體的巴林特小組活動，卻成為中國醫護人員的心理自救實驗。
「自愈」
最近這段時間，護士小楊的心裏一直挺憋屈。幾天前，她在自己供職的醫院被患者和家屬罵了。一位70歲左右的女性腫瘤患者，從外地來接受化療。那天由她的丈夫陪同，等候的病人很多，時至中午，他們突然開始大吼。最後終於輪到這位患者，卻已是午休時間，小楊的同事加班為她打針。誰料對方的血管很細，第一針沒有成功，只好把針退出來，又紮了第二次。家屬的情緒一下子爆發，「在走廊裏哇哇亂叫」，直接把小楊的同事罵哭。
小楊的資歷較高，正在安排其他醫治事務，硬是被家屬打斷。家屬點名要求小楊去打針，並威脅道：「你當心一點！」
她參加了復旦大學附屬中山醫院（以下簡稱中山醫院）的巴林特小組活動，面對其他巴林特小組的成員，小楊坦陳自己無法接受這樣的言語暴力。她覺得自己被羞辱了，甚至在之後面對其他病患和家屬時，心裏總有恐懼和擔憂瀰漫。
其他小組成員和小楊圍坐成一個圈，靜靜地聽完了她的敘述，然後開始對她提問：這位患者和家屬是做什麼工作的？是不是哪位醫生託過來的關係戶？他有什麼着急事所以才不耐煩嗎？後來他有道歉嗎？患者的病情嚴重嗎？他們的孩子在什麼地方？
「如果是我，我也會覺得很傷心、很憤怒。」 一位醫生聽完小楊的講述後說，「在普通的人際交往中，我看你不順眼，我可以不理你。但是我穿着白大褂，你怎麼蹂躪我，我都得接着。可我不想當這種『接盤俠』。」
「我在想這種人或許就一直處在優越的生活環境中，耀武揚威，囂張慣了。可能他平時做什麼事情，都是別人為他安排好了，」一位女醫生揣測，「在醫院裏，他也認為自己的太太理所應當地要接受最及時、最好的治療。所以才會如此發脾氣。」
「這種人真的很自私，如果可以拉個黑名單，以後拒絕服務就好了。」一位來自醫師規範化培訓基地的年輕醫生說到。
另一位醫生說到，「正常該下班了卻下不了，在休息時間幫病人打針，卻還遭遇病人家屬態度不好。自己是不是也有負面情緒？讓自己難過的原因不全是勞累，更多的可能是委屈。」
一位男醫生嘗試站在患者家屬的角度想象，「如果我最愛的親人得了癌症，生命不多了，心中是非常痛苦和無奈的。我早上九點、十點來等醫生，一直等，我太太也不高興，那我只好先聲奪人。我要表現出我強硬的一面，不能表現出軟弱。」
「是我的尊嚴重要還是我的職業操守重要？」一位年輕的女護士向這位男醫生提問，她的聲音有些哽咽。
「最委屈的是沒有地方找回我的尊嚴。被罵不是單純因為打針沒打進去，而是她（指患者）覺得你應該優先服務於她。這種自以為是的患者我不願意和她多說一句話。要知道，在家裏我們也是父母被寵到天上去的，我在醫院是工作，又不是你一家的私奴。」
另一位略年長的女醫生對大家說，「每個人的底線不一樣，每個人在每個年齡段的底線不一樣。當一個人的內心寬容，傷害還會存在，但是自己會更加堅強。現在的醫生護士都是年輕人，不開心了，真的會一拍桌子扭頭就走，醫護人員流失是很嚴重的問題。但病人是年長的人，他們是『老油條』，我們應該教會年輕的醫護人員怎麼面對這些『老油條』。」
……
一個小時的巴林特小組活動結束了，其實並未得出什麼實質性的結論，卻讓護士小楊從低落的情緒中走了出來。她很感激大家的發言，結束時，她提出要和大家擁抱一下。
小楊心裏的傷口彷彿「自愈」了。
「支撐」
巴林特小組誕生於上世紀50年代的歐洲，由匈牙利精神分析師米歇爾·巴林特（Michael Balint）開創。在當時，歐洲的醫生需要面對巨大的工作壓力和頻繁的醫患矛盾，巴林特小組可以為醫生提供機會，共同討論臨床工作中遇到的社會心理案例，有助於醫生處理醫患關係。
六年前，中山醫院第一次在中國大陸開展巴林特小組活動。彼時，中國公立醫療機構已經歷了數年以市場為導向的醫療改革，醫院自負盈虧，依靠藥品加成和服務收入，「公益性淡化、過分追求經濟利益」等缺點逐漸暴露。醫生的工作勞苦，社會地位卻不斷下降；民怨沸騰，病患高呼「看病難、看病貴」。醫院裏不斷出現暴力事件，無論是醫護人員還是民眾，均在受難。
2009年，上海一家知名的三甲醫院有兩位外科醫生或因工作勞累先後猝死，當時對醫療從業者的情緒影響非常大。中山醫院當時擁有醫護人員近3000人，每年的門診就診量超過300萬次。時任中山醫院心理科主治醫師（現為副主任醫師）的陳華醫生和她的同事們提議引入巴林特模式，通過小組活動，幫助同院的醫生、護士疏解因醫患關係衝突產生的職業壓力。
一場醫護人員的自救實驗便從此開始。
小組活動每兩週舉行一次，時間定在中午12：15，每次約一個小時，醫護人員自願參加。許多醫生和護士都是在食堂吃過午飯，穿着白大褂前來。
所有人圍成圓圈坐下，分成內圈和外圈。內圈通常由八至十二位醫護人員組成，是討論的主要參與者；外圈是旁聽觀眾，在小組討論結束後可以作為觀察者提出自己的見解。
活動開始，小組成員圍坐的圓圈，當中沒有桌子，方便成員展示肢體語言。組長闡述相關保密原則，不允許錄音、錄像，也不允許透露病患的個人信息。然後邀請一位組員分享案例。案例必須是其親身經歷的，待講述完，其他成員可以針對案例的事實部分進行提問，案例提供者如實回覆來澄清案例中具體事實細節，接着案例提供者退出小組，在一旁傾聽其他組員的討論。必要時，還會以雕塑形式還原案例發生現場。最後，案例提供者針對大家的思考、討論的內容做反饋，談自己的感受和獲得的啟示，組長簡單總結感謝，結束。
巴林特小組既不是心理治療小組，也不是病例討論會，「它不為醫護人員提供解決方案。」陳醫生對端傳媒記者說，巴林特小組的初衷是讓醫生更好地理解患者的心理，幫助提高醫護人員自身的情緒管理能力，幫助醫生「成為更好的人」。
歐洲的巴林特小組只針對醫生，而陳華認為「護士同樣面對很大的工作強度和嚴重的醫患衝突」，所以在中山醫院的巴林特小組活動中護士被邀請加入。
很多同事反饋：自從參加小組，自己能站在患者的立場上思考問題，理解到患者想要什麼，醫患之間的互動更順利，對工作更有把握，也更少地感到耗竭。
並且，在巴林特小組的活動中他們能夠感受到同事的理解。這對於在一線城市的大型醫院裏的醫護人員尤其重要。根據《2015中國衞生和計劃生育統計年鑑》，上海醫生日均診療15.2名病人，而醫療資訊平台「丁香頭條」分析表明，因為一線大城市醫療資源最為集中，「每天動輒看上百個病號才是醫生們的真實工作情況」。
此外，因為平日裏工作匆匆忙忙，甚至見面也來不及打個招呼，醫護人員之間很少有機會交流在醫患關係方面的感受，他們經常會被孤獨無助的情緒籠罩。
一位醫生對端傳媒記者表示，儘管工作再忙，他也願意抽出一個小時來參加巴林特小組，因為他盼望別人告訴他：「你的感受我也有」。
「微乎其微」
上世紀八十年代，英國全科醫生皇家學院將巴林特小組列為職業培訓的必修課程。在澳大利亞的全科醫生培養當中，也要求醫學生必須通讀米歇爾·巴林特的著作《醫生，病人和疾病》，並參加巴林特小組活動。
歐美醫學界普遍認同米歇爾·巴林特提出的「醫生就是藥物」原則——將醫生比作藥物，認為「醫生的人格本身就具有治療作用」。
而在中山醫院，巴林特小組被列作「醫療不良事件干預機制」的一個部分。在緊繃的工作環境中透一口氣，是中國醫護人員參加巴林特小組最普遍的動機。
他們在巴林特小組上提供的案例，比例最高的是遭遇「被患者或家屬威脅或辱罵」，如同小楊的案例。這與近年來中國醫患衝突頻發的背景密切相關。
據中國最高人民法院的數字，2014年全國法院共審結了155件暴力殺醫、傷醫事件。「醫生的主業原本是治療疾病，現在卻轉向如何與病人打交道，」中山醫院醫務處主任楊震對端傳媒記者說。
「病人對於醫生的期待非常高。一旦治療效果不理想，或者服務不到位，醫生很容易就被扣上『瀆職』或者『不負責任』的帽子。」一位不願透露姓名的醫生對端傳媒記者說。
北京和睦家醫院醫生李建軍也曾經對媒體表示，大多數病人「覺得醫生救人就像修車廠修車似的。只要沒救活或者沒治好就看成醫生的無能或者失職」。
「對疾病的認知差異是全世界任何地方的醫生和患者都會面對的問題……現行醫療體制的種種弊端則是造成醫患衝突的中國所持有的原因。」作家安然在一篇名為《醫患衝突十年嬗變：從哈醫二院到北醫三院》的文章中寫道。
醫療界曾有人提出「進入醫院需安檢」的建議，亦有醫護人員集體練習武術、備辣椒水以抵抗不期而來的暴力攻擊。
楊震曾撰文寫道，醫生要學會觀察病人的精神狀態和家庭背景，要特別注意善待那些「砸鍋賣鐵」、買房子來看病的群體。因為他發現，施暴者身上常存在各種矛盾的累加，例如經濟狀況極差、社會支持不足、信仰缺失和慢性（重大）疾病無法治癒的痛苦，「對於那些時代造成的絕望群體，我們（指醫護人員）一定不要成為壓彎他們的最後一根稻草。」
長期以來，醫生和護士群體的精神狀態一直是被忽視的部分。陳華醫生分析，患者和家屬的粗魯言行不僅會誘發醫護人員的委屈和憤怒，還會滋長諸如無助、倦怠、焦慮、煩躁、抑鬱等種種負面情緒。他們不得不接受自己職業尊嚴感和權威感被挑戰的殘酷事實。有時，會選擇過度防禦、自我保護，比如對病人謹言慎行，絕不多說，絕不多做，寧願犧牲最優治療方案，也要杜絕潛在的交涉風險。而這，最終會妨礙患者得到最切實有效的醫療幫助。
「醫生為什麼會態度不好？因為醫生的情緒不好，一個情緒不好的人怎麼可能給病人好臉色？」上述不願透露姓名的醫生對端傳媒說。
這是巴林特小組在中國的特殊意義所在。
但是，醫患矛盾僅僅是中國醫療體制改革積重難返的後果和表象之一。楊震曾對端傳媒記者表示，醫生與患者均是受害者，「醫生與患者是在一條船上的，共同的敵人是疾病，只不過雙方都支付了時代成本。」
那麼，在不撼動體制的前提下，巴林特小組究竟能為中國醫療從業者帶來多少根本性的改變？「微乎其微，」陳華對端傳媒記者說。
「但就算是一束微光，也要讓它照到需要温暖的地方」，她依然願意繼續進行這個「心理自救實驗」並讓這束微光發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