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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贖他人和自我,還剩多少可能?

為何隨機殺人、自殺潮層出不窮,我們該如何面對這樣的社會?


【編者按】從美國、挪威的無差別槍擊,到台灣的隨機殺人;從日韓、經濟危機後的歐洲,到香港學生自殺潮,資本主義體制和現代人集體精神處境間,有何複雜連結?誠如作者所說,「這本書要探討的題目不只是犯罪與自殺,還想談已經瀰漫在當代文化中的無政府主義與自殺動機,以及一種因焦慮與攻擊性而導致的暴力現象。」

作者法蘭克‧貝拉迪(Franco ‘Bifo’ Berardi),歐洲左翼思想家。也許他對資本主義病灶的指認略顯空泛,起碼他一針見血地指出了當代人的軟肋:被困在對秩序的教條守護中,對失序簡單粗暴、不知所措。

攝:Billy H.C. Kwok/端傳媒

無論是台灣或是世界各地,駭人聽聞的無差別殺人事件總是激發強大的道德恐慌(moral panic)。恐懼自己或是家人成為下一個盲目暴力的受害者,席捲了整個社會,一時間人心惶惶,不知所措。

緊接着出現的集體情緒則是憤怒,首先是針對冷血無情的犯案者本人,接下來則是擴散到犯案者所擁有的社會屬性,他是不是少數族群、是不是穆斯林?有沒有吸毒前科、是否患有精神疾病?他是整天沉迷於網路遊戲的阿宅嗎,還是交不到女朋友、低薪窮忙的魯蛇(loser)嗎?

如果一個社會的文明化程度不充份,集體心理素質不健全,那麼道德恐慌的後果將是十分醜陋難堪的。群眾自發的私刑暴力,甚至只是言語恐嚇,成為恐懼與憤怒的發洩管道。

為了弭平暴力所帶來的心靈創傷與人性扭曲,一個缺乏關愛的野蠻社會,只得訴諸於更強大的仇恨、以及以更沒有人性的方式來進行集體療癒。

甚至,為安撫普遍瀰漫的不安全感,我們不得不將和兇手相同社會屬性的群體通通視為潛在的犯案者,無論其方式是追踪管理、強制就醫等。

當某個社會向來蔑視人的尊嚴與價值,他們的確有可能為了求得生存,而親手奉上珍貴的自由,自願禁囚於自己所打造出來的監獄之中。不幸的是,對於某些人而言,牢籠裏的安全與保障就是難以抵抗誘惑。

無差別殺人事件不只是帶來極端的威脅感,更是傷害了集體生活所賴以為生的信賴與善意。一個心態成熟的社會應該是首先致力撫慰受害者與其家屬,讓這些個人的與集體的疼痛獲得慰藉。接下來才是避免下一次的悲劇發生,亡羊補牢。

無論這些殺人事件都源自於精神病患、社會邊緣人、政治狂熱分子,他們本來都是這個社會的成員之一,然而因為種種因素,他們才誤入歧途,犯下了傷天害理的暴行。將這些「種種因素」找出來,縫補已經出現裂痕的社會安全網是必要的補救措施。

事實上,只要經稍微動腦想一想,就知道將一堆「潛在的犯案者」列為監控對象,只會製造出反效果,甚至釀成下一次的悲劇。講白了,這就是社會學一直在談的「標籤效應」,被診斷成為精神失序的人更可以不為自己行為負責,被社政單位指認為需要援助的弱勢國民,也獲得了不用自立自強的藉口。

如果說,我們身旁的精神病患、社會邊緣人都被當成未來的兇手,用監控、排除、汙名化來對待他們,結果很有可能是「自我實現的預言」,我們親手打造出下一波的無差別殺人事件。

不是很多心理不正常的殺人兇手,就是明明厭世憎恨,但是卻膽小畏懼,不敢自殺,結果只透過極端手段,才能獲得以國家之名頒布的死刑?

要如何面對這些瀕臨脫序邊緣的社會成員,這個道理有點像是北風與太陽的寓言故事,面對這些處於極度自我痛苦的人們,我們只有更多的關愛來能挽救他們,並且保護我們。

除了打造出更緊密的社會安全網,更進一步的問題則是,為什麼我們的社會總是不斷製造出這些潛在的恐怖分子?如果你覺得用殺戮來抑制殺戮根本是無效的,而縫補社會安全網至多只是治標之計,那麼你應該花時間閱讀這本陰暗、但是卻剖析入里的著作。

《英雄:大屠殺、自殺與現代人精神困境》(Heroes: Mass Murder and Suicide)

出版時間:2016年4月
出版社::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作者:法蘭克‧貝拉迪(Franco Bifo Berardi)
譯者:林麗雪

《英雄:大屠殺、自殺與現代人精神困境》的作者是義大利的新馬克思主義者法蘭克‧貝拉迪(Franco ‘Bifo’ Berardi),他細心審視近年來發生在歐美的大規模隨機殺人事件,耐心聆聽這些被視為「病態魔王」的兇手到底透露出何種訊息與動機。

一言以蔽之,這個社會真的嚴重到病入膏肓了,所以才產生那麼多的殺人魔。如果你被這本書的解剖報告所說服了,那麼你應該會相信,當代猖獗發展的資本主義才是真正的罪魁禍首;這樣的體制不改,我們是無法根除真正的病灶。

霍姆斯(Jesse Holmes)在蝙蝠俠系列電影《黑暗騎士:黎明昇起》上演的美國加州電影院行兇,一開始許多觀眾認為這只是電影公司的行銷手段,等到他們會意過來,一場28人死亡的悲劇已經釀成。

在一部充滿暴力的電影放映時,發生了真實的暴力,意味着當代資本主義走向符號化最極致的表現。因為符號本身成為真實,大螢幕投影出來的流血事件直接帶來了現場的傷亡。

奧維寧(Pekka-Eric Auvinen)在一所芬蘭高中殺害了8個人,最後畏罪自殺身亡。從他遺留來的文字來看,奧維寧就是一位信奉適者生存的社會達爾文主義者,他堅信強韌的個人意志,反對保障弱勢者;事實上,這樣的信念與當前講求競爭、崇尚效率的資本主義口鼻相通,絲毫沒有一點違和感。

如果你認為,積極進取的現代人就是要勇於跨出國界,接受全球化的洗禮,那麼在美國維吉尼亞科技大學奪走32條人命的韓裔趙承熙肯定是需要認真對待的負面教材。趙承熙極度退縮、內向,深陷於個人孤寂的深淵,因為他在一個不熟悉的國度找不到溫暖,陌生的語言也無法表達他的內心苦處。

布列維克(Anders Behring Breivik)在挪威冷血屠殺了77人,他是激進的政治狂熱分子,相信自己的殺戮可以喚起歐洲人民的覺醒。布列維克信崇的政治意識型態其實在當代歐洲是越來越主流了,排外的右翼民族主義在以往曾將矛頭對向了猶太人、馬克思主義者,現在則是非洲移民與穆斯林。

在這一連串的不幸災難中,作者貝拉迪看到了當代資本主義所帶來的攻擊性與毀滅性。在有些無差別殺人事件中,兇手就是將現代經濟體制所蘊含的遊戲規則推演至其邏輯結論。

在這個市場競爭當道,社會福利與保障被視為過時而無用的政策之當下,經濟弱勢者就是失敗者,消滅其存在就成為了主導的時代精神。在目前,資本主義進展已經從物質商品的生產移轉至金融產品的炒作,各種透過財務工程學所估算出來的衍生性產品早就是高度符號化的,甚至可以讓金融資本透過某些國家破產而獲取暴利。

換言之,這些殺手就是用直接的暴力來展演經濟領域已經習以為常的掠奪與剝削。此外,另一類的無差別殺人事件則是源自於誤置的抵抗,兇手本身其實是不自知的資本主義受害者。

舉例而言,全球化的資本主義是去疆域化(deterritorialization)的,迅速而大量的資本跨國流動使得國境邊界成為沒有意義的人為設定,因此人類所依賴的歸屬感變得沒有價值,受到嚴重威脅。如此一來,重建在地認同的舉動就容易轉化成為消滅異己的暴力行動。

《英雄》一書主張,大規模殺人事件之所以頻傳,原因在於當代贏者全拿、去疆域化、符號化的資本主義帶來了一個病態而朝向自我毀滅的社會形態。在結尾處,貝拉迪沒有提供任何的處方或解答,而是鼓勵讀者冷靜地思考這些週而復始的「集體性痙攣」之意義。

這樣留白或多或少反映了當前左翼思潮的困境,缺乏取代資本主義的另類願景,也沒有看得見的推動變遷之行動者。在這種情況下,保持個人的心智理性,避免自己意外地成為促成下一波無差別殺人事件的幫兇,或許就已經功德無量了。

這本書瀰漫著歐陸左翼知識分子的寫作風格,豐富的想像力與洞察力、具有高度個人風格的修辭、令人為之讚嘆的文采。但是從另一個角度來看,貝拉迪對於當代資本主義的指責顯得空泛而任意,如果這是一份檢察官的起訴書,那麼法庭肯定會無罪開釋原告,因為沒有一項指控的罪名有充份的舉證。

前幾年,美國左翼思想大師喬姆斯基(Noam Chomsky)指責歐陸的知識喜好「裝模作樣」(posturing),到處兜售一些看似高深但是缺乏實質內容的「理論」。如果你在這本書中讀到「符號資本主義」、「後資產階級」、「新巴洛克主義」、「資本主義絕對專制」等的詞彙,卻又不太確定作者要指涉的內容,你也許會產生與喬姆斯基相同的感嘆。

《英雄》另一個要探討的議題是自殺風潮,副標題就提到這個主題。然而,讀者會發現一直到本書第九章,作者才開始處理這個議題,而且讀完之後肯定覺得一頭霧水,到底二十世紀初峇里島人抵抗荷蘭征服的集體自殺,與二十一世紀初中國富士康工人的自殺潮有何關連?

接下來的一章「首爾之旅」,或許會讓東亞的讀者更火冒三丈。歐陸的左翼思想大師接受了出版商邀約,紆尊降貴來到韓國,在這個年輕人自殺成災的國度,他看到了未來的希望,只因為許多韓國學者顯然將他當成理論導師。

或許沒有必要指責這本書所不經意流露的歐洲中心主義,大部分的知識分子都是執著於在地的問題,並且從中精練出思考的菁華。只不過,一旦作者或讀者遺忘了在地的脈絡性,就容易導致令人遺憾的後果。

總之,《英雄》一書是引人入勝的當代資本主義的精神病理剖析。對於處於道德恐慌的當下台灣,這本書的中譯本適時提供了必要的省思。

如果層出不窮的「病態殺人魔」意味著這個社會生病了,那麼其病因為何,又應該如何對症下藥?思索這些問題的解決,或多或少可以這本書中獲得啟發。

(大標題為編者所擬,原題目為:當代資本主義的精神病理剖析:《英雄:大屠殺、自殺與現代人精神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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