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鬼王對決白米炸彈客：台灣農業辯論

最近「白米炸彈客」楊儒門與「文青別鬼扯」的劉志偉，在網絡上掀起一場爭執。因為雙方立場的對比，我們可藉此機會，討論新政府未來農業路線的兩種走向：一條是走向排除家庭式農場，以高度垂直整合、強化競爭力的外貿路線；一條是被貼上「文青」標籤的農業保護主義。

這兩種路線各有什麼好處？劉志偉為什麼要集中火力，抨擊楊儒門與「文青」路線呢？

「白米炸彈客」與 「文青別鬼扯」

楊儒門是草根農村子弟，2004年因看不下去農村逐漸衰敗，並抗議政府為了加入WTO（世界貿易組織）而犧牲稻農，在都會區隨機放置自製炸彈，內含一包白米，上面寫着「不要進口稻米，政府要照顧人民」。其造成社會恐慌，但同時也引發輿論關注農民生計議題。

之後楊儒門向警方投案，坐了兩年多的牢。2007年出獄後，「白米炸彈客」儼然成為弱勢農民的代言人，開始創辦「248農學市集」替農民銷售環境友善的農產品，並鼓勵農民跳脫盤商控制，讓生產者與消費者面對面交易，互相溝通提攜。2015年因柯文哲市長推薦，楊擔任台北農產公司的董事。進入體制之後，他一方面被寄予改革農產運銷的厚望，一方面也變成了各種政策的爭議焦點。

爭議另一方「文青別鬼扯」，這是在Facebook上一個專門探討農業的粉絲團。團長本名劉志偉，綽號「鬼王」，是紐約州大學賓漢頓分校社會學博士，專長農業體制發展，現在在嘉義縣政府工作。他跟一群農牧相關領域的專業人員，試圖建構一套農業發展論述。他們論述主旨就是先去掉「文青式的想像」，強化台灣農業的競爭力。

他們指出：台灣有一群關心農業的「文青」（文藝青年），總是重複一套「浪漫化」與「悲情化」的論述，讓社會大家誤解農業的本質，也會製造一些錯誤的農業想像。他們就必須扮演類似「流言終結者」的角色，去揭穿一些農業的錯誤觀念與謊言。

劉志偉本身認為，台灣農業目前的問題在於不夠「現代化」，農民普遍缺乏現代企業經營的觀念，而專業技術、產銷物流及政策體制等，也都無法跟上時代。未來若是被迫加入更多自由貿易協議，那麼台灣保守的小農體制可能會遇到很大危機，所以必須徹底從專業、技術及觀念等各層面改革，才能挺過自由貿易的巨浪。

「文青別鬼扯」槓上楊儒門

楊儒門作為「小農文化」的象徵，經常被「文青別鬼扯」團隊當作「文青化」的負面例子。從2015年的「市民農園」的爭議，劉志偉等便撰文〈柯P啊，別被文青矇了〉，指出市民農園並不能解決農業的問題，只是「異想天開」的文青想像。同年蘇迪勒颱風過境後，楊儒門提議將農民的落果製作成加工品，「文青別鬼扯」也刊了一篇〈鬼扯落果很落漆〉，指出落果因為有細菌污染的風險，批評楊儒門非常不專業，是用「夜市文化」的角度在思考。

2016年，「文青別鬼扯」作者群更密集寫出〈再談行銷，農業就被你們玩死〉、〈你搞得我好亂！！！〉、〈柯P啊，農業豈能當噱頭？〉系列文章，抨擊楊儒門一再強調的「農業行銷」搞錯方向。他們認為，農產品本身的品質才是關鍵，「文青」所談的行銷只是不切實際的花邊作為，對農業發展是徒勞無益。

近期論戰導火線是「Lin bay好油」（文青別鬼扯團隊作者之一）所寫的一篇〈柯Ｐ改變成真？「換人得利」才是真的〉，指控楊儒門在台北農產公司改革不力，只會推動無關痛癢的「營養午餐有機蔬菜」。該文引發楊儒門激動地撰文回應，反抨擊文青別鬼扯的學者群「靠放話壓低價格配合盤商壓搾農民」。

總結起來，雙方雖有意氣之爭，但還是可以整理出一些觀念差異，反映不同的農業發展邏輯。我曾在4月5號撰文指出，這代表「企業派 v.s. 小農派」的路線之爭。「文青別鬼扯」粉絲團稍後便發表聲明回應，認為其跟楊儒門的恩怨「並非」路線之爭，不過他們在聲明中敘明了自身理念是：

「....重新整理脈絡後，大家就能清楚發現，此次我們與楊儒門之間的衝突根本與『企業派 VS 小農派』間無關。首先我們要澄清的是，『文青別鬼扯』支持的是有效率有效益的農業，而非只會靠國家補貼、毫無經濟效益的農業。如果我們只支持企業，為何我們會一直讚賞從事設施農業的小番茄農呢？如果我們只支持大農和農企業，為何還批評台糖或某些小地主大佃農的既得利益者呢？有些人或許弄不清楚，但沒關係，我們今天講清楚，大小不重要，重要的是有沒有生產效率、能不能賺錢。」

農業自由貿易論述前哨戰？

從這則聲明可以很明顯看出，其所主張的農業發展重點是「效率問題」；而「效率」觀念與目前新自由主義下，講求跨國分工的概念是一致的。

例如說，劉志偉本人在現實當中，串聯許多青年豬農、農業經營者，組織了「台灣養豬青年聯盟」。他們在聯盟成立宣言中呼籲：應用新的經營方式，強化畜牧業的競爭力，並希望政府積極回應未來美豬進口造成的衝擊：

「自1980年代起，國際貿易自由化已成為難以抵擋的世界潮流。面對全球化帶來的嚴峻挑戰，我們認為政府與產業應選擇正面迎戰，而非自我邊緣化。包含農畜業在內的各項產業發展，更應跟隨貿易自由化的腳步，做好轉型工作，提升競爭力。」

由上述聲明推斷，劉志偉等人堅持的路線，實際上是諸如TPP等自由貿易協議的代理論述。劉志偉以及許多支持自由貿易的經濟學家，都會從自由貿易的「比較利益法則」來切入，亦即假想各個國家都能專心生產優勢的產品，然後互相交換，讓各國都能獲取自身的最大利益。

例如說台灣與紐西蘭簽訂FTA（台紐自由貿易協議），紐西蘭用台灣自行車（舉例）來交換奇異果的關稅，雙方就自己國家的優勢來做交換，彼此能得到最佳的生產效率，但卻有可能損及紐西蘭的輕工業以及台灣的農牧業（不過台紐FTA並沒有像ECFA的服貿協議一樣，引發台灣社會的反彈）。

這種觀點，鼓勵各國強化既有產業優勢，並設法讓弱勢產業退場或轉型，其巧合地接通了未來民進黨政府的主張——蔡英文三番兩次將加入TPP當成政見，甚至當選後立刻要求準閣揆林全籌組「TPP小組」。

在此情形下，文青別鬼扯與楊儒門的江湖恩怨，或許可被視為是台灣農業在自由貿易浪潮下的論述前哨戰：劉志偉代表自由派、強調農企業經營模式與迎接「農產貿易戰爭」的理路；而楊儒門就代表目前台灣多數的家庭式農場（多為兼業稻農），以及背後的農業保護主義概念。這兩造的戰爭，也就代表了未來蔡英文新政府的農業政策的分歧，是加入TPP之前必然會面對的小農存亡之戰。

稻米何以不可或缺？

要討論台灣農業的困境，我們必須先釐清各種不同作物的產銷結構。比方花卉跟稻米的結構就截然不同，放在一起討論，很容易出現認知上的錯誤。

簡單來說，國際貿易戰爭中的農業，可粗略分成「糧食作物」及「經濟作物」兩種。在貿易談判中，各國都希望盡可能保護自己的糧食作物（或者文化作物、地域作物、社會性作物等等相似概念，如日本在TPP談判中堅守的「五大聖域」），同時也希望擴張經濟作物的出口，所以這兩種作物在談判中會產生矛盾，農業並非鐵板一塊。

台灣最主要的糧食作物就是稻米，楊儒門放了白米炸彈後，成為了類似稻農、農村價值的代言人。其所代表的，就是整個稻作生產體系的困境：稻米的「經濟價值」相對其他花卉、水果來說比較低，不過卻是基礎民生物資，所以稻米產量及價格必須非常平穩。也因此過去稻米被視為戰略作物，在二戰期間到1970年代初期，其產銷都是由國家嚴格控制。

而在冷戰年代，美國透過政治及文化影響力，大量輸入小麥、大豆及玉米等糧食作物。美國人大力推廣，號稱吃了可以美白高帥的小麥製品，台灣人也隨之改變了飲食習慣，慢慢就出現了稻米生產過剩的狀況，於是政府就以「水旱田調整」的名義，鼓勵水田休耕以減少稻米產量。這段美援的歷史，在劉志偉的著作《美援年代的鳥事並不如煙》裏面有很生動的描寫。

但就算調整以後，稻米產量還是節節下滑，2002年WTO開放稻米進口，我國每年更要被迫進口將近13萬公噸的外國米，本土稻米面臨強烈衝擊，只能維繫於農委會的保價收購（公糧）政策、休耕補助及老農津貼等等補助政策，稻作就如同插上葉克膜一樣勉強維持生命。

但是，我們可以就讓沒有生產效率的稻作消失嗎？──反正我們也可以進口外國的糧食？

基本上，稻米在台灣社會不可或缺的理由，就在於它的安定性。台灣農村已經形成固定機械化、專業化的稻作產業，是目前許多農家能繼續透過土地生活的條件之一。萬一有天政府不再支持，許多老農大概只能選擇放棄農業。

另一方面，糧食作物也因為是農家的生活物質基礎，千百年下來也形成了稻作文化，台灣農村的歲時祭儀很多都是跟着生產的節奏而走，在過去沒有機械化的年代，農忙時期需要大量的人手，更是牽動着農村全體成員的四時生息，形成台灣傳統文化的重要肌理，這是非常重要的文化因素。

縱使不考量文化問題，在當代社會中，稻作也是穩定農村社會的重要關鍵，而農村又是台灣社會安全網的「安定結構」（農村是都市失業人口、高齡人口安養、幼兒照護的緩衝地帶）。假使稻田逐漸減少，而台灣又無法等量增加小麥、玉米等等轉做五穀雜糧的面積，那就會影響到台灣整體社會的結構安定。

這會是件動搖國本的事情，如果光用表面的經濟效益來看，看不出來問題嚴重性。

「進攻型農業」視野背後的詰問

而「文青別鬼扯」的討論主軸並非「糧食作物」。劉志偉認為農業的未來，在於增加作物的競爭力；而所謂糧食自給率則是個假議題──因為我們再如何壓低糧價，也無法和美國便宜的五穀雜糧競爭。他們認為，放棄「無效率」的作物、放棄保護主義，是必須妥協的事實；劉志偉甚至很直接地說：「現在已經不是政府敢不敢的問題，而是在WTO架構下，早該取消公糧收購政策。如今台灣要加入TPP，取消公糧政策已勢在必行。」

劉志偉比較傾向討論的，是經濟價值較高的畜牧、蔬果及花卉產業，而這方面「文青別鬼扯」確實聚集了不少專家及第一線的經營者，針對許多台灣社會相關的流言、誤解，寫出很多戳破盲點的優質好文。

我們當然同意畜牧、蔬果及花卉等產業應該要積極提昇專業技術、經營管理及產銷體制等等層面。但最重要的，還是要談論那些「戰力外」的作物，尤其是稻米產業未來該何去何從？

蔡英文選上總統後，積極拜訪各項產業，她在3月初前往嘉義進行農業座談會；身為嘉義縣政府主管之一的劉志偉當天也出席了座談會。報導指出，蔡英文參觀了洋桔梗、蕃茄等高經濟價值的作物，提出成立「農產品出口管理公司」的概念。蔡表示，將在加入TPP及各式自由貿易協定的前提下，全力扶植發展「進攻型農業」，提高農業產值；其思維和劉志偉頗為一致。

我們可以反詰劉志偉及新政府四點：

首先，為什麼農業發展的討論，總是以「加入TPP是銳不可擋的趨勢」為前提？難道保護生計及收益比較弱勢的社群，不也是政府的責任嗎？目前台灣都是用津貼式的福利政策來支撐農村結構，例如老農年金、休耕補助等等；這樣消極的政策不能真正改變城鄉日益失衡的狀況。更何況自由貿易政策，就是要犧牲各成員國小農戶的生產基礎，讓位給跨國的農企業；如此「以加入自由貿易組織為農業發展前提」，真的是照顧農民的政策嗎？

此外，劉志偉也沒有提到，在WTO多邊會談上，許多南方國家不斷在大會上提倡「農業例外」，因而在杜哈、香港及峇里島的回合談判上，都無法形成國際共識。農業生產作為糧食、社會安全基礎，也是各個國家都極力保護的，為何台灣作為獨立自主的島國，會主張放棄自身的糧食主權呢？

再者，所謂的「進攻型農業」會擴大鄉村地區的貧富差距，造成大量「失敗轉型」的農民離農、離鄉。劉志偉也曾預言，未來取消公糧收購之後，將會「釋出」5萬公頃的水田，這些數據背後是否代表有大量的農家要另覓生計，而其背後的高額社會成本、環境成本，台灣社會又如何負擔得起呢？
最後，以人道主義而言，農業積極出口的政策，是否又會壓迫到他國小農的生計呢？

台灣農政體系問題

若認真檢討整個農政體系，目前台灣的基層行政單位是各個鄉鎮市區公所，配合的「農民團體」是地方農會。但各公所並不一定有專業的農業行政人材，權限及行政資源都非常小，沒有能力就地方產業進行行銷及技術輔導。而掌握資源的農會，卻也因選舉制度、派系競爭關係，資源未必能整合。都市型農會光是收租金就能賺大錢，卻沒有發揮農業推廣的作用。另外這兩種地方最基層的農政單位，並沒有任何協作關係，幾乎很少有合作機會，大多是因為選舉、派系傾軋而空轉。

所以說，農業體系真正的問題，並非出在天真浪漫的「文青」身上，也不會是楊儒門一個人。實際上，農政單位對於農業結構掌握的程度非常有限，公所只處理行政與統計等等一般行政業務；農會也沒有行政實權，因此地方的農發規劃經常處於空洞的狀態。

以今年主計總處正在進行的「農業普查」為例：因為台灣目前農業部門不必繳稅，所以政府掌握農業統計資料有限。普查原是掌握農情非常重要的工作，但是以目前的家訪方式，普查員都是由鄉公所員工或相關臨時人員充任，根本沒有專業背景，也無法掌握受訪者的確切狀況（例如口頭詢問農家收支等等）；調查出來的結果，一定跟現實有所落差。以此案例來看，地方農業行政明顯出了問題，而更高層的農政單位，又如何能回應基層改革的真正需求呢？

另外針對農會體制的弊病而言，台灣多數基層農會的腐敗也不是祕密，很少有農會會將資源投注在推廣股，反而是將主力放在金融部門，讓各地農產品推廣出現極大落差。農會如果有認真做事的總幹事、推廣股長，就能給予農民很大的支持──例如三星農會把原本廉價的蔥，打造成搶手的「三星蔥」，並透過農會供銷系統，穩定和農民收貨，讓地方的蔥農獲得穩定的利潤；這是非常正面的案例。
但假使農會不夠積極，當地農產品價格如同死水一樣靜止不動，農民就只能靠自己打拼，或者種植價格不穩定的蔬果、和天氣、市場拼輸贏。只要賭到市場供不應求就大賺，反之則慘賠，導致時常看到市面上菜價崩盤的現象。

這些都是農政問題的冰山一角，如果「文青別鬼扯」能提出夠多結構性的改革建議，而非總是批判單一人物、現象，讀者也能較為精確地理解農業的現狀。

期待更多農業新想像

在這個時刻討論劉志偉和楊儒門的爭議，很大一部分是希望回過頭來，檢視目前現行的農業發展抉擇，與新政府的經貿政策。這不是隨意扣劉志偉帽子，而是希望透過這次論爭及相關討論，開啟更深刻的對話，讓台灣社會更能聚焦在根本的結構因素上。

台灣農業是否能走出零細農與企業農二分的路徑，以「社群主義」或「團結經濟」概念，以小農合作，擴大水平連結的方式，來強化生產端的能量？我們有沒有辦法像是勞工自主企業一樣，從家庭農業出發，組織個別農民成為大型單位，強化集體議價的力量，進而發展出能跟跨國資本與體制對抗的合作系統？說到底，我們不要只有浪漫悲情的小農故事，亦不要只有重視單一效率因素的企業農，我們應有更多農業的新想像。

（江昺崙，國立台灣大學台文所博士生，現於彰化溪洲鄉公所服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