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幾個以華人為主體的國家和地區裏，要數台灣人最瘋棒球，不僅瘋棒球，還稱呼它為「國球」。為什麼棒球對台灣人這麼重要？如果嘗試着梳理棒球在台灣的歷史，可以發現棒球不僅反映了台灣的社會變遷；更重要的是，在國際社會命途多舛的台灣人，始終用打棒球向世界宣告：我們仍然存在！
日治：隨着殖民者來台灣的運動
棒球起於美國，1870年代傳到了日本，這項需要等待與思考，而且規則複雜的運動，很快地被日本人所接受。1895年日本人將這種運動稱為「野球」，這是日本的「野球元年」，也是殖民台灣的第一年。
棒球隨着日本殖民者來到台灣。當年台灣作為日本殖民地，很重要的一項任務是生產蔗糖。殖民政府在台灣南部廣設糖廠，而每一間糖廠都有屬於自己的棒球隊，在每年的5月到9月之間，各糖廠就會舉辦棒球交流賽，棒球也在台灣南部民間打開了風氣。
2016年被選入「台灣棒球名人堂」的方水泉教練出生於1930年，他50多年的棒球生涯，就是從台南「三崁店糖廠隊」開始。
相對於台灣南部，台北是日本殖民台灣的中央政治樞紐，也是台灣棒球重要的開展地。1906年的春天，在台北由「台灣總督府中學校」（即現在的建國中學）對戰「國語學校師範部」（今台北市立大學，前身為台北市立教育大學），兩方對戰的選手都是日本人，那場的比數是5比5。這是台灣第一場有正式紀錄的棒球賽，距今正好110年。
「嘉農風潮」或許也是台灣人首次領受到棒球與自我存在之間的關聯性，它是台灣被殖民者與日本殖民者少數可以公平競爭的場域，台灣更用球棒寫下的戰績說出了：「我比你強」。
1920年代，棒球開始在台灣民間普及，國小紛紛成立少棒隊，「少棒」、「青少棒」、「青棒」的三級棒球開始有了雛形。1928年4月，「嘉義農林學校」（KANO，今國立嘉義大學）成立「野球部」。它在成立之初成績並不出色。直到曾任棒球名校「松山商」棒球部總教練的近藤兵太郎前來擔任教練後，才開始脫胎換骨。
1931年，嘉農在近藤監督的帶領下，打破殖民統治下的身份藩籬，有別於過往日本人跟台灣人各自組隊，他們以實力為依歸，首度組成「三族共和」（日本、漢人、原住民）的棒球隊。經過不斷的努力，不僅成為南部第一支全島棒球比賽的冠軍，打破「冠軍錦旗不過濁水溪（以南）」的傳統，並代表台灣前進日本「甲子園」（全國高中棒球聯賽），進行全國夏季高校棒球大賽。
台灣人透過廣播一起接受甲子園大賽的洗禮，在王牌投手吳明捷的帶領下，嘉農勢如破竹進入冠軍賽，但在投手過度操勞的情況下，於金牌戰中落敗。但嘉農棒球隊拚戰精神，不但引起日本球界球迷的重視，贏得「天下嘉農」的美譽，還成為當時台灣人關注的焦點，也讓棒球在台灣不再僅僅是單純的體育休閒活動。
2014年初，台灣導演魏德聖所監製的電影《KANO》集中描寫了這一段歷史，反映了棒球對於當時台灣人的意義。「嘉農風潮」或許也是台灣人首次領受到棒球與自我存在之間的關聯性，它是台灣被殖民者與日本殖民者少數可以公平競爭的場域，台灣更用球棒寫下的戰績說出了：「我比你強」。這樣的意識，直到今天一直是為台灣棒球運動伴奏的主旋律。不過，那時為嘉農野球部歡呼、流淚的鄉親們當然還意識不到這件事。
冷戰：打下「世界冠軍」的「民族英雄」們
1945年二次世界大戰結束，1949年國民黨政府退守台灣。來自中國大陸的統治者對棒球既不熟悉也不重視。但1951年台灣棒球隊第一次出國比賽，當時用的名稱是今天台灣獨派夢寐以求而不可得的名字：「台灣聯隊」。
「台灣聯隊」以嘉農球員為班底，由「柯蔡宗親會」贊助，到當時相對先進的菲律賓比賽。1953年「台灣聯隊」成員、棒球耆老陳潤波回憶，「當時的成員沒有球棒、沒有手套，只穿一套西裝就出國了。」比起國民黨政府重視的籃球隊出國的待遇，棒球隊可憐的無以復加。以致於那時棒球隊員除了比賽以外，最重要的事就是「跑單幫」：從菲律賓買回女用絲襪、胸罩和旁氏冷霜，回來轉賣給百貨行，台灣當時物資稀缺，這可以賺進不少錢。
當時台灣棒球隊主要靠的是一些台籍的金融人士協助，其中任職合作金庫的謝國城先生，是戰後台灣棒球發展的最重要推手，他被稱為台灣的「棒球之父」與「少棒之父」，2014年獲選台灣棒球名人堂首屆成員。
國民黨政府「重籃球、輕棒球」的情況隨後就翻轉了。冷戰時代來臨，中華民國的外交情勢愈來愈糟，國際社會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家愈來愈多，指標事件是1971年中華民國在聯合國失去了「中國代表權」。
當中華民國在國際上最風雨飄搖時，國民黨政府發現了「棒球冠軍」對於政治統治上的意義：那是一份來自台灣草根，能夠由下而上團結台灣社會的強大感染力。
金龍少棒隊的成功，帶起台灣三級棒球的熱潮。不僅只是少棒，青少棒（國中）與青棒（高中）也蓬勃發展，並且屢屢獲得世界冠軍。台灣的三級棒球隊更有6度同年獲得冠軍的輝煌紀錄，被稱為是「三冠王時代」。
紅葉少棒隊是擔負起「國族主義」的先鋒。這支少棒隊來自台東縣延平鄉，以原住民為球員主體，在資源困乏下，贏得全國少棒冠軍。在謝國城的邀請與安排下，他們在1968年8月25日，以7比0擊敗由日本關西地方選拔出來的日本少棒明星隊，一時之間這些小將們成為全國風雲人物。
「紅葉故事」彷彿是「嘉農傳奇」的同場加映；但同時又和當時政府主流的「抗日」意識非常巧妙地編織在一起。棒球，自此獲得從外省人到本省人，統治階層到市井草根的一致認同。
此後國家的資源開始投入棒球運動。1969年金龍少棒隊成立，這支國家少棒隊，遠赴美國威廉波特舉辦的第23屆世界少棒錦標賽。台灣小將們不負眾望，在冠軍戰中擊敗美西代表隊獲得第一次的世界少棒冠軍。
回到台灣，金龍隊中的小球員成為台灣最火紅的大明星，他們回台時，受到萬人簇擁，被封為「民族英雄」，並獲得蔣中正與蔣宋美齡的接見。這群小朋友中，其中有一位名叫郭源治的台東原住民，日後挑戰日本職棒，成為日本職棒「百勝百救援」的紀錄保持人，從日職退休後他仍活躍於台灣棒球界，直到這兩年才淡出。
金龍少棒隊的成功，帶起台灣三級棒球的熱潮。不僅只是少棒，青少棒（國中）與青棒（高中）也蓬勃發展，並且屢屢獲得世界冠軍。台灣的三級棒球隊更有6度同年獲得冠軍的輝煌紀錄，被稱為是「三冠王時代」。
棒球成為國球
有此佳績，國民黨政府態度丕變，開始將大量的資源投入台灣棒球發展中；與之同步還進行民族主義、愛國主義的介入宣傳。只要台灣打贏外國球隊時，報章媒體都會出現「棒打洋人」、「民族英雄」等詞彙。棒球雖成為統治者的工具，但也因此獲得政府大力推廣，棒球開始被稱為「國球」。
政府資源的介入，具體落實在球隊的籌組。例如由蔣宋美齡所創辦，原本是為照顧國軍遺族子弟的華興中學，開始辦起了棒球隊，與本土色彩濃厚的屏東美和中學隊並列為台灣兩大棒球名門。
另一個例子是「榮工隊」。「榮工」是「榮民工程處」（後改制為公司）的簡稱，成立的目的是讓退伍的軍人能夠繼續就業，當年許多政府重大建設，例如北迴鐵路、台中港和高速公路大部分工程都指定發包給榮工處。
1959年6月，嚴孝章出任榮民工程處長，這位出身民國名門──嚴復家族的軍人工程師原本和棒球毫無淵源，但事後的發展證明，嚴孝章不只是執行一項「統治政策」，而是愛上棒球，真心投入棒球運動。
除了培養榮工隊，嚴孝章更重要的貢獻是，在1981年接任棒球協會理事長後，馬不停蹄地在國際間穿梭奔走，讓台灣棒球能夠一步步回到國際舞台。1982年台灣重回世界盃，83年參與洲際盃，重要推手都是嚴孝章。
靠着相當程度的棒球實力，台灣至少得到了一個和世界各國平起平坐的場域。
「一生的辛勞，半生的奔走」，1986年世界盃在荷蘭舉行，中華隊最後拿下銀牌。但預訂前一天在維也納開會後到場加油的嚴孝章卻沒有出現，他因為心臟病發客死異鄉。
嚴孝章的死訊在比賽結束前傳到球場，但比賽正在進行，沒有人告訴球員。教練團和行政管理人員開始在休息室裁剪一條一條白布，球員看着納悶，但也沒人多問。比賽結束，中華隊4比3擊敗棒球強國古巴隊，還沒來得及高興，聽到嚴孝章猝逝的消息，大半球員當場坐倒在地痛哭失聲。
「後來回想，那一場有幾個球『很怪』，例如原本看起來我們應該被接殺的球，卻意外掉下來變成安打……現在想一想，會不會是理事長在保佑？」知名職棒投手黃平洋接受一部紀錄片訪談時回憶了這場比賽，儘管神鬼之事無可稽考，但卻很鮮活地呈現了球員對嚴孝章的感情。
2014年，嚴孝章與他的前任謝國城同時成為台灣棒球名人堂首屆的當選者。
靠着相當程度的棒球實力，台灣至少得到了一個和世界各國平起平坐的場域。這個場域隨着棒球的普及而擴大。1984年美國洛杉磯奧運將棒球列入「表演賽」。亞洲的參賽隊由前一年的亞洲盃成績決定。9月13日，台灣要連續取勝日、韓才能進奧運。除了一日連投兩場，日後在日本職棒界被稱為「東方特快車」的強投郭泰源外，最後趙士強打出再見全壘打取勝的一幕，更是老球迷津津樂道的回憶。
大聯盟：在世界之顛宣告台灣
國際棒球賽雖然打得熱鬧，但無法掩飾台灣棒球發展的瓶頸。台灣的成棒制度不完善，球員的薪水又低，許多棒球人在高中或大學畢業之後，不是脫下球衣，就是遠赴東洋，至日本參加職業隊或社會人（業餘）球隊。少數能在日本職棒成功發展的，例如被稱為「二郭一莊」的3名投手：郭源治、郭泰源和莊勝雄。至於美國職棒，當年因為語言、文化和兵役問題，鮮少有球員挑戰。
但能進入外國職棒的球員畢竟少之又少，三級棒球發展多年培育的好手，以及台灣民眾對棒球的熱愛都必須有個去處。「中華職業棒球聯盟」在1990年應運而生。這個從無到有的職棒聯盟，無論是參與球隊、聯盟裁判、各隊洋將與相關制度和比賽場地修整，都是由兄弟飯店負責人洪騰勝一手打造。
職棒的成立意義遠超過當時的想像，不僅許多在日本打拼的選手選擇回台獻技，同時讓成棒選手可以延長棒球生涯。而這也更實質地鼓勵更多家長讓孩子去追逐棒球夢，因為棒球能成為「職業」，而非學生時期的短暫榮耀。
1995年日本投手野茂英雄站上洛杉磯道奇球場的投手丘，開啟了亞洲球員挑戰大聯盟且發光發熱的先聲典範。台灣開風氣之先赴美發展的是陳金鋒，他1999年加入道奇球團小聯盟系統，2002年成為第一位在大聯盟出賽的台灣球員。
時至今日，哪怕國際局勢已經走到「後冷戰」，哪怕王、陳所處的是高度資本密集、極度商業導向的美國職業運動圈。能激勵最多台灣人的，似乎仍然是洋基球場的大銀幕出現台灣地圖，以此介紹王建民家鄉的那一幕。
挑戰美國職棒中，最成功也最受歡迎的是王建民，他在2000年加入美國職棒的豪門球隊──紐約洋基隊。王建民在台大學的棒球恩師高英傑就曾透露，當時許多美國職棒邀請他加入；而早年也是棒球名將，曾試着前往美國小聯盟發展的高英傑就告訴王建民，希望他幫自己圓當初無法去美國職棒挑戰的夢想。
王建民在2006與2007年於美國職棒取得連續兩年19場勝投的巨大成就。他的表現使得台灣掀起一股美國職棒熱，只要當天有王建民出賽，便是同日的重要新聞大事。如果說上一代台灣人的棒球記憶是熬夜支持中華小將，這一代台灣人的共同記憶就是熬夜支持在美國職棒的王建民。
另一位成功的台灣大聯盟球員是陳偉殷，2012年他從日本職棒轉戰美國金鶯隊，連續4年以先發身份出賽，共拿下46勝戰績。陳偉殷仍然活躍球場，備受期待；加上經過多年受傷復建，今年開季重回大聯盟的王建民，兩人的表現依然高度牽動球迷的情緒。
但不管是王建民揚名立萬的紐約洋基球場，或者陳偉殷迭有佳作的巴爾的摩，對台灣職棒球員的搶眼表現，台灣相當一部分球迷被滿足的，仍然是王建民和陳偉殷，特別是前者，站在「世界之顛」的紐約，傳達了台灣的存在感。
時至今日，哪怕國際局勢已經走到「後冷戰」，哪怕王、陳所處的是高度資本密集、極度商業導向的美國職業運動圈。能激勵最多台灣人的，似乎仍然是洋基球場的大銀幕出現台灣地圖，以此介紹王建民家鄉的那一幕。又或者，2014年10月金鶯教頭蕭華特（Buck Showalter）在記者會上回答關於陳偉殷的問題時，先強調了陳偉殷他來自台灣，而不是「中華台北」，這其中大有分別。
“It’s not Chinese Taipei. It’s Taiwan. Big difference.”
從殖民時期到冷戰，再到後冷戰全球化時代，國族，似乎是台灣棒球員始終放不下的擔子，不管他們願不願意揹上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