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過去10天，香港不幸見證了7位學生輕生的悲劇，逝者當中，有11歲還在讀小學六年級的孩子，也有22歲的大學生。對於備受困擾甚至絕望的年輕人，我們可以怎樣專業而不魯莽地給予協助？端傳媒專訪了在自殺危機前線工作了7年、今年40歲的資深輔導員韋賽姬，分享她多年累積的經驗與思考。以下是韋賽姬的口述，端傳媒記者整理。
過去一星期，看着一個一個學生自殺的新聞，我很心痛。我讀中學的女兒看到新聞後走來罵我：「媽媽你怎麼工作的呀？為什麼這麼多學生自殺？」我聽了很無奈。
我是輔導自殺危機人士的前線社工，在香港撒馬利亞防止自殺會工作了7年。我的工作高壓、緊張，和14位社工同事一年無休24小時輪值，接收從各個渠道轉介過來的自殺個案，有人剛剛和身邊人表達了自殺念頭；有人甚至已經自殺過，被警察或醫生救了回來。
每個社工一年要處理大約100個新的自殺個案，其中10多個是自殺者的親友求助的個案，還要跟進以前的累積個案。在我干預過的自殺求助中，有80多歲的老人家，也有10歲的小朋友，有住貝沙灣（註：港島南區豪宅）的富人，也有沒有地方住的露宿者，無分年齡貧富。
我們能做的，就是盡可能在任何一個人發生悲劇之前，親身接觸到絕望的他們。其實很多人之前也經歷過掙扎，不停尋找出路，找啊找，找到最後，始終找不到出口，才會作出這樣絕望的決定。
你以前是一個人走，現在我陪你走一段
要走近這些絕望的人的心是很困難的。和他們說話時要小心，千萬不要說什麼「你不要這麼不開心啦！」「你看，誰誰誰比你還慘啦！」這樣會令對方覺得你很不了解他，也沒有興趣了解他。但千萬也不要輕易說：「我好明白你。」你真的這麼明白他嗎？其實也不一定，你這樣說他反而會覺得：「明白？你明白什麼啊？！」
很多年輕人走到這一步，根本不想和任何人交談，不覺得有人會明白他。我曾經家訪一位中學男生，他12歲，兩次嘗試自殺，我去到他家，他一直在電腦前打網遊，和網友聊天，一句話都不跟我說。我也曾經探訪過一位剛剛嘗試自殺的大學女生，她全程在臥室裏睡覺，也是一句話都不跟我說。
當他們在一個黑洞裏不想出來，你強硬拉他出來是沒有用的。
這些時候，當他們在一個黑洞裏不想出來，你強硬拉他出來是沒有用的。我們能做的，是先放下身段，鑽進他們各人身處的那個黑洞，與對方平起平坐，安靜地告訴他，我願意和你一起去面對問題：「你以前是一個人走，現在我陪你走一段。」
那個一直不說話的女大學生，有一次離開她房間之前，我寫了一張小卡片留給她：「雖然剛才我們沒有說話，但我也可以感受到你很不開心。或許我不是一個很厲害的社工，你會覺得我不能幫到你。是的，我或許真的不能幫你解決問題，但我願意和你一起面對。」
過了幾天，我致電給她，她接了我電話，還同意我再去家訪，事情開始不一樣了。
等待也是很重要的，尤其對年輕的孩子們。
那位中學男生，我去了幾次家訪，每次都安靜坐在他身邊，我一點都不懂打機，就看着他打機。有一次他跟我說他喜歡動漫，過了一段時間，我發現香港有個動漫展，就買了票邀請他一起去，他竟然答應了。我們的關係就這樣建立起來。
不要有「我是強者，對方是弱者」的心態，真誠出發，要讓對方覺得你真的是想親近他，不是為了工作，這是不能假裝的。如果你平常就是很安靜的人，那就不要勉強自己不停說話，要和自己保持一致。如果自己的狀態確實不好，也不要勉強自己去輔導個案。
尋找讓對方不捨得離開的蛛絲馬跡
走進年輕人的世界後，我就會去找尋各種蛛絲馬跡，看看什麼讓他這麼絕望，什麼是可以保護他的因素。就像偵探查案一樣，如果抓住對方一直掙扎的地方，他最不捨得或最不甘心的人和事，通常就能鎖定保護他的要素。
但如果你直接去跟他說，記住呀，你還有家人或朋友之類呀，這是沒用的，最好引導他自己這樣想。
我通常會問他如果是1-10分，你想自殺的分數有多高，如果他回答是9分，我會問他，那剩下來的1分是什麼？什麼讓你猶豫？
7年前我剛加入機構，接到的第一宗個案是一位孕婦。她走進我們中心時，手袋裏已經裝了安眠藥，想找我們留下遺言就自殺去。她曾經結婚，有一個大女兒，離婚後和男友懷上肚裏面的孩子，家人知道後不管她，和她斷絕聯繫。我跟她聊天，代入她的處境，特別和她一起回憶她大女兒出生時她是怎麼照顧的，現在對肚子裏的寶寶又有什麼想法。
其實她是很掙扎的，不捨得寶寶——那就是她的1分，她曾經想過去做人工流產，但後來還是捨不得。慢慢地她平復一些了，過了一段時間還告訴我她男友的名字和聯繫方式，我聯繫她男友，發現對方根本不知道這位女生已經懷孕，知道後他其實願意結婚，負起責任，整個故事後來是個 happy ending。
青少年的「1分」常常與成年人不同。他們尤其重視與同輩之間的關係，重視別人對他的評價，常常透過和別人的互動才建立自己，找到自己的存在感及價值觀。我和不少年輕人聊，發現他們許多的內心掙扎是擔心「自己的決定令身邊的朋友或爸媽傷心」。
對於一個絕望得決定要自殺的年輕人來說，重新找到自己的存在感是很重要的。
之前說到的那位女大學生，後來我發現她畫的油畫很棒。其實她出身在很好的家庭，從小很優秀，所以她對自己要求特別特別高。當她考入大學，離開家裏，開始住宿生活後，她很不適應新生活，學習也開始跟不上，變得很自責，不想上學，整天在家裏。我想和她一起重新看到自己，重新和周圍世界建立關係。
我們組織當時剛好在搞一個活動，要準備禮物鳴謝捐款者，我靈機一動，邀請這個女孩畫一副油畫送給捐款者，她答應了。那幅油畫背景還是幽暗的藍色，但上面畫了一道彩虹。我們邀請她作為嘉賓出席了這個活動，她的感覺開始不同了。
即使是在最危急的時候，也不能強迫他們
不過，人的問題，真的不是那麼容易去處理。曾經有一個讀哲學博士的男生跟我說，他真的找不到生存的意義，他想死。
我們不能急，不要勉強他一次過和你說出全部，而是他說了多少，我們身邊的人就承載多少。
其實我也不可能幫他找到，你說是不是？他讀了這麼多書，還是讀哲學的，比我知道的多很多。這種時候，我只能代入他的處境，與他坦承：「是的，其實很多哲學家，到死的那天都沒有找到生存的意義，而且這個問題的答案可能每天都不一樣。你今天沒有找到，或許明天可以找到？」這位哲學男生也許接受了，現在他已經在大學裏教書。
很多時候，我們不能急，不要勉強他一次過和你說出全部，而是他說了多少，我們身邊的人就承載多少。即使是在最危急的時候，也不能強迫他們。
有一次我在辦公室接電話，一個男人第一次打來，就說自己現在在天台上，準備要跳下去。我馬上按緊急鐘，一邊讓同事幫我報警，一邊盡量和那個男人保持通話──我們想知道他現在哪裏，穿什麼衣服，叫什麼名字……但都不能急，要像平常聊天一樣：「今天很冷啊，你衣服夠不夠？穿什麼衣服？」
後來終於慢慢拼湊了信息，交給警察，警方真的找到了這個男人，我們救回了一個人。
輔導以外，訴諸跨專業合作
當然，幫助自殺危機的人是一個跨專業的工作，當中也有一套機制。
開始一個自殺危機個案的初期，我們會為對方做一個危機評估測試，詳細留意這五方面：他有沒有精神疾病；他身邊有沒有人曾經自殺（很多研究表明，自殺者親屬的自殺概率比一般人高三倍）；他早前有沒有試過自殺；他現在有沒有自殺計劃（他可以說出來的自殺計劃越詳細，自殺風險越高）；他最近有沒有什麼突然改變的行為，例如突然辭職，突然將銀行戶口密碼告訴親友等。
如果我們初步評估個案是患有精神疾病，就要動員他去看精神科醫生。那位中學男生，我們熟悉了以後他告訴我，他原本成績很好，但父母離婚後他成績越來越差，後來不想去上課，每次去學校心跳就會非常快，很恐懼。其實他是患上焦慮症了。他不太願意去看醫生，我就每次去他家，遊說他，然後帶他一起去屯門醫院。
按照精神科醫生的指示吃藥是很重要的，但很多年輕人都不想吃藥，他們有各種各樣的理由：「吃藥沒用的吧？」「吃藥會上癮嗎？」「我還這麼年輕，現在就吃藥，要吃一輩子吧？」「吃藥了會影響精神，我就不能上堂了吧？」
精神科醫生是沒有時間和他們持續解釋這麼多了，這時候我們的工作就是要慢慢和他們解釋：比方說得了抑鬱症，其實是腦部不能有效分泌血清素，你吃的藥是慢慢激活腦部，讓腦部重新分泌血清素，這種藥可能有些副作用，例如讓人發胖，但這是短期的。
除了精神科醫生以外，我們還要經常和學校老師、學校社工合作，一起開會，討論學生的復課和學業問題。那位初中男生，他曾經停課一個學期了，每天都是中午12點起床，一直打機打到凌晨兩點，他後來答應我復課，我們就和學校討論，讓他開始初期只是復課半天，而且不會計算他剛剛復課時的成績，讓他慢慢適應。
等待突破的瞬間
就這樣我在處理自殺危機的前線工作了7年。
這些年間，我經歷過三個人是在還沒有結束輔導時，就輕生離開的。那時候我很自責，會不停想，是不是我少做了什麼？
我只能一直陪着他們，等突破的瞬間到來。
最近幾天看到鋪天蓋地的新聞，我也很難受。我會想，如果能早點認識這些學生，我會不會幫到他們？這些輕生學生的家屬，有不少已經轉介給我們跟進輔導。這些家屬的痛，是我不能用語言形容的，他們不停問：「他真的是自殺嗎？」「他為什麼要自殺啊？」他們既憤怒又自責，他們的問題，我一時也不知道怎麼回答。
我很想對仍在黑洞中掙扎的人說，可能這一刻，你真的有很多困難沒有辦法馬上解決，但請你給自己多一個機會，試試找人協助你，或許事情會有轉機。
現在，我手頭上的個案，不少已經跟進了一年多，時間最長的已經有三年多，他們雖然控制住自殺衝動了，但很多仍在黑暗中，我只能一直陪着他們，等突破的瞬間到來。
前兩天，清晨5點多我突然醒來，想起很多我跟進過的學生個案。我後來發了一個信息給那位女大學生，問她近況如何，她很快回覆我，跟我分享了最近的學業和生活，最後留言：「我很好呀，你放心」，還加了一個笑臉符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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