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3月7日，中國「女權五姐妹案」一週年。一年前的這天，五名年輕的女權行動者計劃在公交場所派發反性騷擾貼紙，北京警方刑事拘留了她們，此事引發世界各地女權主義者的抗議：
全球數萬人參與了要求釋放「五姐妹」的聯署；香港、美國、日本、印度等十多個國家或地區的女權團體為此遊行示威；美國總統參選人希拉里、國務卿克里、副總統拜登相繼表態，要求中國停止錯誤；在中國國內，女權群體及其他公民群體也是聲援、抗議行動不斷。
強大的國內外壓力下，37天刑拘期滿後，北京警方以「取保候審」之名釋放了全部五名女權運動者。
原本在民間話語中尚屬邊緣的中國女權群體，也因此案展示出的強大行動力和國內外動員能力，受到了其他公民群體的關注和認可。
然而，在「五姐妹」獲釋之後，聲援行動中的一些問題浮出水面，包括其中一名辯護律師被指在辦案期間性騷擾相關女權人士。女權團體與其他中國民主團體的一些分歧和衝突展現出來。女性在公共政治、人權乃至民主行動中的角色究竟是什麼？在中國，她們長期位於邊緣、附屬、不被重視的處境，這種情形，對民間抗爭又會有什麼樣的影響？
基於以上，「女權五姐妹案」一週年之際，資深女權學者兼運動者艾曉明與青年女權運動者、記錄者趙思樂展開談話，探討女權主義與民主運動之間的聯繫與挑戰。
「在維權圈裏，何為性騷擾也沒有達成共識」
2015年4月13日，「女權五姐妹」全部獲釋。然而僅一週後，一名青年女權運動者在微博上發出公開信，指出代理該案的其中一名維權律師曾出現性騷擾行為：一位被刑拘者的伴侶（也是女性）在向該律師詢問情況時，律師要求對方發送私密照片才肯透露，並在溝通過程中提出性要求；數名女權運動者由於關注案件或自身安全得不到保障，與該律師討論，過程中該律師多次進行言語上的性挑逗……公開信作者要求該律師公開承認自己的錯誤並道歉。
公開信發出後，該律師以「沒有惡意」、「當時沒有意識到這樣的錯誤」迴應。而在維權律師和公益青年群體中，此事進一步引起爭議，不少律師在表示反對性騷擾的同時，也認為性騷擾難以界定、女權人士沒有拿出充足證據，甚至有人提出此舉是「過河拆橋」，更懷疑所謂的「性騷擾」其實是互相調情。女權群體對這些言論感到氣憤，繼續撰文迴應，但並沒有將這件事在面向國際媒體和關注者的Facebook平台上公開。
趙思樂（以下簡稱「趙」）：「性騷擾事件」集中展現了女權運動者與其他民主群體的分歧，您怎麼看待這個事件？
艾曉明（以下簡稱「艾」）：如果我們的文化環境很成熟，那人權工作者（包括律師）就應該知道，律師和當事人是互相尊重的關係，無論是就工作倫理還是從私人關係來說，都不允許性騷擾。但是中國沒有普及性教育，在維權圈裏，何為性騷擾也沒有達成共識。
性騷擾所謂「邊界模糊」，主要是因為女性的感受不受重視——你感覺不好就是性騷擾嗎？我又沒有怎麼樣，說了幾句自認為有情趣的話怎麼了？問題在於，騷擾者常常處於權力位階上較高、較有利的一級。他為了自己開心按照自己的方式去表達，無視對方的感受。
要杜絕性騷擾，首先要提高意識，需要在維權運動的各種推動群體裏普及女權主義。我覺得跟其他群體合作前，應該有性別平等的培訓。預先統一認識，避免行動分歧。並不是說人們不可以有意見分歧，但性別歧視和性騷擾的言論侵犯他人權利。
我在美國訪問研究時去過一個做棒球拍的工廠，工人主要是墨西哥人。他們必須簽署合約即在工作場合禁止性騷擾。而培訓者要和工人一條一條解釋，什麼叫性騷擾，哪幾種行為會被認為是性騷擾，包括語言、肢體挑逗，諸如此類。這樣比較具體好操作。
趙：但如果在緊急情況下或合作過程中爆發矛盾呢？在「五姐妹」被釋放之前，我們部分人已經知道出現了性騷擾的問題。當時案件正在緊張不明的狀態，我們感到很困難，擔心處理不當，對救援造成不利影響。
艾：這一次的狀況是女權夥伴沒想到的，但我們因此也了解到，確有律師不知道何為性騷擾，自認為調情只是交際手段。
我覺得，如果你不認可對方的性挑逗，第一次就表明態度，劃清交流與性挑逗的界限。你告訴對方他用語不妥，你不願意成為對方挑逗的對象，請對方自重。我們要有心理準備，不至於面對危機手足無措。
如果制止無效，就要分析，「五姐妹」案件需要法律辯護，少一個律師有多大影響？能找到更合適的律師嗎？哪怕一位律師已經開始代理，但他的行為和女權理念分歧，他的態度已經讓當事人難以接受，那肯定應該分道揚鑣。因為拖到後來，代價很大，很多人都捲進去。最後他也會譴責你說，我為你承擔責任時，你怎麼不說分歧，而現在卻「忘恩負義」？
如果隱忍到喪失原則，那是不對的。一些團體可能是以男性為主體，如果他們在性別意識上有盲點，會降低合作的質量，甚至造成障礙。如果危及女權運動的目標，那無法繼續合作。儘管困難，但堅持原則更重要。
我們儘量未雨綢繆，如果在危機時期無暇他顧，那麼突發事件過去，可以針對問題，再做團隊合作培訓。如五姐妹事件過去，就應該討論總結，邀請男律師、女律師一起，在何為性騷擾、如何對待性騷擾等方面達成共識。
民主運動中，女性總是配角？
除了「性騷擾事件」的矛盾和反思，青年女權行動的出現也在男性和男權文化長期主導的民主運動中，生成新的氣象。
在此之前，人權行動中並不乏女性活動家的身影，她們在性與公共政治等各種禁忌議題上不畏打壓，坐言起行：律師王宇，她代理諸多敏感案件，現在身陷囹圄；北京公民王荔蕻，她發起聲援「福建三網民」、「慶祝劉曉波獲諾獎」等街頭行動，曾被判刑9個月。記者高瑜，她撰寫了大量政論文章，被判刑7年，現保外就醫。還有葉海燕，她以民間女權為旗衝鋒陷陣，呼籲保障性工作者權利。在艾滋病與權利運動中，高耀潔教授更是發起人和先行者。
然而相比於男性，女性參與公共政治與人權行動的人數仍要少得多，參與其中的她們即使投入很多，相應的知名度和資源都較低，極少有人能成為運動中的核心。
趙：「女權五姐妹」因為發起反對性騷擾的街頭行動而遭遇國家暴力，您對「女權案」整體有怎樣的看法？
艾：近幾年來跟性別相關的事件很多，這案子是最突出的；它呈現了女權行動派的力量和社會影響。她們利用新媒體的傳播形式，以明信片、公共表演、廣告招貼、公開舉報等手段，傳播民主理念和權利訴求。現如今，普通人擁有的技術手段是空前的，但不是所有人都意識到它以信息傳播來改造社會的能量。而女權姐妹則以街頭創意釋放出新媒體的能量。
趙：從這些現象中，我們可以看到女權運動對現有社會運動、民主運動的一個衝擊。
艾：對，她們有強烈的、獨立的公民主體性。女權行動派不請自來，在法院門前、地鐵車廂、教育部門口……她們舉牌抗議對小學生的性侵犯，剃光頭喊話教育部要求平等錄取，直接起訴有關部門的歧視行為，要求修改教科書等等。這些基於女權的抗爭，重新定義了公民和國家的位置，以公民身份凸顯和保衞了政治對抗的合理性。
趙：女權運動跟其他民主團體和社會運動，會繼續這種既結合也衝突的過程嗎？
艾：我覺得結合的可能性很大，結合點就是公民權。因為婦女權益包含了社會生活的廣闊層面，也和兒童權益、老弱病殘者權利等相關。幸運的是，經過這麼多年的女權傳播和教育，我們真的有了一批女權活動家。從新一代年輕學者到青年女權派，有了這麼多頭腦明確、理念清晰、有行動力的人。這就像體育運動的種子選手，有戰鬥力。
趙：對，女權運動裏面的核心人物、種子選手是可能參與到民主運動中。
艾：不是參與，她們就是民主運動的一部分。
趙：雖然您剛剛談到一些例子，但相對於男性，女性參與到民主運動當中還是少很多，這是為什麼？
艾：婦女進入公共空間本來就少，婦女的政治參與意識也弱，男權文化對性別角色的規定是這樣，整個社會生活也做了如此角色安排。大量的女性要承擔家務，生兒育女；如果一個男的說，我不做公共事務，我去支持我太太，這個男人或許會被恥笑。這就是性別分工的壓力。
趙：即使參與到民主運動中，女性的重要性也常常被忽視？
艾：是的。對於某些中國社會運動的研究者、觀察者，他們可能忽略了中國社會抗爭裏女性活動家的作用。媒體報道傳統的框架都趨於男性主導，它自動就把女性框到外面了。
趙：社會運動中的女性參與者，註定會受到排斥嗎？
艾：我覺得因事而異。當大家的訴求統一時，女性是有力的工作夥伴，這個時候性別不是問題。但如果你獨立提出性別的訴求，可能會有爭議。
趙：如果面對差異，應該堅持訴求，還是為了團結而放棄異議，儘量融入？
艾：我說不好。必須思考的是，放棄的是原則嗎啊？代價是什麼？這個代價你可以承受嗎？
以前我研究昆德拉的小說，他對集體行為的意義是質疑的。他認為集體總是對個人的抹殺和利用。哪怕是正確的集體行為，它和在廣場上喊偶像萬歲沒什麼區別，儘管口號內容不一樣。集體行為追求功利效果，不顧及個人精神上的千差萬別，因此對個人沒有意義。但是哈維爾不贊成昆德拉的想法，政治行為當然要有集體參與。我覺得他們思考的出發點和目標不一樣。
集體行動肯定是有妥協，如果你承受不了集體行動的代價，或者女權群體不願意接受另一群體的想法，結果就是分裂。但分裂也是運動的形態，分裂也是可能好事，分裂裏面也有重新組合。
趙：在民權運動和女權運動的歷史上，有時女權運動精誠合作，但是它自身的訴求，可能被放棄，或者說被犧牲掉。
艾：但是，從歷史上來看，儘管有短暫的挫折，由於那些女權主義者死頂，也還頂到了一系列成果。
如美國女性爭取選舉權，我看過一部電影，中文譯名《女權天使》。倡導者在白宮前面一直站着，風雨無阻。後來，一戰開始，要打仗了，很多人認為這個時候婦女不要再搞事了，國家利益壓倒一切。但是那些女性還是堅持在那兒宣講，一直站到獲得權利，通過法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