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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話艾曉明:當女權行動者遭遇民主同路人的「性騷擾」

縱觀女權運動史,我們會看到:男權文化的社會裏,女權推進了民主運動達成訴求,但是女權運動的訴求本身可能被犧牲。怎樣死頂?


中國「女權五姐妹」:(左上起)李婷婷丶武嶸嶸丶王曼丶韋婷婷丶和鄭楚然。攝:eyepress/AFP
中國「女權五姐妹」:(左上起)李婷婷丶武嶸嶸丶王曼丶韋婷婷丶和鄭楚然。攝:eyepress/AFP

2016年3月7日,中國「女權五姐妹案」一週年。一年前的這天,五名年輕的女權行動者計劃在公交場所派發反性騷擾貼紙,北京警方刑事拘留了她們,此事引發世界各地女權主義者的抗議:

全球數萬人參與了要求釋放「五姐妹」的聯署;香港、美國、日本、印度等十多個國家或地區的女權團體為此遊行示威;美國總統參選人希拉里、國務卿克里、副總統拜登相繼表態,要求中國停止錯誤;在中國國內,女權群體及其他公民群體也是聲援、抗議行動不斷。

強大的國內外壓力下,37天刑拘期滿後,北京警方以「取保候審」之名釋放了全部五名女權運動者。

原本在民間話語中尚屬邊緣的中國女權群體,也因此案展示出的強大行動力和國內外動員能力,受到了其他公民群體的關注和認可。

然而,在「五姐妹」獲釋之後,聲援行動中的一些問題浮出水面,包括其中一名辯護律師被指在辦案期間性騷擾相關女權人士。女權團體與其他中國民主團體的一些分歧和衝突展現出來。女性在公共政治、人權乃至民主行動中的角色究竟是什麼?在中國,她們長期位於邊緣、附屬、不被重視的處境,這種情形,對民間抗爭又會有什麼樣的影響?

基於以上,「女權五姐妹案」一週年之際,資深女權學者兼運動者艾曉明與青年女權運動者、記錄者趙思樂展開談話,探討女權主義與民主運動之間的聯繫與挑戰。

「在維權圈裏,何為性騷擾也沒有達成共識」

2015年4月13日,「女權五姐妹」全部獲釋。然而僅一週後,一名青年女權運動者在微博上發出公開信,指出代理該案的其中一名維權律師曾出現性騷擾行為:一位被刑拘者的伴侶(也是女性)在向該律師詢問情況時,律師要求對方發送私密照片才肯透露,並在溝通過程中提出性要求;數名女權運動者由於關注案件或自身安全得不到保障,與該律師討論,過程中該律師多次進行言語上的性挑逗……公開信作者要求該律師公開承認自己的錯誤並道歉。

公開信發出後,該律師以「沒有惡意」、「當時沒有意識到這樣的錯誤」迴應。而在維權律師和公益青年群體中,此事進一步引起爭議,不少律師在表示反對性騷擾的同時,也認為性騷擾難以界定、女權人士沒有拿出充足證據,甚至有人提出此舉是「過河拆橋」,更懷疑所謂的「性騷擾」其實是互相調情。女權群體對這些言論感到氣憤,繼續撰文迴應,但並沒有將這件事在面向國際媒體和關注者的Facebook平台上公開。

趙思樂(以下簡稱「趙」):「性騷擾事件」集中展現了女權運動者與其他民主群體的分歧,您怎麼看待這個事件?

艾曉明(以下簡稱「艾」):如果我們的文化環境很成熟,那人權工作者(包括律師)就應該知道,律師和當事人是互相尊重的關係,無論是就工作倫理還是從私人關係來說,都不允許性騷擾。但是中國沒有普及性教育,在維權圈裏,何為性騷擾也沒有達成共識。

性騷擾所謂「邊界模糊」,主要是因為女性的感受不受重視——你感覺不好就是性騷擾嗎?我又沒有怎麼樣,說了幾句自認為有情趣的話怎麼了?問題在於,騷擾者常常處於權力位階上較高、較有利的一級。他為了自己開心按照自己的方式去表達,無視對方的感受。

要杜絕性騷擾,首先要提高意識,需要在維權運動的各種推動群體裏普及女權主義。我覺得跟其他群體合作前,應該有性別平等的培訓。預先統一認識,避免行動分歧。並不是說人們不可以有意見分歧,但性別歧視和性騷擾的言論侵犯他人權利。

我在美國訪問研究時去過一個做棒球拍的工廠,工人主要是墨西哥人。他們必須簽署合約即在工作場合禁止性騷擾。而培訓者要和工人一條一條解釋,什麼叫性騷擾,哪幾種行為會被認為是性騷擾,包括語言、肢體挑逗,諸如此類。這樣比較具體好操作。

趙:但如果在緊急情況下或合作過程中爆發矛盾呢?在「五姐妹」被釋放之前,我們部分人已經知道出現了性騷擾的問題。當時案件正在緊張不明的狀態,我們感到很困難,擔心處理不當,對救援造成不利影響。

艾:這一次的狀況是女權夥伴沒想到的,但我們因此也了解到,確有律師不知道何為性騷擾,自認為調情只是交際手段。

我覺得,如果你不認可對方的性挑逗,第一次就表明態度,劃清交流與性挑逗的界限。你告訴對方他用語不妥,你不願意成為對方挑逗的對象,請對方自重。我們要有心理準備,不至於面對危機手足無措。

如果制止無效,就要分析,「五姐妹」案件需要法律辯護,少一個律師有多大影響?能找到更合適的律師嗎?哪怕一位律師已經開始代理,但他的行為和女權理念分歧,他的態度已經讓當事人難以接受,那肯定應該分道揚鑣。因為拖到後來,代價很大,很多人都捲進去。最後他也會譴責你說,我為你承擔責任時,你怎麼不說分歧,而現在卻「忘恩負義」?

如果隱忍到喪失原則,那是不對的。一些團體可能是以男性為主體,如果他們在性別意識上有盲點,會降低合作的質量,甚至造成障礙。如果危及女權運動的目標,那無法繼續合作。儘管困難,但堅持原則更重要。

我們儘量未雨綢繆,如果在危機時期無暇他顧,那麼突發事件過去,可以針對問題,再做團隊合作培訓。如五姐妹事件過去,就應該討論總結,邀請男律師、女律師一起,在何為性騷擾、如何對待性騷擾等方面達成共識。

一開始專注性工作者權利、後來越來越多對政治問題發表見解的草根意見領袖葉海燕。攝:Wu Hao/端傳媒
一開始專注性工作者權利、後來越來越多對政治問題發表見解的草根意見領袖葉海燕。攝:Wu Hao/端傳媒

民主運動中,女性總是配角?

除了「性騷擾事件」的矛盾和反思,青年女權行動的出現也在男性和男權文化長期主導的民主運動中,生成新的氣象。

在此之前,人權行動中並不乏女性活動家的身影,她們在性與公共政治等各種禁忌議題上不畏打壓,坐言起行:律師王宇,她代理諸多敏感案件,現在身陷囹圄;北京公民王荔蕻,她發起聲援「福建三網民」、「慶祝劉曉波獲諾獎」等街頭行動,曾被判刑9個月。記者高瑜,她撰寫了大量政論文章,被判刑7年,現保外就醫。還有葉海燕,她以民間女權為旗衝鋒陷陣,呼籲保障性工作者權利。在艾滋病與權利運動中,高耀潔教授更是發起人和先行者。

然而相比於男性,女性參與公共政治與人權行動的人數仍要少得多,參與其中的她們即使投入很多,相應的知名度和資源都較低,極少有人能成為運動中的核心。

趙:「女權五姐妹」因為發起反對性騷擾的街頭行動而遭遇國家暴力,您對「女權案」整體有怎樣的看法?

艾:近幾年來跟性別相關的事件很多,這案子是最突出的;它呈現了女權行動派的力量和社會影響。她們利用新媒體的傳播形式,以明信片、公共表演、廣告招貼、公開舉報等手段,傳播民主理念和權利訴求。現如今,普通人擁有的技術手段是空前的,但不是所有人都意識到它以信息傳播來改造社會的能量。而女權姐妹則以街頭創意釋放出新媒體的能量。

趙:從這些現象中,我們可以看到女權運動對現有社會運動、民主運動的一個衝擊。

艾:對,她們有強烈的、獨立的公民主體性。女權行動派不請自來,在法院門前、地鐵車廂、教育部門口……她們舉牌抗議對小學生的性侵犯,剃光頭喊話教育部要求平等錄取,直接起訴有關部門的歧視行為,要求修改教科書等等。這些基於女權的抗爭,重新定義了公民和國家的位置,以公民身份凸顯和保衞了政治對抗的合理性。

趙:女權運動跟其他民主團體和社會運動,會繼續這種既結合也衝突的過程嗎?

艾:我覺得結合的可能性很大,結合點就是公民權。因為婦女權益包含了社會生活的廣闊層面,也和兒童權益、老弱病殘者權利等相關。幸運的是,經過這麼多年的女權傳播和教育,我們真的有了一批女權活動家。從新一代年輕學者到青年女權派,有了這麼多頭腦明確、理念清晰、有行動力的人。這就像體育運動的種子選手,有戰鬥力。

趙:對,女權運動裏面的核心人物、種子選手是可能參與到民主運動中。

艾:不是參與,她們就是民主運動的一部分。

趙:雖然您剛剛談到一些例子,但相對於男性,女性參與到民主運動當中還是少很多,這是為什麼?

艾:婦女進入公共空間本來就少,婦女的政治參與意識也弱,男權文化對性別角色的規定是這樣,整個社會生活也做了如此角色安排。大量的女性要承擔家務,生兒育女;如果一個男的說,我不做公共事務,我去支持我太太,這個男人或許會被恥笑。這就是性別分工的壓力。

趙:即使參與到民主運動中,女性的重要性也常常被忽視?

艾:是的。對於某些中國社會運動的研究者、觀察者,他們可能忽略了中國社會抗爭裏女性活動家的作用。媒體報道傳統的框架都趨於男性主導,它自動就把女性框到外面了。

趙:社會運動中的女性參與者,註定會受到排斥嗎?

艾:我覺得因事而異。當大家的訴求統一時,女性是有力的工作夥伴,這個時候性別不是問題。但如果你獨立提出性別的訴求,可能會有爭議。

趙:如果面對差異,應該堅持訴求,還是為了團結而放棄異議,儘量融入?

艾:我說不好。必須思考的是,放棄的是原則嗎啊?代價是什麼?這個代價你可以承受嗎?

以前我研究昆德拉的小說,他對集體行為的意義是質疑的。他認為集體總是對個人的抹殺和利用。哪怕是正確的集體行為,它和在廣場上喊偶像萬歲沒什麼區別,儘管口號內容不一樣。集體行為追求功利效果,不顧及個人精神上的千差萬別,因此對個人沒有意義。但是哈維爾不贊成昆德拉的想法,政治行為當然要有集體參與。我覺得他們思考的出發點和目標不一樣。

集體行動肯定是有妥協,如果你承受不了集體行動的代價,或者女權群體不願意接受另一群體的想法,結果就是分裂。但分裂也是運動的形態,分裂也是可能好事,分裂裏面也有重新組合。

趙:在民權運動和女權運動的歷史上,有時女權運動精誠合作,但是它自身的訴求,可能被放棄,或者說被犧牲掉。

艾:但是,從歷史上來看,儘管有短暫的挫折,由於那些女權主義者死頂,也還頂到了一系列成果。

如美國女性爭取選舉權,我看過一部電影,中文譯名《女權天使》。倡導者在白宮前面一直站着,風雨無阻。後來,一戰開始,要打仗了,很多人認為這個時候婦女不要再搞事了,國家利益壓倒一切。但是那些女性還是堅持在那兒宣講,一直站到獲得權利,通過法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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