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緒林如此決絕地走向死亡，我悲哀地意識到，我沒有真正地體察他的痛苦及其籠罩的生命。這兩年他不時會提及死亡和自殺，但我從未相信他會真正地付諸行動。我記得，在我們還有比較多的交流的時候，應該是前年了，我們曾談起奧古斯丁《上帝之城》中的自殺問題。
我知道，他確實是在思考，或毋寧說設想自殺對於他自己的意義。然而，我絕不曾想到，他最終會走入到熄滅生命的孤獨絕望中，以至於讓自殺成為無可抗拒的誘惑，甚至壓垮了殺死自己的恐懼。然而，我應該想到，其實他是有可能爆發出罕見的行動的意志和力量──在他表面的柔弱和憂鬱當中，他可以霍然奮起以隻身之力對抗世界。正是這樣的勇氣讓他在2000年夏天貼出「愛之和解」後，雖面臨雷霆壓力仍義無反顧地走向北大三角地。這種決絕的迸發也最終讓他敢於在瞬間崩裂生命。2002年春我在宿舍門廳第一次遇到他，他的文弱讓我無法相信他就是兩年前那個在暴風雨中挺身而出的「英雄」。
此後至今，十多年了，我看着文弱憂鬱的他慢慢消耗自己的生命，愛莫能助，但忽視了，沒有想到他會再度爆發以毀滅的方式結束這一消耗。當然，我更願意相信，正如他自己也願意的那樣，他的毀滅──打碎了玩具──將為他揭示真相。他祈禱寬恕，為了走入上主的希望之門。現在，他知道了真相，但我再也無法等到他的微博。
在這裏寫這些文字，只是想嘗試理解緒林的死和他的生。我雖然和他相識多年，曾有深入交流，但正如我開頭提到的，他的猝然離去讓我意識到他對我仍然是未解之謎。即便他今天依然活着，如果要我談談他，我也必須承認他的生活和心靈中的很多空間對我是封閉的，尤其是這兩年我們的交往漸趨淡化之後。如果我並不確定能洞察他的生命，我有什麼資格寫下這些文字？
這首先是因為我不得不哀悼和送別一個不辭而別的弟兄和朋友。我未能在他生前努力去進入的心靈，並與之分享、尋求他的回應，現在只能在這些辭不達意的文字中嘗試呈現這幅殘缺的肖像，作為我們的友誼的紀念，雖然在此世我已無法饋贈給他。其次，更重要的是，我相信浸透於他的生與死中的心靈探求和精神困境，對於每一個不願意被此世的不幸和沉淪淹沒的人，仍是珍貴的啟迪。
我必須心存謙卑。正如我和緒林共同的弟兄和朋友瞿旭彤，在他的紀念文字中提到的那樣，這種文字常常是消費亡人、賣弄自己、販賣私貨。人們會藉機把自己的想象、怨憤、抑鬱乃至某些陰暗的動機夾雜在對逝者的緬懷哀悼中。在面對悲劇性的死亡時，首先要理解的是悲劇本身。加繆提醒我們，不能混淆悲劇與絕望，要讓悲劇成為踢向苦難的重重一腳。然而，這必須是得到理解和救贖的悲劇，否則只能彰顯人世的絕望。
1
緒林的悲劇可能在於，從幼年起到告別這個世界，他一直沒有進入生活，沒有形成温暖牢固的人倫情誼來抑制孤獨、呵護生命，而在由此造成的焦灼和缺失中，也未能在信仰、政治、學術中安頓身心。他並非不願意進入生活，相反他非常渴望，他曾努力過，然而在他的世界、他的秉性裏，似乎有某種障礙，讓他無法完全勝過自己的命運。
緒林出生湖北紅安鄉村，身世可謂悽苦。從他給我和妻子文瑾的片段敘述裏，我們大概知道，他的爺爺因為「政治面貌」而被「鎮壓」，奶奶帶着父親改嫁到後來他出生的村子裏。在他還年少時雙親就已經去世。近期我才知道，他有四個姐姐，其中有兩個姐姐死於自殺。他的二姐把他艱難撫養成人，之後二姐的家庭生活也並不幸福。他讀大學時，因為沒有錢買火車票，常年不回家。
工作後，他把微薄收入中的相當一部分都用來幫助姐姐，並把身後的所有都留給了姐姐。然而他也常年不回故鄉，不再因為缺少川資，而是無力面對家鄉的貧困和親人生活的苦痛。從這簡短的敘述，我們可以約略想象，他事實上是沒有家和家鄉的，生來就是一個註定要漂泊的異鄉人。
而對於他在成長中遭受的辛酸傷害，他從未對我們講起，雖然他曾給我描述過童年時家鄉春天映山紅鋪滿山坡，和夏夜繁星的美麗。我不知道他的心靈，特別是在年幼時，在這些家庭悲劇中承受了什麼。對於一個孩子而言，當父母去世，可能會讓這個孩子覺得被拋棄，沒有得到接納。緒林日後似乎始終難於完全接納自我，這很大程度上是其幼年創傷經歷的結果。顯然，他是開了一部馬達存在着嚴重隱患的車踏上了人生之路，如不能及時修復，難免有一天會拋錨熄火，無法再度起程。
九七年，在北京上大學的時候，緒林受洗成為基督徒。著名的袁相忱牧師為他施洗，他稱袁牧師為爺爺，師母為奶奶。他在爺爺的教會中聚會，經常出入爺爺奶奶温暖的家中。袁牧師繼承了中國本土教會重視基要真理和敬虔生活的傳統，緒林領受的是一種強調認罪、內省、熟讀聖經、高舉基督、信靠聖靈的牧養方式。在他後來的紀念文字中，緒林視爺爺為屬靈偉人，並且，爺爺代表的彰顯單純信心和巨大屬靈力量的「古典信仰時代」，隨着他的去世而結束了。
其實，這個判斷更多的是宣告他自己短暫的虔信時代的結束。在緒林看來，袁牧師的牧養傳統中，理性和知識偏處一隅，政治則屬於魔鬼的世界，而這種認知有其時代背景──袁牧師因為拒絕加入三自運動（編按：中國宗教管理方式之一：全稱三自愛國運動委員會）而入獄長達21年。
在緒林那裏，用他自己的話說，與政治的「偶然」捲入則使他開始擺脱這一高度內省的生活方式。顯然，進入政治要突破某個屬靈團體的界限，在混亂和複雜中思考和尋求共同體的可能與意義，因此理性和知識的裝備必不可少。
不過，如果世俗主義者認為政治與信仰截然對立，了無瓜葛，則與基要主義者犯了同樣的錯誤。最初，緒林恰恰是以基督徒的身份捲入政治，這絕非「偶然」。2000年初夏，在邱慶楓事件在北大造成的憤怒和喧鬧中，在六四到來所面臨的風聲鶴唳的恐慌與緊張中，他以禱告天父開始，呼籲民族的和解與寬恕，我想他恰恰是他從試圖加以擺脱的虔信主義中獲得了愛和勇氣──他說他沒有懼怕。
這篇《愛之和解，燃起的第11根蠟燭》在認識和分析上不乏幼稚含混之處，並沒有把握好正義與愛之間的張力。不過它出於一個25歲的年輕人之手，他剛剛在北大哲學系讀碩士一年級。然而，它致力於反思六四悲劇背後的傳統的重負、理念的脆弱、理想的狹隘、倫理的喪失，呼籲放棄仇恨與清算，號召以寬恕與和解來彌合民族的創傷，在責任和承擔中打開民族的未來：「來吧，我們一起來，我沒有蠱惑你們，我一人走在你們的前面，承擔我的責任。沒有吵鬧，沒有狂熱，沒有激憤，只有冷靜，只有理智，只有更深的對民族苦難的同情。讓我們燃起温暖的燭光，驅散怨恨和懼怕，顯示愛和信任，表達善意和諒解，為民族，為將來投一票信任！」
雖然那時燭光沒有燃起，始終沒有，但焉知將來在再也無法迴避的時刻，這個年輕人的真誠而微弱的召喚不會成為我們的指引？至少，當時這個召喚立刻感動了我的另一位基督徒朋友，也是在北大哲學系就讀的一位博士，迅速貼出文字予以誠懇的回應。
這個事件──也許還夠不成事件，不過是歷史巨浪中一朵微不足道的浪花罷了，但是它確曾靈光一現，啟示了以基督信仰超越歷史理性的努力與可能。
緒林在文首禱告：「天父啊，求你見證，此刻我沒有懼怕，只是仍然疑慮這是不是被給予我的使命，而不是我自身的僭越的選擇。」未來將回答緒林的疑慮。或者，當我們在他的行動中看到了以寬恕與和解超越歷史的必要，回答已經給出了，他的禱告已經得到了迴應。
緒林在當年秋天還曾努力組織過北大學生自治會，編寫意見調查，到學生宿舍活動。他的努力顯然失敗了。次年2001年六月，他再度貼出海報，宣布要發表演講，以基督徒的身份為六四的和解呼籲，結果被便衣驅車押走。這些公然挑戰體制的行動必然是徒勞的。
他似乎應該就此會走上投身公民運動的道路；其時正值2003年前後，中國社會展開了維權運動。然而他沒有，而是放棄了政治行動。當然，他始終關注爭取社會正義公民自由的努力。他與致力於公民運動的劉曉波、許志永、郭玉閃都有過交往，並在兩年前通過滕彪捐款，支持維權運動。
2011年歲末，在一個郵件組的文字裏，他表白「其實我不熱衷政治」，原因是他「只關心自己」，需要照看孱弱和磕碰的靈魂和肉身。對這樣的生命來說，政治顯然並不能賦予充分的意義和根基。並且，生活中有很多與政治並無直接關聯的美好，而即便是實現了自由民主的政治也會滑入平庸和功利，遠不足以消除苦難不幸並實現幸福。然而，他急忙聲辯，這一對政治和自由民主的侷限的議論絕非犬儒生活的託詞，更非對自由民主的批判，而更多地是提醒人們，即使在不義、在沒有自由民主的社會中也仍然要追求良善、尊嚴、趣味、美好。
在緊接着於2012年初寫成的評論高華和梁漱溟的讀書札記裏，緒林進一步探索超越自由主義和啟蒙而尋求「生命的厚度」的可能。只有在傳統宗教倫理、基督教式的超越信仰或者深厚的理性精神當中汲取豐厚滋養，才能在苦難與黑暗的壓迫中依然潤澤心靈，擁抱人生。
令人吃驚的是，這兩篇文字與十餘年前的《愛之和解》竟然有某種內在的一貫：他體察到人類處境的複雜性，拒絕以善惡、光明與黑暗的二元對立來審視和審判歷史例如八九年的悲劇，並且訴諸生命的內在力量，在善惡交織的含混境況中尋覓道德秩序和個體身心的安頓。
可惜的是，知性上的透徹並沒有能幫助他搭建起屬於自己的堅實温馨的生活小屋。
2
無根而沉重的自我和敏感而脆弱的心靈，在爺爺的教會和家裏沒有被留住。基要式的虔信無法為他的政治和知性追求提供充分的指引，但內省和定罪則逐漸成為負擔而需要擺脱。緒林肯定知道，虔信並不僅僅意味着內省定罪。
他之所以願意頻繁出入爺爺奶奶的家，一個重要的原因是他們六七十年相濡以沫不離不棄的忠貞相守，即便21年的牢獄隔離也不能絲毫動搖。內省定罪正是為了讓忠貞相守的生活成為可能，或者更為堅實。
對於緒林來說，他其實從來沒有能夠擺脱這種內省定罪的自我審視的方式──讀一下他的微博便可知。然而，他始終沒有能夠從內省定罪出發，在上帝的愛與接納中與自我和解，並走入可以温暖他的忠貞相守與平安喜樂。他之所以固執於內省定罪而不能自拔，並非因為基要主義的不當教導，而是因為前文所說，他的自我一開始就故障重重，他必須予以反覆檢視、探究病因。
信仰成了他檢視自我的一面鏡子，結果天父成了上主。這個上帝更多的是他敬畏的主而非可以信靠的父。他可以對之傾訴懺悔，但卻不能傾聽、順服並享受他的愛。他和教會與信仰的若即若離的關係，他所坦承的未曾虔信，在於他既未能於信中捨己並蒙福，也不能拋卻信而不陷入虛無。
我和緒林認識時，2002年春天，他的信仰正處於從虔敬走向若即若離的過程中。而我初信不久，也有很多出於理性和自我的不確定，尚未能適應教會生活。週日，我們當時常一起去有較多學生和知識分子的SW教會團契，坐在角落裏，聽講道有時會交頭接耳，以至有一次終於受到旁邊一位姐妹的批評。再後來，他不再去SW教會，那位姊妹還很內疚，以為由她引起。其實不是。緒林自此似乎更願意去海淀堂，那裏人多，沒有熟悉的人，更少約束。
他到上海時，也和我去過校園團契，但最終還是選擇徐匯的國際禮拜堂，那裏環境優美，詩歌動聽。當時在北京，我們大概有不少頗「自由派」的神學討論。他在宗教學專業，卻逐漸對政治哲學感興趣，碩士論文以柏拉圖為題──政治哲學大約正是從那時開始成為顯學。
我主要研究政治思想，於是也有不少共同的話題。他02年畢業後到中華書局工作，曾考慮翻譯《劍橋政治思想史》。他曾給我看過一篇剖析自己的文字，今天已經不記得內容，但那種曲折反覆敲骨食髓的感覺，至今猶存。
後來，他有女朋友了，有一天到我宿舍，打開郵箱讓我看他女朋友的照片和他們的通信，一個很秀麗的女孩，字裏行間流露出彼此的甜蜜和依戀。女孩在北師大學天體物理。不久前發現引力波時，他還在微博上提到她當年的女朋友的研究與此有關。女孩去了香港讀書，於是他後來也到浸會大學讀博士。
我03年去了法國，和他的聯繫少了，06年夏天我參加浸會的研習班，久別重逢。這時，他和女友已經分手，他一直沒有告訴我其中原委。這應該是他進入生活的一次重要努力，然而他失敗了，也許留下了沒有癒合的傷口。女友的照片則一直保存，09年到華師大入職，我幫他搬辦公室時，又一次看到。
在港期間，他的信仰一度漸趨淡薄，甚至有一度要反出基督教，「覺得基督徒基本上等於偽君子」。他在浸會的專業本來也是宗教學，我記得他申請浸會時曾想以默茨的政治神學為研究計劃內容，但我06年見到他時，他已經轉向了當代英美的分析政治理論，博士論文選題是羅爾斯。他告訴我在自學高等數學和經濟學，因為他渴望理性的確定和邏輯的堅實，拒斥神學和形而上學的抽象獨斷。然而又嘆息研習數學需要極聰明的頭腦，而他沒有。其實，我的感覺是，他拒斥的是自己的生活包括信仰的不確定，或毋寧說，缺乏生活帶來的不確定。他至少希望，他依循分析理性和邏輯，無論生活和心靈如何，他能夠掌控他的頭腦。
他關於羅爾斯的博士論文在答辯時獲得了很好的評價，其中的部分內容在他工作後不久就發表在《中國社會科學》上。然而，到了華師大工作以後，他並沒有再推進關於羅爾斯和分析政治理論的研究，也放棄了數學的研習，轉而投入到對西方哲學、神學、文學經典的閲讀中，寫下大量讀書札記──這是他在教學之餘的主要工作。
他的脆弱敏感的心靈終於佔了上風，需要在西方文明的心靈之旅中尋求引導和共鳴。他這幾年所做的，就是「在書籍中找到自己的樂趣：在自己的能力範圍內，理解那些偉大的人物在人類複雜狀況中對人類知性、美好生活以及限度、生命意義的探討並予以汲取和實踐，是一件何其美妙的事情。」
這幾年和他成為同事，最美好的經歷之一，便是經常聽他談他的讀書。經典閲讀無疑為他帶來了智性和靈性的愉悅和提升，但是，如旭彤所說，這其實又是某種苦修，他必須接受的某種生活方式，沒有生活的生活方式。
他並沒有能夠沉浸於這種閲讀而使之成為可以取代生活的享受或習慣，成為生活本身；他的人生並未因為這些閲讀而紮下根基並獲得方向，內在的苦痛、失落、糾結並未因此消弭或緩解，與其內省定罪的自我如影隨形的現實中的無力感依然故我，並且隨着步入中年而日漸強化。
剛到華師大工作的前兩三年，雖然是一無所有，但他整體上還是樂觀和快樂的。他工作投入，在《中國社會科學》上發表論文。健身跑步，與同事相處也其樂融融，偶爾還有約會；週末有時長途跋涉去復旦那邊看一對香港的基督徒朋友夫婦，因為他們有兩個可愛的孩子，他喜歡和他們一起玩。
那兩年我們和一批青年同事住在華師大青年教師公寓，緒林則為了自在而單獨住在附近的招待所。當時結婚的同事大多還沒有孩子，不時會在一起聚會，緒林也樂意參加。我和文瑾那時候在思勉高研院，晚上九十點種，緒林經常會從政治系的辦公室出來，騎車經過我們的辦公室，招呼我們一起回公寓。當然，他也不時流露出常有的憂鬱落寞，但是我們感覺他似乎將步入生活。
然而，這一天始終沒有到來。他始終沒有再次進入持久的愛情，開始慢慢淡出同事的交往，與這些成了家並逐漸有了孩子的同事在一起越來越不自在。我和文瑾過年過節如果在上海，都會邀請他到家裏，前幾年他很願意來，後兩年就不來了。
前幾年，我會經常和他一起在食堂吃飯，談談讀書、政治、閒話，但是從前年起，他也逐漸不願意維持這種頻繁的交流，繼而就很少在一起談話了。他越來越顯得落落寡歡。今天想起來，這些都是生命力逐漸衰落的表現。
3
到上海後，或者說，還在香港時，他要「反出」基督教的階段結束了。他大概一直堅持讀經禱告，但是他沒有教會生活。偶爾去過團契，他有規律地去國際禮拜堂，不僅僅是去參加敬拜，也是享受徐家匯的環境、美食和電影。
週末去徐家匯可能成了他生活中主要的休閒方式。我們偶爾談起信仰，但不多。他沒有反出基督教，但也不願完全進入基督教。他需要上帝來支撐自己的存在，但卻也沒有讓上帝來拆除和重建自我。他承認自己的「缺信」。他更願意在信仰中看到的是恩典成全自然，在審美、天倫之樂、生命的活力、公義和自由的政治中捕捉神的愛。
然而，這一恩典沒有降臨在他的生命裏，因而他又仰慕方濟各和小德蘭式的純粹、捨己、燃燒自我的信仰。他非常喜歡小德蘭，送過我一本《靈心小史》，告訴我那是他最喜歡的書之一。然而這純粹的捨己之信更讓他無法企及，只能感嘆靈魂的軟弱和對塵世温柔的留戀。駐足在未曾獲得生活的自我中，信仰成了衡量自我軟弱的標杆，而沒有成為克服自我軟弱的依靠。離開了巴比倫，卻未能進入錫安山；或者說攀登錫安山，卻遙望巴比倫。他對這一點有深切的洞察，卻似乎無能為力。他感歎，未曾虔信，也就是在呼告「我信，但我信不足，求主幫助」（《馬可福音》9:24）。
非信徒或無神論者認為上帝不存在，信仰不過是一種幻想甚至自我欺騙，因此必然不足以幫助人超越自我。不過，很多信徒，如緒林視為屬靈巨人的爺爺卻歷經患難而依然平安喜樂。基督徒則會懷疑緒林是否真正悔改得救，是否確實信靠基督來克服罪的捆綁。只有上帝才知道一個人是否得救。
緒林雖出身貧寒、孤苦無依，卻沒有在苦難中讓良知沉淪窒息，更沒有將目光侷限於曾經的匱乏而汲汲於功利市儈。早年的苦難對他的意義，是促使他更深切地渴望和追求良善、正義和救贖，儘管在如此艱難的世道中，這不但不是一條星光大道，還會招致苦難甚至悲劇。
今天我相信，這些緒林「自找的」苦難和悲劇已經不同於他早年被動承受的苦難和悲劇。由於他是這樣地渴望光明，這些苦難和悲劇也就打上了光明的烙印。記得薇依講過一個傳說：一隻烏鴉渴望光明，於是大地就真的亮了起來。她接着說：如果確實有渴望，如果所渴望的確實是善，那麼對光明的渴望，就會帶來光明。這就是在我看來，緒林苦難的一生及其不那麼「成功」的信仰掙扎所具有的意義。
緒林幾乎沒有功利心，從不與人計較利益得失，也不關心課題職稱──對於一個入職第一年就在《中國社會科學》上發文的人來說，稍作努力，升等不是難事。網上傳聞他在華師大受到排擠壓制，純屬無稽之談。
他的職業處境主要是他自己選擇的結果。他對自己的學術工作要求極為嚴格，雖然留下了大量筆記，但在撰寫正式論文時卻極為謹慎，以至於成文很少，而對於寫成的論文，譬如那篇《中國社會科學》關於羅爾斯的論文，他會毫不猶豫地在後來指出其缺陷並不惜放棄藉此評職稱的機會。
他在教學上則非常敬業，對很多同學，他不僅僅是老師，也是兄長和朋友，這些天看到的出自師大校內外同學的對他的回憶，一點一滴的敘述他們的談話和交往，令我深深感動。
他不再投身政治行動，但一直關注公民和人權運動，兩年前曾通過滕彪捐贈5000元支持維權運動。他並未因為孤獨而頹廢或放縱，而是有節制地關注和享受生活的美好之處，如旅行、音樂、美食、電影，並願意與朋友分享，絕非不食人間煙火。他對自己給人造成的傷害則會內疚，尋求原諒，離世前當天還要送水杯給一個他擔心冒犯了的老師。顯然，他在學術、道德和生活上都對自己有嚴格的要求。
但他性格中確實不乏矛盾之處。他的神情舉止，常常流露出孩子氣的好奇歡快，不乏幽默感，但往往踽踽獨行，滄桑憂鬱；待人可以很熱情率真，但有時又沉默寡言；可以對朋友傾訴衷腸，但會敏感於朋友的一言半語而受到傷害，也會以某種刺入的方式，直言對朋友的不滿與批評；剛剛對你吐露心扉，但忽然又產生不信任感而後悔，馬上又拉開距離，不過他不會耿耿於懷。
他純粹透明，沒有矯飾虛偽，不掩飾自己的弱點，不憚於自嘲，但有時也顯得孤傲。他交遊廣闊，但卻獨來獨往；在網絡上直抒胸臆，但很少會面對面講述他具體的往事，特別是傷害。他需要被關愛，但是他人的關懷又讓他感到壓力而要逃避，不僅僅是不願意讓人覺得他是一個憐憫對象，更重要的因為這些關懷往往不能觸及他內心的需要，而他又不得不禮貌迴應，結果反而讓他更疲憊。他不掩飾自己的「另類」，不畏懼好奇或嘲弄的眼光，但不願意應酬不在一個頻道的心靈交往。
自卑而驕傲，坦誠而脆弱，敏感而堅硬，柔弱而剛強。這些矛盾或緊張都顯露出心靈的內在衝突以及這一衝突對自我造成的困擾，由此會強化他和世界的緊張，兩者相互強化。
他對自己的生命品質無疑有極高的追求，然而自我的不足和外界的壓力又讓他感到理想難以企及，緊張由此產生。他如此理解自我：渴望聖潔，但會因此而驕傲；追求高貴，則因為自我的有限和軟弱而失敗，因此他「譜寫不出優雅的樂章（遺言）」：「雖然自己在逐漸地學會欣賞和渴求某種高貴的或優雅的質量，然而諳習不等於擁有，我還得時時面對自己身上常常發現的庸俗的質量。這一切都在神面前有清晰的認知，也祈禱自己能潔除和脱離這些，然而這些都是極其深重極其頑固的心理傾向，如此的努力不過使得自己常常陷入無所措從的分裂之中」。
他藉助信仰與虛無與罪鬥爭，然而常常失敗，陷於掙扎。任何一個嚴肅面對自己的罪的基督徒，對這一經驗何嘗陌生？「立志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來由不得我」保羅在羅馬書第7章所揭示的不正是罪的令人苦惱乃至絕望的轄制？他一直在掙扎中，最後終於絕望，並非對上帝絕望，因為他最後一刻也還在祈禱上主開啟「希望之門」，而是這個自我在掙扎中耗竭了，精疲力盡，放棄了。
信仰不是理性，是「未見之事之確據」，因此必然伴隨着不確定性和懷疑，在推崇理性主義的現代社會更是如此。緒林本來四月份要去北京參加一個關於查爾斯·泰勒的《世俗時代》的討論，這本書的重要主題就是何以現代人的信與不確定性糾結在一起。幾乎不參加正式學術會議的緒林願意參與這一討論，也許是因為他對這一問題有切身的體會。緒林不會不知道，許多信仰巨人都經歷過屬靈的黑暗，譬如他喜歡的小德蘭在去世前不久就遭遇了所謂「信仰之夜」或者說「虛無之夜」，對靈魂的永恆產生了懷疑。更為我們所知的另一個德蘭，特蕾莎修女也有類似體驗。
此外，對於緒林這樣孜孜於從西方經典傳統汲取精神資源的人文知識分子，必然從這些經典中遭遇到更多的挑戰和知性的懷疑。
他的自我中有一些東西妨礙他完全從信仰中汲取力量來戰勝自己的軟弱和，或者說使他沒有耐心忍耐，等待上主拿走這些妨礙。也許，最深沉的缺失就是「我不知何為愛的擁抱（已無法體察）」他早年失落父母之愛，也未收穫愛情。孤苦如他，最渴望的莫過於愛情了 ，「別道我孤燈默守，只一瞥就揭示了內心的沉迷」。
因此，雖然「知道永恆，卻隨時準備讓自己迷失在温柔之鄉，只是如今卻在地獄門外哭泣」。我並不了他的情感經歷的究竟。也許，只有誠摯的愛情能紓解其自我的內在的以及和世界之間的緊張，然而他的悖謬之處在於，在這些緊張和對自我的懷疑中，他未必相信有人能夠完全接納和愛自己，而且他可能會為不能給愛人帶來美好生活感到恐懼，或者會擔心自己缺少能力承擔家庭生活的各種瑣碎糾結，把温柔之鄉變成日常生活的責任與相濡以沫。他很早失去了家，撫養他長大的姐姐的家庭也不幸福。需要家，但可能也憂懼家的脆弱與負擔。沒有愛的温暖，則不能擁抱生活，缺乏生命的力度來克服內在的緊張，而這反過來會強化自我的無力感。
可能正是出於存在的沉重和知性的挑戰，緒林沒有能夠放下自我，在生活裏熱切地尋求上帝的引領，結果在此世與上帝的愛擦肩而過。
4
重讀他近期的微博，感覺自去年秋冬以來，失落和無力感加速了，最終吞沒了自己。他曾想在香港蹈海，但卻不忍為被社會撕裂所苦的香港增加負擔。
他熱愛香港，因為其法治和自由，也因為那裏有其珍貴的時光記憶，他經常在假期返回香港。無疑，香港動盪與衰退讓他痛苦。近兩年中國政治的持續高壓，對人權的肆意踐踏，社會空間的不斷收縮，謊言的接連翻騰，讓任何熱愛自由的心靈感到窒息。
「我努力地避開政治，只是有時候政治猶如癲癇一樣偶爾或發作，讓人無法置身事外」。他厭惡為所欲為的利維坦，但也清醒地承認並無取代利維坦而創建新秩序的力量，這令人沮喪。政治黑暗伴隨的精神桎梏無疑加深了緒林的心靈苦悶。不過，緒林並非殉道者。他並非為某種政治理想而死，只不過這個時代的政治和道德陰暗滲入到他的精神重負中，加劇了他的存在危機。
由此，我們要看到，緒林的遭遇是這個時代的某種見證。事實上，他確實在一定程度上是這個時代的受害者。他的祖輩、父輩和家庭的不幸與慘烈的政治及其造成的倫理破壞不無關聯。他的家鄉紅安得名於「鮮血染紅的土地」，號稱中國第一將軍縣。我們的祖輩和父輩中很多人都有嚴重的心靈缺陷，在這些缺陷甚至是他們的身體的疾病上我們都能看到專制、暴力及其伴隨的無知和貧窮的深刻烙印，而如果沒有信仰、倫理、教育、政治的及時介入和更新，這種缺陷會在我們和我們的子孫身上繼續延續。當然，這並不意味着我們要把他的自殺的責任推到時代和政治那裏。他仍然要為他自己的生與死負責。然而，他的掙扎和苦悶亦提醒我們，無法逃避政治，政治影響乃至塑造心靈，政治的好壞關乎每個人在跨入人生時擁有什麼樣的資源和需要克服什麼樣的障礙。
很多人一廂情願地把緒林的死歸咎於大學青年教師的艱難處境，視之為大學體制的犧牲品。甚至有人認為他在華師大受到打壓排擠是導致他輕生的重要原因。這些都是不負責任的不實之詞，也是對緒林的污衊。他的確要和每個青年教師一樣承受考核體制的壓力，然而在政治系內部，無論是為人寬厚、向來關心提攜後輩的系主任劉擎，還是政治哲學與思想史教研室的諸位同人，都非常關心緒林，並為他創造儘可能寬鬆和友善的工作和生活空間。緒林固然不喜歡這一體制，但他亦不至於承受不住職業壓力。他的精神追求和困頓遠非市民化的心腦所能理解。
緒林的離去也是身邊這些朋友同人的巨大創痛。於我個人而言，這一創痛伴隨着深切的懊悔。這一年多，緒林對我疏遠了很多，交流很少。其原因，我的理解是我有讓他失望的地方。我想我遠未能活出能得到他認同的基督徒生命，而我忙於工作及家庭，可能也讓他覺得不在他的心靈頻道裏。但是我自己也未能更積極地應對這一疏遠，依然努力維持交流並經常關心他。去年夏天到美國訪學後幾乎失去聯絡。
我不用微博，不了解他在其中展現的心緒發展，但有人曾向我提及他流露出的自殺情緒，而我以為這是他的某種宣泄積鬱的方式，因為他不時會談起自殺，因此也沒有充分重視。今天想來，這一遲鈍真是不可原諒。春節僅僅是發了微信問候了一下，也未能打電話敘談，現在自責不已。我的關心未必能對他有很多幫助，但是對弟兄和朋友的愛心不夠，這是我的罪錯。我必須仔細思量緒林對基督徒虛偽的批評。我現在只能默默禱告，緒林的靈魂已經行過死蔭的幽谷，被天父接納，像他自己期許的那樣，「終有一日，上主親自讓我得以潔淨，引領我前行」。是的，「神要擦去他們一切的眼淚，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號、疼痛，因為以前的事都過去了。」（《啟示錄》21:4）
緒林的離去在基督徒當中引起了很多的爭議。不少人認為基督徒不應該自殺，自殺的基督徒的靈魂亦不能進天國，對其也不能行基督教的追思儀式。理由是，誡命不可殺人，自殺也是殺人；自殺意味着對上帝絕望。無疑，一般而言，自殺是嚴重違背基督教倫理的。然而，我們當知道殺人與自殺的不同，前者遭譴責乃至咒詛，後者則致人哀傷而被憐憫。殺人未遂者仍要受到法律的制裁，而自殺未遂者則會得到更多的關照愛護。人都會憐憫自殺者，難道上帝會咒詛？殺人者如悔改依然能夠得到上帝的饒恕，而上帝是否也會給自殺者一個蒙饒恕的機會？嚴厲譴責自殺的奧古斯丁也承認，那些以自殺而避免被姦污的貞女也可得到上帝饒恕。
換言之，對自殺需要以情境倫理對待，需要在自殺者的生命處境中加以理解。如果基督徒在無法承受巨大的病痛、折磨、羞辱，或者在抑鬱等精神疾病的支配下自殺，那麼我們固然惋惜他或她因為沒有堅信上帝而走向毀滅，但我們能加以譴責嗎？難道我們不會想到，我們自己經常因為沒有堅信上帝而犯罪，並且尚且不是迫於巨大的痛苦或疾病的折磨。如果我們還相信上帝會饒恕我們的罪，那麼何況這些走向生命絕境之人？我們沒有殺死自己，但屢屢犯罪跌倒，在上帝面前我們一定比那自殺的兄弟姐妹有更多的義？基督徒的自殺更多的是對這個殘破的世界和自我的拒絕，而非對上帝的絕望。
難道我們忘了，保羅自己不也說他寧可離世與主同住？基督徒的自殺更多的提醒我們，即便有上帝的恩典光照，這個世界仍然充滿了破碎和罪惡。難道加爾文不是說，在災難和不幸中，上帝警醒基督徒不要貪戀這個世界？有人說，同情自殺會意味着鼓勵自殺，然而饒恕姦淫絲毫不意味着鼓勵姦淫。如果有人以為應該以基督徒自殺不能進天國的論斷來防止自殺，那麼也應該以偷盜姦淫者不能進天國來阻止這些罪。那樣，就拋棄了耶穌的恩典，成了律法主義者。我寫下這些文字，正是希望我們在緒林的生命裏來理解他的生和他的死，而非簡單地予以論斷。我們不要忘了緒林最後的泣血禱告「我除了祈禱寬恕，還能做什麼呢？請不要看我的罪和錯。」讓我們放下論斷，去體察一個孤苦的靈魂，讓我們和他一起祈禱「上主啊，願你開啟希望之門」。
我們深信，緒林的生命，同我們的一樣，儘管有其殘缺和罪欠，但的確有上帝的恩典和救贖。他雖然孱弱憂鬱，但也勇敢誠實、竭盡全力地在黑夜裏點燃一根蠟燭。如我們共同的朋友和姐妹張欣所說，雖然他已如流星去而不返，但在夜空中留下的軌跡卻將長留我們的心頭，難以磨滅。正是由於他所燃起的微弱的燭光和他最後的禱告，我們相信，緒林的生與死不是希臘式的咒詛式的、無可逃避的命運悲劇或性格決定命運的宿命論，而是在救贖之中的悲劇，他已經行過死蔭的幽谷。我們紀念他，是期待更多的燭光燃起，驅散這片土地上的黑暗。因此我才會寫下這些文字，與其說是悼念，不如說是送別緒林，我們將來還會再會。
2016年2月24日波士頓
（崇明，華東師範大學政治學系教授）
波士頓的雪
──懷念一位不辭而別的兄弟
波士頓的雪下了整整一天
大地銀裝素裹，陷入幻覺
沉入黑夜，看雪在夜幕下不屈的微光
隨即是異常寒冷的世界
伴隨平庸日子的包圍
你純潔的驕傲只照耀了太短暫的清晨
然後須承受漫長的不潔與羞辱
在草地上、屋檐下和馬路邊堆積
成為孩子們的玩物、城市生活的廢物
彷彿你的到來只為了見證某種恥辱
你帶給我們無暇的激情，隨後卻是無盡的煩惱
兩者互相擁抱，直至徹底消耗
如同陽光下逐漸熄滅的、殘雪的疲憊
世界先是一場美夢
醒後唯餘漫山遍野的垃圾
從此你隨風而逝
不願再做一面鏡子──
無助地反映一個侏儒的世界
從未成年就衰老與死亡
誰過早窺探它的秘密，誰就成為長不大的孩子
你曾充滿疑慮地聆聽
一個不義的世界裏，人們如何談論上帝
這神聖的詞語，無根的你唯一的棲所
而你寧願獻祭在教堂門檻
刺痛了信或不信的人們
或許出於怯懦，我不能肯定你的勇氣
卻深知你有理由責備我
「温和地走進那個良夜，沒有怒斥，怒斥光明的消逝」
死亡如春花默默圍繞我們盛開
惟願我們聽見生命的呼求
──劉文瑾 2016年2月20日 Boston
（劉文瑾，華東師範大學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講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