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在《端傳媒》發表的幾篇文章，分析了香港在九七回歸後不斷倒退和被破壞的各種制度，但在這個負面的趨勢中，其中一個反潮流的制度，正正就是我們的公民社會（civil society）。
在學術上，公民社會的普遍定義是處於市場及政府之間的自主領域，當中包括了非政府組織（NGOs）和公民團體。因為這些組織既非市場的一部分，所以主要的存在意義及運作目標，並非追求利潤；而它們也不是政府的一部分或其延伸，所以追求的亦不是控制及權力。
處於政府與市場之間所賦予的獨特意義，就是讓公民社會承擔起市場及政府均不能輕易做到的社會責任。在意識形態及價值等較為無形的層面上，這些責任包括建立公民意識、共同信念，以及人與人之間互信等社會資本（social capital）。在具體及實際行動的層面上，這些責任包括了爭取公義、照顧弱勢群體，及推動社會改革等。
九七後公民社會走出低調
傳統上，香港的公民社會在政治上都較為被動及採取低調的姿態，但以上的一切均在九七後起了重大的變化，而很大程度上，這個重大的轉變，是由特區政府的一連串失誤逼出來的。重要的分水嶺及爆發點，包括了2003年的七一大遊行，及2014年的雨傘運動。從此以後，公民社會的組織更願意在政治上站出來，爭取公義及改革；市民，特別是年輕人也更願意地組織自己，透過抗爭來改變社會。
可惜的是，香港公民社會的發展雖然變得更為成熟和活躍，但卻處於一個十分尷尬的局面，因為有兩股完全相反的勢力在背道而馳，互相抵銷，使得公民社會一方在「強化」，一方面卻又在「分化」。處於這個既強化但又分化的「無間道」中，所得到的極可能是一個兩難的不完美困局，一方面當權者對社會的控制雖然會被削弱，使到社會更難被政府駕馭；但另一方面，社會卻又更易發生內鬨，不利過渡至穩定的民主社會。
這個矛盾的兩極現象，其實在近年不少的社會事件中均可以看到，例子唾手可得。最近的例子包括在筆者任教的香港中文大學裏，出現了多年來難得一見的學生會選舉「撼莊」的場面，即同時間有兩個候選內閣角逐學生會的席位，而且鬥得難分難解，各不相讓。但在這個「分化」的趨勢下，又同時有「強化」的現象────兩個候選內閣均參與反對特首任大學校監的運動，亦有聲援香港大學的同學，反對李國章出任香港大學校委會主席。
「分化」的現象早在雨傘運動已明顯出現，所以有「藍絲」（建制派支持者）與「黄絲」（民主派支持者）之爭。但當我們一心以為這只是純粹老一代與新一代因成長經驗、社會背景及價值取向不同而發生的「世代之爭」，或可以簡單地被理解為「泛民」對「建制」的政治格局之時，卻又突然驚醒地發覺在年輕的新一代當中，也存在着很多的內部紛爭、矛盾與衝突。這些不和，甚至比以上的世代之爭及泛民建制的對立，更多、更深、更糾纏不清、更難達到妥協。
因此，早在雨傘運動期間，已有「你不代表我」、「不要大台」的運動合法性及認受性之爭，又有「升級」和「勇武抗爭」對「和平非暴力」的手段之爭，在論述上又有「港獨」、「本土」與「大中華」等的種種爭議。在運動過後亦出現了退出學聯的運動，可謂一波未停，一波又起，爭議連綿不斷，必定陸續有來。
公民社會的「強化」歸功於政府的失誤，但在「分化」上，雖然也和政府動員社會上的保守勢力來對抗反對力量有一定關係，但這個因素頂多只解釋到所謂的世代之爭及進步與保守力量的對壘，卻不能解釋新世代及年輕人之間的矛盾和衝突。
對於以上這個議題，兩位政治學者Lance Bennett和Alexandra Segerberg在他們於2011年所發表名為《數碼媒體與集體行動個人化》（Digital Media and The Personalization of Collective Action）的論文中，有較深入的探討和個案研究。他們認為後現代社會來臨及互聯網的出現，均使社會運動中必須的集體行動變得個人化。傳統的公民社會組織，包括了教會及工會，在動員市民參加例如遊行、示威及其他在社會運動中的集體行為的能力已大不如前。在後現代社會中，個人主義抬頭，市民所最關心的往往是和自己的身份和價值最相關的個人化議題，而這個「個人化」的趨勢，在互聯網，特別是社交媒體的「回音谷」（echo chamber）的效果下，更加被不斷地加大。
包容的價值框架，彈性的行動計劃
嚴格來說，在這個後現代及互聯網的年代，根本已經不存在舊有定義下的集體行動。在Bennett和Segerberg的眼中，集體行動已出現了「個人化」的現象，大家可以共同參與同一個運動，但各自出於個人的不同原因，及用自己的方式表達訴求。因此，他們在文章中指出，在這個新的大時代下，必須建立一個較闊、更加包容的價值框架，和更具彈性的行動計劃，來支持和推動社會運動。兩位作者以2009年G20在倫敦的高峯會作為個案研究，發現立場較溫和及包容的社會組織，遠比極端及強硬的組織，更能在抗爭中爭取更廣泛及更持久的社會，甚至國際的支持。
否則，若果沿用過往的社會運動模式，主要靠一個單一而又狹窄的價值框架、一個強而有力紀律嚴明的組織，由上而下地動員，只會事倍功半，甚至引起反效果，出現雨傘運動中「不要大台」和「你不代表我」等等互相攻擊，互相杯葛的混亂情況。這個社會分化的現象，在旺角騷亂後，更見嚴重。因為在「個人化」的情況下，抗爭者需要爭取的再不是一個同質及意見相似的社會大多數的認同，而是各自獨立及充滿批判性的無數個體的支持。前者正在消失，甚至已再不存在。
面對新時代的來臨，要解決香港的公民社會只停留在「強化」與「分化」的無間道，不斷地內耗和原地自轉的問題，政治領袖，特別是泛民的「大佬」或重量級人物，必須在策略及組織方法上配合及更新。若果他們未能適應的話，這也許是適當時候來一個華麗轉身離場，容許世代更新、範式轉移，這也是一種極具政治智慧和勇氣的表現。只有這樣，才可確保公民社會目前所出現的尷尬及混亂情況，只是一個過渡期，而非無間道下永恆的新常態。
香港瓦解論系列之四
（黃偉豪，中文大學公共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