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6月3日下午，我再次去哈佛校園，打算做最後的努力，去孔飛力辦公室留一封信。自此，我尋找孔飛力已經有整整一個月了。
2012年4月，《叫魂》在國內出版，國內一家媒體邀請我給孔飛力做一個採訪，我便開始了尋找孔飛力的過程。然而，動用了國內國外的許多老師同學和朋友，都無法找到孔飛力，發去的郵件杳無音訊，得到的一些零星消息是孔飛力已搬去一家老年公寓居住，不見外人，甚至他自己的學生也難以和他見面。
此外，不止一個人告訴我，孔飛力是一位非常「private」（私密）的人，甚至很「孤傲」。
最後一次見到孔飛力
從孔飛力辦公室出來，路過燕京學社，裏面禮堂有人在做活動，在外面貼通知和傳單，我很好奇就進去了。第一次，我看到了傳說中那些錄影，看到了血河和泥肉。
波士頓就是這麼一個神奇的地方，在波士頓唐人街牌坊下，樹立了世界上第一塊1989年天安門運動紀念碑；自1989年來，每一年在哈佛大學都有一場紀念會；甚至就在那天，我第一次聽說在哈佛大學，有一門為本科生開設的這樣的課程。
那天晚上回家後，我寫了一首詩：
今晚我是如此脆弱
沉重的淚水灑滿天空
飄落在時間的河流上
它們註定會流進歷史
今晚我是如此勇敢
將中國五千年的夢想
寫成兩個字——自由
它們註定會流進歷史
之後，我還是無法入睡，我又緊接着給孔飛力再次寫了一封長長的郵件，在郵件中，我說了自己的採訪原因和尋找過程，以及各種準備，還包括我的這首詩，此外，我還寫到：
在《叫魂》書中最後一節，你為中國的官僚制度發出了「謹慎的喝彩」。我的問題是：為什麼你會對這種官僚制度發出謹慎的喝彩？中國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出現的種種瘋狂是否與中國官僚制度的「制衡」作用的缺失有關？當下中國政治問題層出，比如官員腐敗問題、司法不公與維權人士問題等，是不是也與這種缺失有關？
最後，我在信末引用了我在六四23週年紀念會上看到的一句話：「我們知道，死亡已經發生，而遺忘等候一旁，覬覦他們的再一次死亡。」
發完郵件後，我告訴自己，這是最後一次努力尋找孔飛力。對此，我並不報以希望，因為在過去的一個月中，我往這個郵箱已經發過好幾次郵件。
誰知，兩天後，突然發現郵箱裏有一封發信人為「Kuhn」的郵件，孔飛力回覆了！在郵件中，孔飛力解釋說，這段時間一直病着，無法看郵件，也無法出門。而他對《叫魂》再版一無所知，但表示現在隨時可以接受採訪，同時給了我他的地址。原來，孔飛力住在距離波士頓15英里（24公里）的貝德福德小鎮。郵件中，孔飛力還向我保證，「即便你已經回中國，我保證我們也能弄出來（採訪）。」
一個星期後，我揹着電腦、照相機、錄音筆，與哈佛大學法學院博士生郭鋭一起，去了貝德福德小鎮附近一家老年公寓見孔飛力。
將近四年後，2016年的2月15日清晨，在紐約法拉盛的一家家庭賓館裏，我突然得知孔飛力教授去世的消息，當年尋訪他的經歷一下又回到腦海中，最深刻的記憶便是他突然給我的這封回信。
十年鑄一劍，引領中國學
孔飛力是一位經過寂寞與清苦之火鍛打的學者。自1964年哈佛大學博士畢業到芝加哥大學任教起至今，其近50年的學術生涯只不過出版了四本書，除開已經翻譯成中文出版的《中華帝國晚期叛亂及其敵人》和《叫魂》，還有兩本著作——
一本是2002年斯坦福大學出版社出版的《中國現代國家的起源》，這本關於近代中國政治思想變遷的小書，是其1994年在法蘭西學院講學時的四篇講義的結集。書的扉頁上寫着「紀念本傑明·史華慈」。另一本則是2009年出版的《他者世界中的華人》，這是其90年代中期之後海外華人移民研究的集成。
為了準備採訪，我在JSTOR學術資料庫中，輸入關鍵詞「Philip Kuhn」時，只顯示了71條條目。
我仔細查看了下，其中四篇為學術文章，分別發表於1967年、1977年、1984年、1995年，依次為《太平叛亂時期的團練地方防禦系統》、《太平理想的起源：中國叛亂的跨文化考察》、《區域研究與原則》、《中國現代國家的觀念》。這四篇文章作者均為孔飛力，那幾乎是十年磨一劍。此外，1篇為「Philip Kuhn」紀念1999年11月去世的史華慈教授的文章，20篇為「Philip Kuhn」所撰寫的「review」（書評或是評論），30篇是其他人撰寫的關於「Philip Kuhn」的「review」（書評或是評論），其餘16條與「Philip Kuhn」幾乎沒有多大關係，只是文章提到這個名字。
然而，孔飛力的學術地位正是由這幾本書和幾篇文章所奠定的。
1977年9月19日，孔飛力的老師史華慈教授，給哈佛大學文理學院院長亨利·羅索夫斯基 (Henry Rosovsky) 寫了一封推薦信，在信中他說道：「如果以我個人的傾向來界定孔飛力教授，我認為他的研究是精當的，因為雖則如此，他的研究領域決不是狹窄的。他的第一本書就奠定其在19世紀中國地方政治和社會史研究領域的先驅地位，目前他又企圖把研究領域拓展到20世紀。正巧研究生們頗不滿於，當前全球性大規模的，對中國社會和政治一般性的泛泛而談；他們渴望研究區域的、地方的、鄉村的歷史，當然我極力推薦孔飛力還不僅僅是基於他的研究領域比較『時髦』，更是由於他的作品顯示出他的驚人的博學，一種對於理論和比較方法的深切的關注，以及優秀的智力精確性。……」
這封信編號為「ACC#14133，BOX16」至今保留在哈佛檔案館。也正是在這封推薦信的背書下，1978年秋，博士畢業後在芝加哥大學中國研究中心工作十五年之久的、時年45歲的孔飛力重新回到哈佛大學。
這一次，他接替老師費正清，繼任希根森(Francis Lee Higginson )歷史講座教授職位。也正是在這一年，孔飛力加入了費正清主編的《劍橋中國史》第10卷《劍橋中國晚清史》（1800——1911）的撰寫。接着，1980年至1986年，又擔任費正清東亞研究中心主任。
在學術界，他被認為是第二代美國中國學學者代表之一，甚至被一些學者認為是費正清的接班人。比孔飛力小一歲卻早五年入費正清、史華慈門下的師兄保羅·柯文，在其1984年出版的著作《在中國發現歷史——中國中心觀在美國的興起》中，對師弟孔飛力的評價幾乎與他們的老師史華慈一樣。在他看來，孔飛力1970年出版的《中華帝國晚期叛亂及其敵人：1796-1864年的軍事化與社會結構》，幾乎體現了當時美國史學新思潮新取向的所有特點，「標誌着美國的中國史研究的一項重要突破」。
與費正清、列文森等第一代中國學研究者「西方衝擊——中國迴應」模式不同的是，孔飛力為代表的第二代研究者則「轉向一種更加真正以對方為中心的史學，一種植根在中國的而不是西方的歷史經驗之中的史學」。
也正是在1984年，51歲的孔飛力再次來到北京，發現了乾隆時期「叫魂案」的資料。1990年《叫魂》由哈佛大學出版社出版，當年即獲得該領域最高獎「列文森中國研究最佳著作獎」，評語是「本書對於專制統治的原動力作了細緻、強有力卻依然十分準確而又得體的探討。」
而另一位著名美國中國歷史學者魏斐德（Frederic Wakeman Jr）在《紐約書評》中給予的評價是：「一位在西方世界首屈一指的中國歷史專家所寫的關於東方古老國家的偉大著作。」這正是最為中國讀者所熟知的孔飛力。
憂心中國重回文革
見到孔飛力之後，我們一起聊了三個半小時。已近耄耋之年的孔飛力雖然說話緩慢，思維卻非常清楚活躍，且幽默風趣、直爽痛快。對當下政治時事，尤其是美國與中國的時事，異常關心。
當時，正值陳光誠到美國，孔飛力對此事也很關注，他非常驚訝陳光誠會被允許到美國來，同時也為中國維權律師和陳光誠及其家人的遭遇感到難過和憤怒，「沒有比獲得人權更難的事情了。」但同時，孔飛力依然堅持他一貫的觀點，認為「我在這個世界上還沒有發現有什麼東西比中國和美國區別更大，或是完全相反。」
「我在《中國現代國家的起源》一書的最後，最後一行，我是這麼說的：『許多中國人認為這是可行的。但是，即便如果真的是這樣，我們也只能期待中國的憲政議程由他們自己去指定，而不是我們。』當然，你也可以對此做另一種解讀。」
訪談中，孔飛力特別強調了《叫魂》最後一章：「這一章非常重要，這是一個結論。傳統是一個很沉重的東西，即便是乾隆他也無法逃脱。在某些極不尋常的情況下，處於最高層的官員們顯然仍可能運用某些為任何政府都必須遵守的最高準則來限制君主的權力。」
也正因為如此，在這章中，孔飛力為官僚制度作出了「謹慎的喝彩」，同時也謹慎地解釋說：「別忘了，當時這句話寫於文革剛剛結束。中國還有許多不確定的因素。換一句話說，那時的中國確實需要鄧小平這樣的人。沒有鄧小平這樣的人，中國可能會陷入可怕的境地。」
「當然，我並不是說鄧小平是一個完美的領導者，他當然要為他最後幾年所做的負責。」
在孔飛力看來，毛澤東與鄧小平的關係，就有些類似兩百年前的君主與官僚體制的關係，雖然這種官僚體制不完美，但還是有可能起制衡作用的。
然而，孔飛力依然有些擔憂：「當下的中國依然生活在過去的陰影中，文革既然可以發生，就有可能再次發生。」
「這也不是中國的特例。你可以看歐洲的二戰屠殺，你覺得他們可能會再次發生嗎？我覺得會的。當然會的。你有一個普京或是別的什麼人，那麼你可能就會有無數個小普京或是別的什麼人，你就會有無數的翻版。」
在《叫魂》第一頁中，孔飛力寫了這麼一句話：「歸根結蒂，我們最大的激情，就在於將意義賦予生命——儘管這種意義有時是可怕的（hideous）。」雖然不是很明白這句話，但在孔飛力那裏很容易感受到他對學術的激情。1990年代中期之後，孔飛力學術興趣轉向海外華人移民研究，這讓許多人好奇。孔飛力對此的回答是「喜歡」。「喜歡」可以說是孔飛力最大的學術動力，已經和他的生活與生命融為一體。這幾乎只要看一下他簡單的小公寓便能發現這一點。在其簡樸的公寓裏，散落的書大多與其歷史研究和中國有關，在其客廳的小書架上，還有一本《現代漢語詞典》。在客廳沙發後面的牆上，掛着一副精美的巴斯海峽地圖，「那是塔斯馬尼亞島，漂亮嗎？」孔飛力問。邊上則是一副澳洲中國農場的畫像。
若是與他談話，這種學術激情更是明顯了。對於我完全沒水平的問題，孔飛力的沉默或是微笑幾乎讓我汗不敢出，眼角的餘光讓我如坐鍼芒。談到不喜歡的人，他會擺出輕蔑的表情，甚至有時會用shit來表示自己的意見。不過，只要談到他感興趣的話題時，比如美國當下政治與時事或是中國的政治制度，孔飛力便會興趣盎然談論開來，他簡單直爽的性格也一覽無遺，即便是對自己的老同行，也似乎不是那麼客氣。
如在談到何炳棣時，孔飛力說：「中國的人口研究依然沒有很好的被理解。何炳棣的人口研究我相信可能會真的很好，不過，我更願意推薦美國另一位人類學者George William Skinner（中文叫施堅雅——筆者注）研究，他是不太同意何炳棣的觀點的，他比何炳棣的研究更有體系，有着更精確的計量，他針對不同省份採用了更加精確的數學統計方法。與何炳棣的研究相比，我更敬畏他的研究，雖然他在某些地方也有一些錯誤。」
一個多月後，我給孔飛力寫信表示感謝，無意中說起唐人街，並表示了自己對波士頓唐人街的看法，這一次，「孤傲」的孔飛力，一反常態，立即給我回復，認為無意中說到了他研究時思考的一個問題，並希望能繼續談論這個話題。
若是按照馬克思·韋伯的定義，「以學術為志業，用一種冷靜的激情自覺從事學術事業的理想學者」，那應該就是孤傲的孔飛力的模樣吧。
編者注：孔飛力，原名孔復禮，在今天，在港澳台及國外領域，他的中文名字一直是孔復禮。但在其1979年6月初次訪問中國時，當時文革雖已宣告結束，但是「孔復禮」這個名字仍會讓人聯想到「批孔批林」運動中「孔老二」被欽定的罪狀「克己復禮」，於是為了避嫌，孔復禮決定改名字為孔飛力。而此次的訪問出行也催生了孔飛力先生的著作——《叫魂》。
（本文部分內容發表於2012年《經濟觀察報·書評》的《尋找孔飛力》一文。）
（羅四鴒，70年代後生人，現居波士頓，自由撰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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