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21日下午，香港立法會二讀通過《2014年版權（修訂）條例草案》。該草案被香港網民稱為「網絡23條」，典故出自香港《基本法》第23條：
香港《基本法》第23條
若說《基本法》第23條是極權國家機器的象徵，「網絡23條」則暗喻着官方以保護版權為名，卻意在箝制網絡言論。
數位時代，網民習慣四處搜索圖文影音材料，在網絡上透過社交媒體轉載分享，引用評論。這些圖文影音材料的使用，無一不涉及著作權（版權），因此當我們用嚴格的著作權規定嚴格維護著作人權利時，也不免箝制網絡的分享文化與活潑言論。
類似香港的版權立法爭議，並非特例。一海之隔的台灣，也有好幾次《著作權法》欲行修正、即遭到網民抨擊政府以保護智財權為由、試圖控制網絡言論的例子。最近一次在2013年，台灣智財局曾提出「封鎖境外重大侵權網站」的提議，針對境外專門播放盗版內容以營利的網站。提議一出，網絡批評浪潮排山倒海而來，懷疑政府未來想封鎖的不只是「侵權」網站，還包括對政府不友善的網站。
但台灣網民的擔心後來沒有成真，官方封鎖網站的提議因批判聲浪而取消。台灣沒有令香港社會坐立難安的《基本法》23條，能與版權法相提並論。反觀香港網民的擔心，有獨特的社會心理原因。基本法帶有中國政府控制香港的意圖；檔版權草案成了「網絡23條」，反映出人們懷疑版權法表藉著保護版權之名，實際卻是《基本法 》23條的延伸，成為限縮人們的言論與政治空間的工具。
究竟是真心想保障著作權？還是夾帶了控制網絡環境的用意？ 一個好的判斷方法，就是檢驗著作權法中對著作權的限制規定。一般而言，為了平衡著作權人與使用人的權益，各國的著作權法，除了保障著作權，連帶也有限制著作權的規定。
限制著作權的立法方式有兩種。其一是「合理使用」（fair use），以美國法制為代表，不以立法事先規定可限縮的必要條件，而是讓法官於個案中就「合理使用」的原則衡量。衡量「合理使用」的四個標準如下：
（1）著作使用的目的及性質（如營利或非營利性）；
（2）著作的性質；
（3）所利用之質量及其在整個著作所佔之比例；
（4）利用結果對著作潛在市場與現在價值之影響。
另外一種，則如英國的「公平處理」（fair dealing），由法律明定限制著作權的條件。其優點是人們可以較明確的知道，在何種情況下未得授權仍可使用著作而於法有據，缺點則是不如美國的「合理使用」制度來得有彈性。
香港的版權條例草案，沿襲英國「公平處理」的立法，由法律明定各種著作權限制的條件。易言之，「公平處理」並沒有由法官衡量合理使用的空間，只要法無明文，就有成立侵權的可能。若香港式「公平處理」僅學到英國式「公平處理」的形式，內涵卻不如英國「公平處理」類型多元，無異變相限制了網民的言論與創作空間。尤其，條例草案中對侵權行為尚有刑事責任，更讓人如履薄冰。由此看來，網民將版權條例稱為「網絡23條」，並非無因。
台灣對著作財產權的限制，則採取「公平處理」與「合理使用」的綜合體例。台灣《著作權法》第65條的規定，與美國的「合理使用」的四項標準要件。但人們除了可引第65條主張「合理使用」，亦可依個別情況援引其餘「公平處理」式的明確條款，例如第55條：「非以營利為目的，未對觀眾或聽眾直接或間接收取任何費用，且未對表演人支付報酬者，得於活動中公開口述、公開播送、公開上映或公開演出他人已公開發表之著作。」這就是一種「公平處理」類型，法律已經清楚說明，此時可以使用他人著作，而毋須考量著作使用的目的、性質、比例、影響等等。
易言之，台灣網民於法有明文時，可依法主張「公平處理」。法無明文時，則可依第65條主張「合理使用」。以台灣網絡紅人谷阿莫的「六分鐘看完xx電影」系列「戲謔仿作」為例，雖然台灣不似英國明確規定「戲謔仿作」可構成公平處理類型之一，但台灣從事戲謔仿作的創作人，可以引第65條，說服法官其創作屬於「合理使用」。
即使同時擁有「公平處理」與「合理使用」，當智財局2013年提出修法草案，台灣網民仍怨聲載道。因為新草案中「公平處理」範圍限縮了，這說明有更多情況是要依靠法官就「合理使用」衡量，增加網民可能侵權的不確定風險。不過即便如此，該草案並未在台灣引起可與香港等量齊觀的焦慮。
台港同時修法，為何香港的神經特別敏感？其實在香港版權草案被稱為「網絡23條」時，原因已昭然若揭。香港版權法草案的風波，最大爭議恐怕已不在於如何衡量著作權人與使用人的權益，而在於中港關係緊繃下，香港社會對《基本法 》23條代表的言論箝制，深入網絡空間的恐懼。
（江雅綺，國立臺北科技大學智慧財產權研究所專任助理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