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超級預測術》（Superforecasting）登上2015年亞馬遜年度非虛構十大好書榜、《經濟學人》年度好書榜、《金融時報》年度好書榜。

2016，這本書仍然炙手可熱。恐怖襲擊、極端天氣、新興科技……在充滿不確定性的世界，所有人都想知道關於未來的蛛絲馬跡。政府、專家、預測機構、未來事件交易市場......我們讀過太多被現實擊碎的數據、報告、趨勢圖。當專業成為一種壁壘，預測被人壟斷，我們很少去想，自己平時靠什麼作出判斷。

這本書不會給你任何現成答案，也不是一本鼓吹預測之神的成功學。它告訴你，即使智商普通，也可以有效運用自己的大腦，判斷事情，做出準備。這篇書評非常長，但它值得耐心讀完。

（王爍，BetterRead創始人，財新傳媒主編、財新網總編輯、《財新週刊》主編。端傳媒獲授權轉載BetterRead的書評：BetterRead 2015最佳圖書｜成為超級預測者。分兩篇刊出。標題為編輯所改。）

Superforecasting: The Art and Science of Prediction

出版時間：2015年9月
作者：Philip E. Tetlock, Dan Gardner
出版社：Crown/Archetype

（接上篇：《想想看：普通人能戰勝市場這件事，會帶來多大的衝擊！》）

只有極少數人是超級預測者。「善斷計劃」第一年的2800名參加者中，只有58名超級預測者。

他們的平均Brier分值是0.25，比普通預測者的準確率高出60%。不僅如此，他們還看得更遠。普通預測者對未來100天的事所作預測達到的準確率，超級預測者在相同的準確率上可以看到300天。

超級預測者會不會只是因為幸運？

一種看法認為，巴菲特幾十年的20%復合收益率並沒有什麼特別之處。好比擲硬幣，只要擲的人數足夠多，那麼一定會有一個人一直擲出人頭。巴菲特就是這樣的幸運兒。

1984年，巴菲特在哥倫比亞大學商學院，格雷厄姆代表作《證券分析》出版50週年紀念晚宴上發表演講，回應了這種批評：如果只有我一個巴菲特的話，這種批評是有道理的。但是，為什麼那些服膺格雷厄姆價值投資理念並與他有直接間接淵源的人當中，出現了近十位超級投資者？

巴菲特反問：這些超級投資者集中出現於格雷厄姆-多德系（Graham-and-Doddsville），難道是隨機的？

超級預測者引出相似的故事。他們作為一個群體相當穩定。上一年的超級預測者中，有70%在下一年仍然能保持超級預測者的水準。 這同樣顯著地高於擲硬幣的概率。也就是說，儘管超級預測者不能免於均值回歸的壓力——30%會掉隊——但總體來說，他們預測準確並非僥倖，而是有原因的。

原因跟智力有一定關係。

善斷計劃的參加者是普通人，有退休工人、家庭主婦、藝術家，也有投行人士，但他們又不是一般意義上的普通人。積極參加一個網上的預測競賽這件事本身，已經是一種自我篩選。

善斷計劃參加者在智力和知識測驗中的得分高過70%的美國人，而超級預測者的得分更高過80%的美國人。如果換算成智商，超級預測者的平均智商大約在110到115之間，這不錯，但不罕見。

超級預測者在善斷計劃的預測者中只佔2%，在總人口中的比例更低於這一比例。再換個說法，超級預測者以超過平均智力一個標準差左右的智力，創造了比平均預測準確率高出兩個以上標準差的準確率。

這額外的表現是怎麼來的？

他們的思維方式。

他們這樣思考

丹尼爾·卡尼曼（Daniel Kahneman）系統研究人的認知誤區（bias），將其引入決策研究，為經濟學開出行為經濟學方向，以一個心理學家之身，獲得了諾貝爾經濟學獎。

他與Tetlock曾在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同事，私交甚篤，他與善斷計劃頗有淵源，為啓動計劃還一起去見過中情局局長。

不過，最初他是懷疑的。

在Kahneman的學術體系中，人有兩套思維繫統，學術上稱為系統1和系統2，在他近年新著《快思想和慢思想》（Thinking, Fast and Slow ）中，為便於理解稱為快思想和慢思想。

所謂快思想，就是快，大拇指定律，不思而應，調動認知資源少，日常生活中的絕大多數行為都由快思想支配；

所謂慢思想，就是要想，符合經濟人理性，用概率思維，調動認知資源多，在日常生活中用得少。

快思想主導下的日常思維存在大量認知誤區。所謂經濟學的行為轉向，就是承認人存在系統性的認知誤區，系統性地偏離主流經濟學的理性經濟人假設。

投射到預測這件事上，Kahneman覺得，這麼多認知誤區在那裡，你怎麼作得出靠譜預測呢？

舉個例子：

把普通預測者隨機分組，問其中一組，敘利亞阿薩德政權未來3個月倒台的可能性是多少？答案是40%；問另外一組，阿薩德政權未來6個月倒台的可能性是多少？答案也是差不多40%。

這就是範圍誤區（scope insensitive）的一個典型實例。普通人對於範圍不敏感，這個例子里的範圍是時間，不同時間長度下，預測應有明顯不同，但普通人的預測顯示不出差別。

超級預測者們則不一樣。他們對前一個問題的回答是15%，對後一個問題的問答是24%。顯然地，他們對範圍敏感。

這讓卡尼曼很意外。

隨著「善斷計劃」對超級預測者們的認知和決策方式瞭解得更多，答案越來越明白。他們之所以是超級預測者，原因主要不在智商，智商只是個門檻；

原因主要在於他們的思維方式：他們是普通人，不是知名學者、不是政府高官、也沒上過電視當評論員，但他們克服了快思維下常見認知誤區。

超級預測者是這樣思考的：

狐狸式思維 希臘人說：刺蝟知道一件大事，狐狸知道很多事。刺猥有一個大想法，用這個想法去理解和整合所有信息，執一而從，到底為止。狐狸則不然，從很多來源瞭解信息，時常改變看法。情況一變，想法就變。刺猥比較受重視，看看電視上的各種評論員就知道了，但是狐狸比較准。

費米式思維 把大問題分解成一系列小問題，回答那些能回答的，並把難以回答的那些問題刻劃清楚。第一顆原子彈爆炸的當量是多少？地球以外有沒有智慧生命？海淀區有多少適合你的單身狗？這些乍一聽讓人茫然無措的大問題，有一套用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費米命名的解法。

復眼式思維 弄明白你與他人的看法哪裡相同哪裡不同，並對預測市場和其他聚合群體智慧的機制抱有特別關注，與他們的分歧越大，你的看法就需要越強的證據支持。要像蜻蜓的復眼一樣，把不同的看法整合為自己的見解。

基準概率思維 這是一種外部思維，對一件事的分析不是從其內在特質入手，而是先看同類事件的共性及發生概率。舉個例子，如果在體檢出對一種罕見病檢測為陽性，超級預測者會先瞭解這種罕見病的發病率，逐步由外到內：這種罕見病在特定年齡段的發病率，在特定地區的發病率，最後才會切換到內部思維，瞭解病例的特殊之處。

貝葉斯思維 基準概率思維與貝葉斯思維幾乎總是同時出現。貝葉斯思維指先驗概率根據新的信息更新，變成後驗概率，這個過程反復持續。基準概率思維可以視作為貝葉斯推斷過程校准先驗概率。

顆粒化思維 超級預測者們的判斷總是量化的，且量化的精度遠高於普通人。中情局的情報分析將預測分作七檔：極為可能、很可能、可能、兩可、不大可能、很不可能、極不可能，作為決策依據這似乎已經足夠。但超級預測者們思維的顆粒度（granularity）遠比這精細：他們作判斷及調整判斷，會精確到一個百分點。

「蘇格拉底說，瞭解你自己。Kahneman在《快思想和慢思想》中發展出瞭解自己的科學。Tetlock在《超級預測術》中提供了我們都能運用的方法。」 瑞銀全球研究主管胡安·佩雷斯說。

朝向黑天鵝的活法

在尼可拉斯·塔雷伯（Nassim Nicholas Taleb）出版《黑天鵝》以後，任何關於預測的樂觀斷言，都必須面對這個問題：你能預測黑天鵝嗎？如果不能，你的預測有什麼意義？

Tetlock的回答是：不能預測黑天鵝，而預測仍然有意義。

他承認，現實世界只有一個，可能世界卻有無數重。在導向最終結果的長鏈條上，如果有哪怕一個環節沒有像事實上那樣發生，結果會變成怎樣，根本無法想象。

20世紀的世界史是由斯大林、希特勒、羅斯福、邱吉爾、毛澤東塑造的。考慮到20世紀是一個男女極不平等的世界，假設這五位領袖生為女性，他們事實上將沒有機會成為領袖，發揮後來的那些作用。

而他們生為男性或女性的機率是五五開的，五位都是男性的機率，只有3.125%。也就是說，站在19世紀末，就以這五位大人物而論，20世紀有30多個可能世界，我們只是偶然走進了其中之一。

人們常常低估了隨機性的重要性，過度自信於對環境與自我的虛幻掌控。

Tetlock承認，長期預測是不可能的。但基於善斷計劃的表現，他有兩點回應：

第一，超級預測者的存在證明，對時限一年以內、邊界清楚的短期預測，可以做到相當準確，對指導行為和決策有用。

第二，長期中總會有黑天鵝，但預防不可預測的黑天鵝的成本很高，也許是太高了。凱恩斯說：「在長期中，我們都死了」。

泰特羅克最後給出建議：如果一定要為長期預作準備，那麼，惟一能準備的是準備迎接意外。也就是說，加強適應能力，增加從打擊中恢復的能力。

如果生活打你一耳光，你怎麼辦？

如果生活踹你一腳，你怎麼辦？

如果……

如果……

人生太漫長，別作預測，作準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