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巴黎攻擊事件發生的前一天，貝魯特南邊遭到兩個自殺炸彈攻擊，ISIS炸彈客決定在人來人往的通勤時間引爆。事件發生地Burj al-Barajneh，除了是各大媒體所稱之「真主黨要塞」、什葉派社區，也是巴勒斯坦難民營，近幾年因為敘利亞戰爭，也有許多敘利亞人居住，是一個宗派、族群頗為混合的區域。爆炸至今已造成44人死亡，是黎巴嫩近年來最嚴重的一件攻擊案，2013年在鄰近的區域也發生兩次汽車炸彈案，當時的組織還不叫ISIS。Burj al-Barajneh 是我於2014至15年田野考察時常拜訪的營區，我的受訪對象主要是因敘利亞因戰爭而逃離家園的巴勒斯坦人。在國際人人喊打「恐怖主義」、不禁將問題歸咎於近幾年的「難民潮」的時刻。本文中的主角阿卡藍，自出生便是一位「巴勒斯坦難民」，他長途跋涉逃離敘利亞的暴力、盼在歐洲展開新生活的故事，值得靜心閱讀與理解。
「難民」——不完全正確的標籤
阿卡藍是難民，但也是一位想繼續大學教育的青年、一個重情感重義氣的朋友、一個離家漂蕩第五年、為夢想掙扎但卻不止步的人。我們的相識已邁入第二年，我時常不曉得該如何向他人介紹阿卡藍，每當我指稱他為「難民」，總是為他人對阿卡藍的認識下了個不完全正確的起點印象──在敘利亞戰火中的哭泣臉孔、不顧一切冒險乘船在地中海中沉浮只為抵達歐洲、包着毛毯在泥濘的馬其頓邊界閃躲警察、匍匐爬過匈牙利邊界的鐵絲網、卻又被堵在奧地利火車站外推擠吶喊上不了車的難民們──儘管阿卡藍多半經歷過，甚至還經過更危險的路途，我也無法把他和過去這幾個月來媒體塑造的「難民印象」畫上等號。
初見阿卡藍，是2014年春季，在黎巴嫩的巴勒斯坦難民營Shatila。我在難民營中的一所兒童中心當志工教電腦，在課堂後常有時間和同在中心裏的社工、老師們閒聊，我和其中一位同齡的女老師諾拉成為朋友，阿卡藍則是當時諾拉頗為親近的朋友。諾拉和阿卡藍是巴勒斯坦人，但是從小在敘利亞出生，在敘利亞的巴勒斯坦難民營長大，諾拉來自Sbeineh，阿卡藍則是來自Danun，是兩個相鄰、都接近大馬士革的社（營）區 。許多在敘利亞的巴勒斯坦人，在2013年敘利亞戰爭持續延燒、巴勒斯坦營區也難逃捲入戰火時，和敘利亞人一樣逃離敘利亞。
回國盼望，一等，等了半個世紀
巴勒斯坦難民營是在1947年在以色列巴勒斯坦戰爭、1948年以色列宣布建國、巴勒斯坦人大逃難後的產物。流離在外的巴勒斯坦社群稱此次歷史事件為「Nakba」（原意為大災難），並強調 Nakba 是「現在進行式」。自大逃難後，已過了三個世代、1967年，巴勒斯坦難民社群的「返國權」（The Right of Return）逐漸在國際上、以色列巴勒斯坦間的和平談判中被忽略。在逃難中，原先生活在巴勒斯坦各地方的社群遷移到被佔領的巴勒斯坦西岸（West Bank）、加薩（Gaza），與鄰國約旦、黎巴嫩及敘利亞，第一代在各地流離的巴勒斯坦人，保留着原本在巴勒斯坦的村落名稱、土地分配，開始建設難民營，懷抱着不久的將來將再度回到國土的心情等待，但這一等，已等過了半個世紀。
曾經的「天堂」敘利亞和「地獄」黎巴嫩
Shatila 是巴勒斯坦在黎巴嫩首都貝魯特三個主要難民營的其中一個，巴勒斯坦人在1960末開始自組游擊行動對抗以色列佔領，並把約旦和黎巴嫩作為基地攻擊以色列，在60至80年代的「巴勒斯坦抵抗運動」（Palestinian Resistance Movement），是難民營最蓬勃發展的時候，許多年輕男女加入「自由戰士」（fedayeen）的行列，黎巴嫩政府與巴勒斯坦領導人締約，允許他們從黎巴嫩領土軍事對抗以色列，營區也因抵抗運動而受惠，興建基礎設施。但是好景不常，1982年以色列反擊，佔領黎巴嫩南方，逼抵抗運動的領導人阿拉法特離開黎巴嫩。黎巴嫩內戰當時仍持續中，教派衝突擴大，以伊斯蘭遜尼派為主要信仰的巴勒斯坦難民開始被攪入內戰，Shatila在所有主要的政治軍事領導人離開後，被以色列軍隊聯合黎巴嫩基督右派的長槍黨轟炸屠殺，不只傷亡，水源、電力等基礎設施被炸得面目全非。黎巴嫩境內的巴勒斯坦人至今，仍被視為政治不穩定的問題根源，沒有公民身份亦沒有工作證，僅能在營區和黑市自找出路。他們也無法和一般市民一樣享有基礎建設，營區內的電力要用「偷接的」、沒有對外的水源，地下水經年累月超抽，水龍頭的流出來的水是鹹的，飲用水要一桶一桶買進來，公共空間與街道因沒有定期清理的機制時常髒亂不堪。許多公共事務僅靠一直以來缺乏資金的UNRWA和殘存的巴勒斯坦各黨派組成的人民會議（Popular Committee） 利用與外來NGO的連接獲取資源，也常因為貪污被營區的居民詬病。難民營作為返回巴勒斯坦的政治目的還在，但難民的生活日常，在例行性的Nakba紀念活動、土地紀念日（Land Day）、掛滿營區和家中的象徵旗幟和抵抗運動的英雄圖象外，是如何利用關係生存、生活，和如何出走。
諾拉和阿卡藍所生長的敘利亞，在Nakba後，對巴勒斯坦人採包容但不歸化的政策，巴勒斯坦人除投票權以外，享有一般公民權，巴勒斯坦營區也漸漸成為蓬勃的社區，Yarmouk 便是一例。一位朋友曾告訴我，「從敘利亞來的巴勒斯坦人來黎巴嫩簡直是從天堂掉入地獄……你知道，在Yarmouk街上有愛迪達（Adidas）！」
逃避被敘利亞徵召入伍，隻身留黎巴嫩
阿卡藍是在2013年夏天，藉由參加巴勒斯坦青年組織的夏令營，隨隊抵達黎巴嫩，在兩個星期的活動結束後，返回敘利亞途中的巴士上，他決定隻身留在黎巴嫩。當時的他已22歲，已達兵役年齡，敘利亞戰爭擴大後，凡18歲以上的男子都會被敘利亞（阿薩德）政府徵召入軍隊。待在敘利亞，他想像不到未來。「我在中途的休息站下車，往反方向走，我打了電話給我媽媽，說我要留在這了。」自從那之候，阿卡藍就再也沒回去過了。
在黎巴嫩，大部分的巴勒斯坦青年只能打非法零工，有一點資本的在營區內開小生意、不然就是每天在營區裏閒晃、賽鴿、抽水煙、看電視，最多是參與政黨辦活動、扯關係，也有許多青年也因此嗜毒、做毒品交易，再者加入有收入的軍事活動（諾拉的17歲失學又沒工作的弟弟曾告訴我：黎巴嫩真主黨用每個月400美金的薪水招人去敘利亞參戰，他也想去。）
我剛認識阿卡藍時，他正精神飽滿的工作着，跟我分享他們輔導學生的活動、手工藝成品，他也苦惱着要用英文和NGO裏的組長報告，但是這正是有工作有生活目地的寫照。當我年底問起未來的計劃，他和我說接下來想在明年再申請一次黎巴嫩的大學唸心理系，他和我說剛來不久時，大學的申請資料都準備好了，卻因為沒有足夠的學費註冊而作罷，有了那份NGO工作，他說希望明年能有機會—“Inshallah” （若老天願意的話）。我其實心裡明白，光就他巴勒斯坦人、加上敘利亞難民的身份，要在黎巴嫩上大學，可能性是微乎其微。
阿卡藍在Shatila和他後來抵達的阿姨在難民營區合租了一間公寓，一個月要250塊美金。雖然他過幾個月後順利碰上一個國際NGO在當地招聘社工輔導員，組職、執行兒童活動，每個月有400元美金薪水，但那個NGO的工作到第十個月就突然喊停，十幾位和阿卡藍一樣的年輕人突然一下子沒了收入，也沒了生活重心。
失業後，計劃偷渡
失業後，阿卡藍一直計畫着要離開黎巴嫩，他的計劃不斷改變：申請巴西的簽證（當時開放受敘利亞戰爭影響的難民申請簽證，用正當理由坐飛機入境，不需徒步跨越重重國界、坐人口販子的船，且沒有限制身份的國家，可能只有巴西了）、計劃在土耳其機場逃離出境大廳……最後，2015年7月底，我的田野工作已結束，當我傳手機訊息和阿卡藍打招呼，他突然告訴我，他要準備去土耳其了，「我要坐非法的船去」。
隔天我和諾拉一起拜訪他，坐在客廳，聽着他告訴我，不知道確切出發的時間，只能準備好行囊隨時待命，我也不多問為什麼這麼突然了，只擔心着接下來他們旅程上的安危。一般持護照者買機票從貝魯特到伊斯坦堡的市價，是450美金，這趟船他們每個人要付給人口販子1500元美金，是阿卡藍這幾年在黎巴嫩的積蓄，和仍在敘利亞的家人寄來的錢。
難民一如你我，恐懼使「人」被遺忘
阿卡藍在狹窄的走廊轉身，離開那個被電纜覆蓋、路邊被堆滿垃圾的難民營 Shatila 的畫面還深刻，道別的兩個月後，我卻在德東的某個小鎮裏，坐在新啟用的難民營、光線充足的餐廳裏，聽他說從黎巴嫩北邊乘船離開後的旅程、聽他笑他室友怎麼把房間裏的煙霧偵測器包起來以應對禁煙規定、聽他說往後的計劃與夢想。
有誰能想像，一個在敘利亞難民社區長大的人，在黎巴嫩難民營洗着鹹水澡、在吵鬧髒亂的市場修電纜，又經歷一趟難以想像的困難旅途，現在在德國窗明几淨的公寓裏，和逃難路上遇見的同伴一起期待着未來？阿卡藍是被迫離開家園的難民，但不是一張哭喪無助的臉、一雙伸着要毛毯與食物的手，而是有擁有回憶、並期待創造未來的人，一如你我。
看着阿卡藍，我不得不想起被留在 Shatila 的人們，和在Burj al-Barajneh守着一間小公寓、在婚禮時仍要盡情唱歌跳舞的受訪者們……在沒有身家保障的環境以撐過生活了三個世代的巴勒斯坦難民，是國際衝突中的孤兒，但無論游離到了何處、在哪裏掙扎，身為人，生活要過、手腳要有空間伸展、心求認同與尊嚴，這樣容易理解的概念，卻時常在資訊傳遞時所強調的數字（幾千幾萬人「湧入」歐洲）、與被雙重標準下過度渲染來吸睛（怎麼不說美軍的無人機行動是謀殺與恐怖攻擊？）所引起的恐懼下，被理所當然的遺忘了。 無視這些作為人的就輕易的標籤化、他者化，才是無聲的「恐怖」。
延燒至今的敘利亞難民議題，被巴黎「恐」攻事件再蒙上一層情緒陰霾。我不否認敘利亞難民是歐洲國家棘手的政治與經濟難題，對當地社會有相當的衝擊，需要更多討論。但無視個體背景，輕易的標籤化、他者化的媒體與政策論述，製造與深化偏見，不但無助於社群間的相互理解，更可能累積出更多恐懼與恐怖。
註：文中的人名非本名，為假名音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