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上篇）
和甘陽相比，另一個曾經的「自由保守主義者」姚中秋可謂抵抗到最後。同樣作為自由主義思想家的引介人，甘陽在九十年代就轉向，而姚中秋則參與了「自由保守主義方案」相當一部分理論建構。
從保守自由到儒家憲政
在轉向儒家之前，他的大部分學術活動都和哈耶克有關：他翻譯過哈耶克的《貨幣的非國家化》和艾伯斯坦所著的《哈耶克傳》，零五年發起成立「華人哈耶克學會」，每年組織一次年會，並出版過專著《立憲的技藝》，書中隨處可見伯克和哈耶克的痕跡。
在有「儒家憲政主義」之前，他一直自稱是「普通法憲政主義者」。他還有一篇著名的文章，叫《論自由主義的保守化》，把（曾經的）姚中秋作為自由保守主義者的代表之一，相信不會有人有異議。
從哈耶克走向儒家，在邏輯上來說是十分自然的。雖然自稱「古典自由主義者」，哈耶克與洛克—傑斐遜一脈的「自然權利」派不太一樣。他認為，「權利」和「自由」並非來源於上帝的創造或者理性的原則，而是來自倫理、習俗、慣例、傳統，尤其是盎格魯—撒克遜由判例所構成的「普通法」。這些都不是出於某種外在目的而創建，而是在社會演化的過程中自然地、緩慢地形成的，故而並非「專斷的」，它們構成了哈耶克所說的「自發秩序」。
哈耶克的「自發秩序」是一個意涵豐富的概念，可以用來批判極權主義，也可以用來反對計劃經濟。不過一旦接受這個理路，想要拋開中國的傳統來談「權利」和「自由」就變得非常困難。
中國沒有「普通法」傳統，中國在秦朝建立中央集權之後，在多大程度上符合哈耶克所說的「自發秩序」也是一個疑問，但既然自由無法外來，那就只能在自身的歷史中尋找。
錢穆先生的《中國歷代政治得失》給了他很大的啟發。錢先生在書中說，至少在元朝以前，中國不存在西方意義上的「專制」，漢、唐、宋的皇權，都受到相權或士權的制衡，君命的頒布和傳達，往往要經歷一系列嚴格的程序，有時下面的機構甚至有駁回的權力。
從這裏出發，姚中秋發現，在思想上扭轉國人近代以來所形成的對中國傳統政治的負面印象是可能的。
儘管傳統中國沒有西方意義上的「法治」，但以儒家思想為根本的「禮法」，對於皇權的約束也是顯而易見：儒家作為一套君民共享的意識形態，可以給統治者提供合法性根據，前提是政制必須符合儒家的一些基本要求；國家的治理需要一套高效的官僚系統，而官僚的選拔，大部分時候是依照儒家的標準；入仕的儒生在廟堂上，對君主的各種政策、舉措、言行進行監督和規諫；許多君主在成長過程中也是按照儒家對「明君」的設想來培養的。
就這個意義而言，中國可能存在某種最小意義上的「憲政」，即董仲舒所說的「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在後者那裏，姚中秋發現了一種把皇權「裝進籠子裏」的良苦用心，他把它命名為「天道憲政主義」。
從董仲舒開始，儒生們放棄了迴歸封建制的幻想，努力地去調和現實和儒家的理想，如此才保住了中國人的「自由」。新文化運動以來被污衊為「吃人」的「禮教」，才是中國人的自由的根本保障：「禮教」限制權力的濫用，給人與人之間的交往提供規矩和尺度，只要不違背「禮教」，一切都是允許的；「禮教」代表着天理，天理是永恆的，普適的，遵守「禮教」，也就是順天而行；最重要的是，「禮教」的解釋權並不在君主手上，而是由儒生共同體掌握，就好比美國聯邦最高法院掌握着美國憲法的最高解釋權一樣。
在自由保守主義者那裏，最重要的一種自由是經濟自由，似乎有歷史事實「證明」，儒家也是「市場經濟」的擁護者。
在漢武帝時期，有過一場著名的「鹽鐵會議」，以賢良文學為一方的儒家，和以桑弘羊為另一方的法家，就鹽鐵專營、酒類專賣、均輸、平準、統一鑄幣等問題進行辯論。賢良文學力主廢除鹽鐵官營等與民爭利的國策，還提出「外不障海澤以便民用，內不禁刀幣以通民施」的「自由放任」主張。
宋代儒學復興，理學昌盛，商業、金融、城市化、國家財政都得到極大的發展。青年學者吳鈎，通過整理史籍和最新的歷史研究成果，勾勒出一副「宋代資本主義」的圖景：世界第一張紙幣產生在宋朝；十一世紀至十三世紀的宋錢，是風靡東南亞的硬通貨；宋朝的大城市，有類似於有價證券交易中心的「交引鋪」；宋朝的城市人口比例超過20%，南宋時達到22.4%；宋朝的非農業税比例接近85%。
即使這些不能直接證明儒學有助於經濟發展，至少可以看得出，儒學並不必然重農輕商。而明清儒商的大量出現，更加說明了儒家和經濟自由的理念是完全相容的。
姚中秋的轉向：自由憲政越來越少，「國家」越來越多
姚中秋在2011年寫的《中國自由主義二十年的頹勢》，可以說是對自己轉型的一個總結性思考。
在文章裏，他說，二十多年來，中國自由主義者一直滿足於把自由主義的常識教導給中國人，但在哲學緯度和歷史緯度上的理論深化工作方面，成效甚微。中國自由主義者缺乏理論自覺，缺乏設定議題的能力。
自由主義想要獲得突破，必須在「中國語境中」進行「本土化」。這個我完全同意，但所謂的「本土化」或「中國化」是否意味着去論證中國自古以來就有「自由」和「憲政」，這個我十分懷疑。
近幾年，隨着「大陸新儒家」聲勢日漸浩大，隨着姚中秋躋身所謂「當世五大儒」，他提到哈耶克和「自由」的次數越來越少，甚至提到「憲政」的次數也越來越少。
事實上，如今的姚中秋陷入大陸新儒家內部的各種論爭，比如「宗教」與「文教」之爭，康黨（康有為）與錢黨（錢穆）之爭，候門一入深似海，他對「西方」的認同感也越來越低。
他提出要在學術上「驅除韃虜，恢復中華」，斷定未來中國的人文學術爭論，都要借助儒家的語言，當代中國的各種思潮，都會慢慢變成儒家內部的分支，他還認為中華文明，而非西方文明，才具有普世價值。2012年底以來，由於中國最高領導人表露出對儒家明顯的偏愛，姚中秋對本朝政治的褒獎，也愈益露骨，現在看他的微博，滿屏都是「國家」的身影。
有追隨姚中秋腳步的青年學人，還幻想着以自由保守主義來詮釋儒家，以儒家來「馴服君主」，實際上，從「普通法憲政主義」，到「儒家憲政主義」到「華夏治理秩序」，這個過程姚中秋也就用了不到十年而已。他和甘陽，同樣的起點，同樣的終點，至於兩人的「初心」是什麼，又有誰知道呢？
想用一種非政治化的自由主義來同化準極權體制，最後一定是自由主義被體制收編；想用這樣一種自由主義來同化儒家，最後一定是自由主義被儒家收編。
如果我們不牽強附會的話，中國不曾有過任何「自由」的制度和「自由」的文化，所謂的「中國自由保守主義」，根本就是一種一廂情願的「時代精神錯亂」。想要「保守」自由的人，突然發現眼前的「自由」只是一個幻影，又不願放棄自己「保守」的姿勢，只能就地揀起一點有歷史價值的東西，繼續「保守」。
對「自由保守主義」的澄清：不反對「消極自由」，而反對「對自由的消極態度」
「自由」在中國是脆弱的，「自由」只有在行動中，以及在與行動相匹配的理論中，才能得到保存。這就註定了中國的自由主義只能是一種激進主義。
在後毛澤東時代，自由保守主義者為中國人度身定製了一套不需要理想主義的激情，只需任由自己的利益和慾望驅使，就能逐漸走入美麗新世界的新型烏托邦敘事。這樣的幻覺差不多持續了二十年之久，在許多人那裏，還要一直持續下去。它給改革者以動力，給中產階級以希望，給年輕人以優越感。
平心而論，突然出現一個力挽狂瀾的政治家，三下五除二地就把中國帶向自由民主，在「邏輯上」也不是沒有可能。不過到時自由保守主義要是出來邀功，說都是因為自己早就做好了鋪墊，那性質大概和某些布爾什維克在沙皇被推翻以後，說都是本黨十幾年來搞革命的結果差不多，可能還要更糟糕一點。
由於「自由保守主義」是一個廣闊的脈絡，在這裏，我需要做幾點澄清。
首先，在這篇文章裏，儘管我提到了以賽亞·伯林，也把他作為一些中國自由保守主義的精神源頭之一，但我並不認為伯林對「消極自由」和「積極自由」的劃分毫無道理，也沒有認定「積極自由」必然先於「消極自由」，如任劍濤在《論積極公民——共和主義與自由主義的公民定位分析》中說，消極自由也需要「積極公民」來捍衞：「實現免於干預或支配的自由目標，一定是要能夠成功拒斥干預者、支配者的干預與支配行動才能實現目的。」毋寧說，我反對的正是一種對自由的「消極態度」。
我們可以在康德意義上進行一種關於「可普適化」的思想實驗：
假設每一個人都只沉浸在自己的私人領域，完全不關注任何公共事務，也不關注他人的「消極自由」是否受到侵犯，而這時存在着一個隨時可能侵犯任何個人的強權，結果會怎麼樣？結果就是每一個人都只有在自己的「消極自由」受到侵犯時才會起來反抗，而由於勢單力薄，連捍衞自身「消極自由」的反抗都會逐漸絕跡。
每一個人能做的就是祈禱強權不要侵犯到自己，或者，當侵犯到自己的時候，不要趕盡殺絕。「消極自由」當然重要，但僅僅在書齋裏寫文章、發微博論證「消極自由」為什麼優先於「積極自由」，並不能讓所有人的「消極自由」得到什麼保障。
其次，儘管我在前面提到一部分的市場受到國家的操縱，我也並不反對市場。
相反，我認為，壯大那一部分不受體制侵蝕的市場，無疑也是擴展「自由」空間的必要途徑。左翼自由主義對「經濟獨立」之重要性的認可不下於右翼自由主義，如果體制成為一個人獲得生存資源和發展前景的唯一來源，那這個人在多大程度能夠保持對體制的「獨立性」，值得懷疑。
市場競爭會造成結果的不平等，這個毫無疑問，但是在現在畸形的市場機制下，造成不平等的主要是與國家相結合的那部分市場，而不是想與體制撇清關係的那部分市場。後一部分市場的發展，有助於培養獨立的抗爭力量，使得更多具有反抗意識的個體獲得生存空間，在當下的中國，意義重大。
最後，儘管我對「自由保守主義」持否定態度，但這不意味着我認為「自由保守主義」對中國毫無貢獻。事實上，許多人最開始接受的自由主義「啟蒙」，就是來自於自由保守主義者。
自由保守主義作為一種代價較小、與現代性衝突也比較少的學說，即使在一種非政治的意義上，也是有幫助的：它使得「契約精神」和「法治」的觀念深入人心，順應了市場化改革的方向，為社會各種糾紛的解決確立了一個基準；它使得一種「個人主義」得到廣泛承認，個人的選擇逐漸受到尊重，集體、公權力、傳統權威不再能隨意將自己的意志強加在個人身上，也不能強迫個人為它們作出犧牲。
一個人可以不自稱自由主義者而同時接受上述理念的。用秦暉的話來說，這些構成了一種準公共意義上的「共同底線」，儘管它們不足以開出一種自由政治，但依然是自由主義寶貴的精神財富，必須加以發展和捍衞。
我提到甘陽和姚中秋，目的不是在這裏唱衰保守主義。相反，我認為在當下的中國，整全的保守主義比自由保守主義有更強的解釋力，更加融貫，也與這個政權的意圖更加吻合。它就算要錯，也是全盤皆錯，還能拉着這個政權給它墊背。只要中國共產黨還能繼續掌權，「通三統」也好，王道政治也好，儒家憲政也好，就不會錯。這也就是所有問題的關鍵：整全的保守主義，太依賴於現實的成敗，也就是我們今年經常聽到的「賭國運」。
政治哲學當然有需要賭國運的時候，考驗的就是對「大勢」的判斷力，只是歷史上甚少有這樣的時刻：一個國家的成敗決定了一種政治哲學的生死，這對於以「永恆」為思考對象的哲學來說，實在是一種諷刺。何況在這同一個賭博裏，有那麼多人也在另一頭下了重注。
「天不負我輩，我輩安負天。」「天」究竟不負的是誰，現在還言之過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