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2015年12月31日香港新世紀出版社出版《周恩來的秘密情感世界》。作者蔡詠梅是香港資深時政編輯、作者，她基於對周恩來青年時代的日記、書信，及其身邊人士、後代的回憶錄、傳記等歷史材料的研究，指出周恩來有可能是位同性戀者。這一頗具奇情色彩的指向令本書還未上市，便已經引發國際輿論關注。新世紀出版社授權端傳媒獨家轉載蔡詠梅本人所寫的該書後記，節選刊登如下：
《周恩來的秘密情感世界》
出版時間：2015年12月
出版社：新世紀出版社
作者：蔡詠梅
《周恩來的秘密情感世界》出版後，會有很多人有這樣一個疑問：周恩來在中國當代史是如此重要的歷史人物，在國際上也享有極高的聲譽，對他的研究可以說是汗牛充棟，如果他是位同性戀者，為何這樣多的中外研究者都沒有發現？
這個問題，筆者也自問無數次。但在寫作此書的過程中，接觸到各方資料後，我得出這樣一個結論：對於身在中國大陸的研究者來講，周恩來這個秘密並非完全無人知道，但得以長期維持無人捅開，是一個三方合力隱瞞的結果。
這個三方之一首先是作為當事人的周恩來。周恩來從意識到自己性傾向不容於主流社會的青少年時代，就已經開始有意地保守這個秘密。同毛澤東的隱私不一樣的是 ，毛澤東私生活的淫亂在中共最高層幾乎是公開的，毛以獨裁者的肆無忌憚，對此並不加以隱瞞。
但周恩來卻戒慎恐懼，拼命壓抑自己的情感 ，並和中國大多數同性戀者一樣，很早就用婚姻來掩飾自己的性傾向，然後又在大眾心目中精心打造了他與鄧穎超模範革命夫妻的形象，將這個煙幕婚姻維持到終身。由於周恩來的謹慎保密，有關他同性戀傾向的史料，不是那麼顯而易見。
其次是中共官方對周恩來聖人形象的維護。經歷過「文革」後，中共的所謂「開國」領袖群像已不再光輝偉大，而毛澤東更是以荒淫著稱，周恩來就成為維持共產黨顏面的唯一聖人 ，因此也成了中共官方要極力維護其偉大形象的聖人。
在我寫此書時，可以感受到中共御用學者在極力掩飾淡化曲解乃至抹去有關周恩來青年時代同性戀傾向的資料。我想，即或有學者發現這個真相，只要他們仍然身在中國，在目前中國的政治環境下，他們也不可能展開研究。
在前蘇聯時代，因為蘇共政權將同性戀上綱上線為資本主義腐敗「反動」生活方式，定性為反革命行為 ，曾有意抹去俄國歷史上一些文化偉人 ，如果戈里（Nikolai Gogol）、柴可夫斯基（Tchaikovsky）等的同性戀色彩，掩蓋其為同性戀者的事實。
直到蘇聯解體，許多被封閉的資料解密，這些偉人的性傾向真相才開始為世人所知道（但普京當權的俄國，同性戀遭受打壓，又有人出來否認柴可夫斯基是同性戀）。而中國當局今天所做的，和前蘇聯已做過的完全一樣。中國要能夠公開討論周恩來的性傾向，需待中國有言論自由的這一天。
第三 ，中國民間對同性戀知識的缺乏和對周恩來聖人形象的盲目崇拜。在清教的毛澤東時代，同性戀被污名為「流氓罪」、雞姦罪，有關同性戀的話題則成為禁忌，完全從社會上消失。在毛澤東時代成長起來的一代人甚至不知何為同性戀 。中國最著名的古典文學作品《紅樓夢》有大量的同性戀描寫，但很多人不知所云。
而至今中國社會大眾依然缺乏對同性戀的認識，對同性戀現象感知非常遲鈍。比如周恩來鄧穎超身邊工作人員對兩人婚姻中大量違背常情的行為，從沒有懷疑過其婚姻的本質，而一般解釋成周恩來是為了革命工作才犧牲了夫妻生活。
一些研究周恩來的學者雖然接觸到周恩來感情生活方面一些讓他們感到困惑，難以解釋的材料，因為缺乏同性戀知識，而未能從這方面著手研究，甚至可能從未懷疑過周恩來有同性戀傾向。
另外周恩來的兢兢業業、克己奉公的聖人形象特別符合中國人對公眾人物的道德要求，因此傾向於將周恩來拔高來仰視，而下意識拒絕其他角度的解讀。
或許中國有些研究者可能知道，或懷疑過周恩來情感真相，但囿於社會對同性戀的偏見，有不願正視的心理障礙，不願意承認他們心目中的偉人周恩來是個「同志」，他的婚姻是建築在謊言上。因此才造成對周恩來同性戀傾向的資料，有意或無意地集體視而不見，集體沉默。
一個最能說明問題的例子，是有關著名的中共國際友人路易•艾黎（Rewi Alley）的研究。路易•艾黎為同性戀者在澳洲、新西蘭已是公開秘密，但新西蘭學者安琳（Anne-Marie Brady）的有關研究，不但受到來自中共官方的打壓，甚至新西蘭的一些艾黎研究者，和新西蘭中國友好協會也參與封殺她的相關論文。
因為艾黎是新西蘭的英雄，新西蘭中國友好協會說，討論他的性傾向「不利國家利益」。既然在言論自由，學術也自由的新西蘭，正視一個平民英雄路易•艾黎的性傾向都有難度，何況在仍然有嚴密思想控制出版審查的中國。何況周恩來是中共國父級的聖人，非路易•艾黎可比，其難度之大可想而知。
對西方學者來講，可能最大原因是史料的缺乏。能有力證實周恩來為同性戀者的史料，是周恩來1918年在日本留學的日記。這部日記在1998年周恩來百年生日紀念時才首次出版。海外兩本重要的周恩來傳記，即韓素音（Han Suyin / Elisabeth Comber）和英國記者迪克•威爾遜（Dick Wilson）的周恩來傳記，都是在這以前出版的。
因此兩位作者無可能看到這本日記。我讀兩人的周恩來傳記，感覺兩人字裏行間有點懷疑周恩來的性傾向。都提到周恩來青年時代不近女色，都在某處用了同性戀這個字眼。但因為沒有史料支持，兩人都沒有朝這個層面做更多着墨。
儘管如此，我還是感到奇怪，中共當局在周恩來百年生日紀念，首次公佈的周恩來一批早期文稿，包括1918年《旅日日記》。提供了周恩來青少年時代婚姻愛情觀最真實可靠的資料，研究周恩來的學者專家竟然都視若無睹，爲何在海外也沒有得到足夠的重視。
在《開放》雜誌工作時的初期（九十年代） ，我曾寫了很多有關中共黨史的文章 ，其中也有幾篇是寫周恩來的，但後來很少寫，最多是寫書評。
因為寫歷史必須是立足在堅實的史料之上，但中共黨史很多真實的史料仍然封存在官方保密的檔案中至今不見天日，而我是一個在中國大陸境外生活的傳媒人，無可能去查中共檔案，也沒有辦法通過中共官方渠道去獲得一些確實的資料。
......大陸近年出現很多專業的歷史學者，如高華、楊奎松、高文謙等人，他們有學術功底、有充裕的時間和條件對中共黨史作認真的爬梳和研究，最後都有卓越的成就。
但想不到從《開放》雜誌退休後，竟然斗膽寫了這本周恩來的書，而所談的內容更是前所未有的敏感。寫這本書實在源自於偶然。幾年前，有次朋友聚會，談到周恩來，說坊間傳周恩來是同性戀者。
這個傳聞觸動了我無法遏制的好奇心，花了一點時間去認真查詢，最後看到周恩來早期文集中他留學日本的日記，赫然發現坊間傳聞不是空穴來風，竟真有那麼回事。在青年周恩來的日記中有清楚明白無誤的同性戀立場和情感的表達，更有他對一位同窗好友刻骨銘心的感情記載。
然後我再檢視周恩來的婚姻和感情生活，亦發現周恩來和鄧穎超所謂「模範夫妻」，僅只是一個空殼。而周恩來終其一生，沒有與任何一個女子熱戀過，包括周恩來自稱與他有過戀情的女友張若名。
更令人不解的是，中共官方的周恩來傳記和御用學者有關論文，對周恩來早期文集中明白無誤表達的婚姻戀愛觀，及他和這位同窗好友的情誼，這樣重要的資料藏藏掩掩，輕描淡寫，甚至公然曲解。
這也從另一個角度說明周恩來的性傾向確實是有異於社會主流，否則官方不會將這樣的表達視為敏感內容以至於作出掩飾和淡化的處理。
......筆者因為人在大陸之外，也容易接觸及直接引用海外出版的資料，比如高文謙的《晚年周恩來》、張國燾的《我的回憶》、許芥昱的《周恩來傳》等。但我又在中國大陸出生長大成人，經歷過毛澤東的「文革」時代，因此自認比西方作家更能讀懂中國人和中國事，不那麼容易隔靴搔癢。
......筆者寫這本書，大量閱讀了周恩來及其親密友人之後人所寫的回憶和紀念文章。雖然官方正史審查相當嚴格，但這些出於個人的回憶錄和紀念文章，受限尺度則比較鬆懈。尤其是九十年代之後，政治時空已不同往日，可以披露一些官方正史不容的敏感史料。如周恩來堂侄周爾鎏在香港出版的《我的七爸周恩來》。這給我很大的幫助。
周恩來作為舉世知名的共產主義運動政治家，是紅色中國曝光度僅次於毛澤東的人物。他一生舉手投足都在萬眾矚目之中。但這只是他人生其中之一面，另一面則永遠背對人們的視野，充滿神秘，讓人困惑。
人生而自由，但卻往往受制於身處其中的環境，當一個歷史大潮打來，由於種種社會和個人的原因，很多人往往不由自主被潮流裹挾而去，而且也不是每個人都有堅持誠實服膺真理的強大自由意志，發現上了賊船後願意落水重新上岸，再做人生第二次選擇，往往是第一次選擇就決定了其終身命運。
在中共隊伍中，能夠堅持服膺真理初衷的人，即所謂「兩頭真」的人只是少數。那些敢於「以今人之我否定昨日之我」的自由意志者，更是少之又少，這些真正的真理追求者在中國以厚黑為上的政治傳統中，往往落得非常悲慘的下場，陳獨秀最後的結局就是最顯著的一例。
我在寫周恩來這本書之時對此深有體會，周恩來這個對中國陷入極權主義泥沼和毛澤東暴政負有不可推卸責任的中共第二號人物，其真實的人性遠比其面譜化的定位複雜很多。
周恩來在歐洲選擇投身共產革命，他自稱是「被逼上梁山」，有社會因素，也有他個人感情方面的原因。他追隨自己一生最愛的人前往英國留學失敗，流落萬里之外的異鄉，無顏歸國，人生就要被命運的驚濤駭浪打翻之際，他抓上了共產國際這根救命稻草。
而這個選擇使他從此被自己的革命綁架，一生活在謊言之中，也活在暴力之中。周恩來貌似事業很成功，形象很偉大，但未來將證明他把自已的人生錯誤地託付到一個將被歷史否定的政治勢力上，是站在歷史錯誤的一邊，錯用了自己的蓋世才華。而且這個選擇最終並沒有使他擺脫掉讓他苦惱不已的感情之惑，反而讓他陷入更難解脫的精神危機中。
......周恩來是一個不幸早生了一百年的同性戀政治家，一個多少值得人同情的悲劇性人物。他的一生也投射出同性戀者，在中國近代一百年痛苦掙扎的命運。
……儘管在當代，同性戀權益已獲得西方國家以及港台主流社會的認同，而且西方已有不少同性戀政治家出櫃，其形象並未受到任何損害，甚至更令人佩服其敢於站到陽光下的勇氣 ，但由於周恩來的歷史地位和至今中國社會對同性戀的偏見，這本書可能會冒犯到許多人心目中當代紅色聖人的革命清教徒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