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8日，中紀委和監察部主管的《中國紀委監察報》爆出東部某市公安局副局長吳某「妄議中央」形成違紀，因其在社交媒體微信朋友圈分享關於「一國兩制」的文章，並「發表言論大肆抨擊、公然否定」，此後「被廣泛轉發，造成惡劣影響」。關於「妄議中央」的議論再度在網絡升溫。
吳某並不是「妄議」首犯。11月1日，新疆日報社原黨總編輯趙新尉因為「嚴重違反政治紀律和政治規矩，妄議中央」被自治區黨委開除黨籍和開除公職。
他們違反的，正是今年10月21日發布的《中國共產黨紀律處分條例》中的條例：「妄議中央大政方針，破壞黨的集中統一的，情節嚴重的，給予開除黨籍處分」。
在此之前，「妄議」在黨媒和官方文件中是鮮見詞彙。筆者通過檢索發現，「妄議」在《人民日報》創刊以來只出現過26次。而在其公開發表的所有中共文件中間，此前從來沒有出現過「妄議」二字。
《人民日報》上，「妄議」在上個世紀80年代、90年代分別只出現了6次和4次，2000年至今則出現了14次。今年至今（12月20日）共出現10次，是最多的年份（2011年之前已有7年沒有出現此詞）。值得注意的是，歷史上意指「妄議」是「黨內禁令」的文章共8篇，有7篇出現在今年。
縱覽其語義，大致可分為三種：一是作者的自謙之語，說自己對某事不甚了解，不敢妄下論斷，共有6篇。此用法在現代漢語最為常用，不多加評述；二是批評他人說話毫無根據、亂加議論，也有6篇；三是指責外國政府對本國事務的議論和干涉為「妄議」，共3篇；四為呼籲寬容「妄議」，提倡自由討論、破除「因言獲罰」的怪圈，共2篇；五指 「妄議中央」的黨內禁令，對中共高層的決策有異議、妄加揣測並私下宣揚，和《條例》的語義類似，共8篇，總結如下：
其中，「寬容」妄議的語義出現最少，卻意蘊深刻，因而筆者作重點探究。
1988年，一位名為「拾風」的作者在《人民日報》副刊發表《容天下難容之士》一文，歷數帝王難容「妄議」之事，指出「『難容 』二字確實表達了歷代帝王對待士人的共同心機。」
文章說，明朝朱元璋起初量才錄用，以禮相待，後來卻迫害文人謀士。杭州一學者在賀表上寫「光天之下，天生聖人，為世作則」，朱元璋硬說「光」和「生」（「僧」的諧音）是諷刺他做和尚，「作則」是罵他「作賊」，斬了學者。清代乾隆也曾難容逆耳忠言，以「妄議」為名斥責紀曉嵐勸說其視察災情：「我把你們當倡優養起來，你們就乖乖編書，不許妄議天下事！」「拾風」借此提醒世人要「溫故而知新」：無論是古代帝王的「文字獄」，還是「四人幫 」捕風捉影的「言論摘編」，都是中國歷史上「瘋狂迫害知識分子的文化專制主義」，現在恐怕還有遺毒。「中國知識分子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既然同屬領導階級，應該平等，說不上誰容誰。
大膽直言、借古喻今的「拾風」即為民國時期老報人、新中國戲劇作家鄭拾風。正是他發表大量雜文揭露美蔣聯手內幕，在1946年南京「下關慘案」發生次日在其雜文專欄里發表「今日無話可說」六個字，以示抗議，被譽為中國雜文史上最短、最有力度的一篇雜文，他因而遭到南京國民政府通緝。多年後，當他在「人民民主專政」的新中國遭遇了文化大革命等黨內輿論迫害，感慨似曾相識。他能就此刊文呼求寬容妄議，可以窺見 80年代言論鬆動、「妄議」渠道多元的環境。
在「真理標準大討論」鬆動「兩個凡是」硬土後，鄧小平在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前說：「群眾提了些意見也應該允許，即使有個別心懷不滿的人，想利用民主鬧一點事，也沒有什麼可怕。要處理得當，要相信絕大多數群眾有判斷是非的能力。一個革命政黨，就怕聽不到人民的聲音，最可怕的是鴉雀無聲。」此後，他在會上提出「解放思想」的號召，奠定了80年代言論趨向寬鬆的基調。《史記》評觀帝王之治之語「千夫諾諾，不如一士諤諤」，意為「眾多惟命是從、謹言緩行之人，也比不上一名直言進諫之士」，也在中共黨員中流行開來。
中共高層容納「妄議」的代表當屬胡耀邦。在1980年出版界迎春茶話會上，胡耀邦便以「子產不毀鄉校」的故事提倡大家「對國家大事發表自己的意見」。他是這樣說的：
「古代有一個叫子產的，鄭國人，不毀鄉校。唐朝的韓愈認為此事辦得好，寫了篇《子產不毀鄉校頌》。鄉校，大概是古代大辯論的場所，發牢騷的地方，叫『眾口囂囂』嘛。子產剛開始負責任不久，『以禮相國，人未安其教』，大家還不理他那一套，因此就出來個『眾口囂囂』。我們現在才三年多一點，多數人認為以華主席為首的黨中央非常英明，辦得對。但是，也有少數人就是不贊成，眾口囂囂倒不是，但總有那麼點『三五囂囂』。三五囂囂就叫他囂嘛。我們應當採取鄭子產的辦法，『善也吾行』，對的我就採納；『不善吾避』，不對的，或者可能把事情搞壞的，我就防止；『維善維否，我於此視』，是好是壞，我就觀察一下嘛！採取單純取消，單純封閉的辦法，不是最高明的辦法。」（錢鋼：《<回到常識>序》，《回到常識》，花城出版社，2008年）
這位親民的中宣部長「決心把中宣部辦成實事求是部、思想解放部、思想建設部」。此後他也一直主張在黨內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在黨外重申「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反對「輿論一律」。
黨外自由派人士有了發聲之道。「對內改革、對外開放」的戰略決策提出後，鄧小平1980年的8.18講話大談政治體制改革，又在86年高調重提。自由派人士通過《人民日報》和《光明日報》等黨媒發表的講話和文章、開辦和參與學術研討會、甚至開始辦報刊針砭時弊、宣傳民主自由。趙紫陽在十三大之前成立「中共中央政治改革研討小組」，也專門邀請專家和知識分子建言獻策。
環境鬆動、知識思想界活躍推動了改革。董輔礽、童大林、于光遠等經濟學家召開研討會，討論中國實行商品經濟的可能性，推動84年《中共中央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的通過，「商品經濟」被寫進了決議。一直「久不聞其聲」的政治改革議題也被敢言的知識分子方勵之、劉賓雁、王若水等推到關注熱點，他們發表講話和文章批評中共腐敗、直言「人道主義不應成為資產階級的專利」，要求加速民主進程。
但是，「拾風」提到的對於「忠言逆耳的不耐煩、不順心」卻也貫穿了80年代。鄧小平提出「四項基本原則」，以「堅持黨的領導」為首要原則，為政改戴上了枷鎖。發表追求民主自由意見的西單民主牆被禁，《苦戀》等一系列文藝作品受批判，「清除精神污染」甚囂塵上。寬容「議政」的胡耀邦因為反資產階級自由化不力等「嚴重政治原則的錯誤」於1987年年初下台，方、劉、王三人也被開除黨籍，中共繼而發起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80年代政治改革的希望逐漸消散，於「六四」事件後徹底化為泡影。
「容妄議」的呼號再次出現已是25年後。同樣在《人民日報》副刊，一篇題為《文風革新與文德之治》故技重施，以宋仁宗的「文德之治」勸誡當政者：「糾正浮誇、浮華的時風，推行直言務實的作風。」
文中寫道，年僅19歲、尚未親政的宋仁宗，即下詔書「改科舉以詩賦取士為策論取士」，開經世致用風氣。蘇軾、蘇轍同科殿試進士時，蘇轍應試的策論「不僅直言當朝皇帝仁宗得失，而且僅憑『不知信否』的道聽塗說就對仁宗宮中之事妄議是非。」考官認為其言論「不遜」，呈請取消其錄取資格。而宋仁宗卻批覆：「以直言召人，而以直言棄之，天下其謂我何？」欽點錄取二人為同科進士。宋仁宗「以直言召人」的國策吸納了賢臣才子，奠定了「文德之治」和「文風革新」。作者以此呼籲當下也應「轉作風、正學風、改文風」。
此文刊於2013年3月19日，恰逢習近平甫任國家主席，在人大閉幕會上承諾「為民服務，為國盡力，自覺接受人民監督」。在此契機，文章以古代皇帝寬容言論之事，希望新一屆高層廣開言路，鼓勵參政議政，值得玩味。
而兩年後的今天，「中國夢」和「四個全面」的宣傳鋪天蓋地，人民日報強調「直言」的聲音已被批判「妄議中央」的言論所取代。此時的「妄議」和80年代、甚至2年前鼓勵人們議論的意思已大為不同，成了「忤逆上級」、「胡加非議」的代名詞。
2014年10月23日，習近平在中共十八屆四中全會上批評一些黨員幹部「搞自行其是、陽奉陰違的有之，搞尾大不掉、妄議中央的也有之」，首次將「妄議」划為「黨內禁令」。同年12月17日，黑龍江省委書記王憲魁在《人民日報》發表題為《遵守紀律要知「天」高「地」厚》的評論文章，強調黨規黨紀嚴於國法，黨員要維護中央權威，「決不允許口無遮攔妄議中央大政方針和省委重大決策部署」，成為《人民日報》上談「妄議中央」第一人。
一個月後，《人民日報》頭版刊發評論員文章《把守紀律講規矩擺在更加重要的位置——三論學習貫徹習近平同志在十八屆中央紀委五次全會講話》，再次強調黨內「嚴明紀律」的重要性，批評「仍有少數黨員、幹部不守紀律、不講規矩……或是口無遮攔、亂評妄議」。各級黨委領導幹部刊文批評「妄議中央」愈加頻繁。
從2015年1月1日至12月20日，大陸網站上已有3677篇關於「妄議中央」的文章，其中4254篇出現在《條例》發布之後，佔到總數的86.4%。
同時，含有「黨內民主」的共3190篇，其中638篇同時提及 「妄議中央」，絕大多數表達為：「妄議中央」並不會限制黨內民主，「禁『妄議中央』扼殺黨內民主？媒體：斷章取義」或「紀律處分『妄議中央』不是『閉塞言路』、 『壓制言論自由』和『否定黨開展批評和自我批評的優良作風，損害黨內民主』」。中共另一代指「黨內民主」的慣用詞「黨內民主集中制」在此期間僅有9篇。
（周煒樂，香港大學新聞與傳媒研究中心研究助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