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克雷格‧西蒙斯（Craig Simons） 是前資深駐華記者，在亞洲生活和工作長達十餘年，曾經在亞洲數十國做過環境問題報導。《騰飛之後──中國崛起與全球環境危機》一書，是他花了三年多年時間調查的成果，透過深入報導和詳實的數據，揭示出中國崛起如何迅猛地改變着物質世界的面貌。全書分為四大章節，第一章「中國的基線」主要談長江的水質污染和三峽大壩工程對環境的遺害；第二章「命在旦夕」講述生物的滅絕危機；第三章是「逝去的森林」；第四章則談「變暖的大氣層」。
端傳媒獲得「新世紀出版及傳媒有限公司」授權刊載此書，將會從書中挑選和節錄出數篇精彩篇章，逢週日連載，以饗讀者。
《騰飛之後──中國崛起與全球環境危機》
作者： 克雷格· 西蒙斯（Craig Simons）
譯者： 任瑞潔
封面設計： Renee Chiang
出版社： 新世紀出版及傳媒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15 年1 月
第二章 命在旦夕
（節錄）有人說，見到野生虎就彷彿一場夢，它的身影如同鬼魅，隨時可能消失在虛實之間的迷霧中，化作一段關於動物的記憶——就像候鴿和渡渡鳥，曾經生活在這世界上，如今卻只能在天馬行空的想像中存在。感受到這種稍縱即逝的力量是在一個溫暖的一月午後，我正在新德里的英迪拉·甘地國際機場中奮力穿行，被旅客的大包小包擠來擠去。最後，我繞過一個轉角，迎面撞上了一幅巨大的孟加拉虎照片。我盯著這張告示牌，看到底部用碩大的白色英文寫著：「印度，不可思議！」
這幅圖看似巧合，卻也恰當。印度最初就是一個如野獸般的國度，有著醉人的美麗和野性的喧騰。它既能讓來訪者失神癲狂，也能令他們靈光加身，只消幾分鐘，就能讓他們在歡欣和驚懼間往復幾番。一年前我曾來過這裏，在某個凌晨走出新德里的酒店，上街找咖啡喝。
我走近一個男人試圖問路，剛一碰到他，他就抖開一隻小尼龍袋，就彷彿官方宣傳語上的那一記感歎號，瞬間一條2英尺長的眼鏡蛇啪嗒掉到我腳邊的地上。它扭動著脖子，露出尖牙——在我震驚的腦海裏，這牙定然是有毒的。「先生，要看蛇嗎？」他問，我卻只顧上跌跌撞撞地離開了。
此後的旅途中，我逐漸迷上了這好似從童書裏走出的奇幻世界：男人們在人行道上騎著大象，猴子在電力線上晃蕩，飯店的屋頂上棲著鸚鵡——生命之豐富，昭示著印度人與自然界之間輕鬆自如的紐帶關係，與中國形成了鮮明對比。
看到畫中老虎實在是巧，因為我飛到印度正是為了尋找這種猛獸。幾個月前一個朋友發給我一篇報告，講的是中國人對老虎器官的需求不斷上昇，使這種地球上最引人注目的動物面臨生命危險。瀕危野生動植物種國際貿易公約（你可能更熟悉它的簡稱：CITES）禁止了全球範圍內針對老虎身體部位的國際貿易，可儘管如此，印度野生動物保護協會和倫敦環境調查局的調查員們發現，還是有一批中國商人在公開售賣老虎器官和毛皮。
在中國西部的偏遠地區，他們看到許多富有的藏民身穿虎皮袍，住在用虎皮縫製的帳篷裏。在漢族聚居的大城市，他們也發現有商店向遊客兜售虎皮，說它是「饋贈尊禮，家居良飾。」一名商人稱，80%的顧客是漢族人；其他人則透露顧客中包括地方官員和部隊軍官。
報告還給出了這種貿易的規模。1993年，環保界開始注意到中國對印度野生動物需求的增長，起因是德里警方抓獲了一名藏族走私者，後者攜帶633磅虎骨——可能來自12頭成年虎。十年後，三名男子在中國西部被捕，從他們身上搜查出31張虎皮、581張豹皮，以及將近800張水獺皮。調查員推測這些死去的老虎來自印度，依據之一就是貨物中塞著的一張《印度時報》。
在其餘幾起走私案件中，查獲的動物器官數量也十分龐大：幾千隻虎掌和豹掌，幾十張毛皮，幾百磅骨頭。把這些數字做一總和，調查組估算得出在1994年至2006年間，印度有將近800頭老虎死於偷獵，約等於這「不可思議」國度野生虎數量的一半。
報告也大致描繪了世界範圍內老虎所面臨的惡劣境況。1900年，據信有10萬頭老虎在廣大的區域內活動：以土耳其為中心，東至西伯利亞，南抵泰國、越南、印度尼西亞的熱帶雨林。然而，隨著人類社會的擴張，野生虎被排擠、獵殺，只能在僅剩的一些狹小地帶內生存。
從1875年到1925年，僅印度就有至少8萬頭虎被獵殺，其中許多死於英國官員和貴族之手。到了1950年，世界老虎數量已下降至4萬頭。1970年，土耳其的最後一頭裏海虎被殺。上世紀80年代，這一物種從印度群島中的巴釐島和爪哇島絕跡。
今天，野生環境中尚存3,000～4,000頭老虎，根據瀕危物種紅色名錄編纂者世界自然保護聯盟（IUCN）提供的數據，它們的棲息地只剩下了1900年的百分之七。致力於研究瀕危物種貿易的世界領先團體國際野生物貿易研究組織（Traffic）認為，世界現存「有生育能力的成年虎」還不到2,500頭。
我之所以動容，還因為我曾親歷老虎器官貿易的尾聲。2003年，我在四川成都一個倉庫大小的市場中採訪時，一名中藥商向我推銷虎骨，保證它能醫治一長串病症。一位中國經商的美國親戚告訴我，幾年前有位中國同事送給他一塊磚頭那麼大的虎骨，他不忍拂了對方的好意，便收了下來，把它放在鞋盒裏，留在位於美國郊區的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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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很多動物都有部分時間都跟人類相處在一起，印度人也樂意與它們共存，這和中國形成了鮮明對比：在中國，除了極少幾個特例，幾乎沒有「動物有權利與人類共存」的概念。而印度則很大程度上保存了大自然的領地，因為愛護生命是佛教及印度教的核心教義。佛教源於印度，在公元前3世紀到公元1000年之間也是次大陸的重要宗教；印度教則是如今80%的印度人所信奉的宗教。
一個小時後我和泰吉坐在了一起。她告訴我，理想的萬物共存狀態是印度宗教中根深蒂固的思想，許多動物都被看作是神聖的。例如印度神杜爾迦，有時就是一副騎著猛虎的形象，據說這頭虎能佈雲行雨，解除乾旱；著名的智慧之神，象鼻神長著大象的腦袋；羅摩王的弟子哈奴曼則化身長尾葉猴。「傳統上，印度人尊敬身邊的動物，」我們細抿著突尼斯湯，泰吉說：「很多印度人將殺生視作禁忌。」
但印度的龐大人口、普遍貧困和對現代化的日漸迷戀開始破壞這種由傳統觀念構建起的平衡。泰吉向我講述了本國的自然環境面臨著怎樣日益強大的壓力。世界17%的人口居住在這2%多的土地上，動物棲息地被迫不斷萎縮。全世界，尤其是中國，對印度野生動物和自然資源的需求持續上昇，導致偷獵者愈發老練猖狂，不斷施加壓力試圖令保護區開放。但印度那些負責管理野生生物和荒野地帶的機構則表現得無能又腐敗。
印度生態所面臨的諸多難題也體現了野生動物保護的複雜性。按照愛德華·O.威爾遜提出的縮寫詞HIPPO——棲息地毀壞（habitat destruction），物種入侵（invasive species），污染（pollution），人口增長（population increase），過度收獲（overharvesting）——所有物種都承受著其中某些壓力，隨著印度人口增長，以及人們逐漸接受外來思想，延續了幾千年的人與自然共存之道行將瓦解。
現在，貧困的農民和牧民已經在朝受保護的棲息地下手，把這些區域逼得越來越小，以致生活在其中的動物太過分散，其基因庫小到都不足以支持後代的繁衍。農民和動物間的衝突也越來越多，造成的後果是，在印度人眼裏動物不再是善美的化身，而是致富的障礙。
不過在老虎的問題上，「過度收獲」的危害尤為突出。而且和世界大多數野生動物商品一樣，導致這種猛獸被掠殺的元兇正是印度北方的鄰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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偷獵行為也是由消費需求所驅使的。當我問起中國在整件事情中所處的位置，賴特揚起手臂，頭一次流露出不悅的神情：「除非中國對虎骨的需求停歇下來，要不我實在不知道該怎麼拯救剩下的野生虎。」
包括印度野生動物保護協會在内的幾個環保組織，比任何政府部門都更了解這類貿易的動向。它們已經發現在印度被獵殺的老虎幾乎都被運往了北方。「20世紀80年代，虎骨貿易對印度造成了沉重打擊，但這只是開始，」賴特說。90年代，中國為西部邊區投入大量資金，建設基礎設施、發展工業生產，並鎮壓政治暴動。西藏人因此富裕起來，開始購買動物毛皮。
西藏與偷獵產生關聯，這常令西方人驚訝。因為在我們看來，西藏人信奉佛教，應是對自然界有保護意識的。但其實歷史上，藏民既保護自然，也利用自然。他們許多人拒絕殺生，卻願意穿毛皮、吃肉。西藏遊牧民從沒有存款的說法，就貯存貴重且便於攜帶的物品，以此積累財富。即便今天，仍有許多藏族女子佩戴大量的貴重珠寶，多為鑲嵌寶石的金項鍊和金耳環。對男子而言，虎皮則幾乎成了權力與財富的象徵。
「西藏的虎皮交易之所以興起，是因為藏民有錢了，能買得起，」賴特說：「這成了一種潮流。他們也有可能喜歡勞力士，但結果他們選擇了毛皮。」2005年她曾到過西藏，那時虎皮貿易已經很普遍了。短短六週內，她就見到了83張新鮮虎皮，這背後的老虎數目比她所見過的活老虎還多。
後來，貿易狀況發生了改變，由於達賴喇嘛——大多數藏民心中神一般的人物——號召其追隨者丟掉有動物毛皮裝飾的袍子。於是無數藏民焚燒了這樣的衣物。但已經發展成熟的地下貿易並沒有關閉，犯罪團伙開始把目標對準了更大、更富裕的市場——中國東部。
「西藏不能賣毛皮了，這讓毛皮販子非常沮喪，於是他們走到外面，找那些想要毛皮來做裝飾、作為豪禮送給上司之類的漢族人。」賴特說。
印度不靠譜的官僚機構也是問題的出處之一。和我交談過的十幾名環境保護者（包括賴特）都認為，印度政府的表現證明了它在保護野生環境上的無能。很多人提到幾年前在新德里以西的拉賈斯坦邦發生的一起事件。那是在2004年底，新聞曝出沙里斯卡老虎保護區（面積是美國加州紅杉國家保護區的兩倍）中的26頭老虎離奇消失，一名政府官員在統計保護區動物數量時發現老虎的數目大幅下降，於是他向政府請求增強保護措施。
但這一請願最終淹沒於印度政府浩瀚的公文之中。當年年中，一名當地男子將保護區內一伙偷獵者的詳細特徵描述給當局，但該信息在系統中擱置了七個月，無人理睬。直到科學家報告稱老虎的行蹤——糞便、爪印、足跡——消失了，後經媒體報導，政府方才有所行動，但為時已晚：偷獵者被抓獲前，已經殺光了保護區內所有的老虎。
「我就是不相信印度能保護好自己的老虎，」賴特說著，身子從玻璃桌上探過來：「需求太大，價格太高。老虎死了太值錢，活著卻一文不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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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真正弄懂中國，乃至整個亞洲，對野生物種的需求之規模，是通過彼得·保羅·范迪克（Peter Paul van Dijk）——IUCN陸龜與淡水龜專家小組副主席。該小組的科學家負責監測全世界水龜的健康狀況。聯繫范迪克之前，我偶然看到一份名為《請求緊急制定政策以廢止阿肯色州龜類捕撈法》的文件，由六七個環保團體（包括位於阿肯色州中部的奥杜邦學會）聯合簽字上書，敦促阿肯色州漁獵委員會限制對野生龜的商業捕撈。這些團體擔憂其中某些龜類很快就要滅絕，說來奇怪，將它們逼到如此境地的，正是中國人的食慾。
「過去十年裏，環保生物學家屢次警告該州野生動植物保護機構：越來越多的北美洲淡水龜正被運往亞洲，尤其是中國的食品供應市場，起因是亞洲本土的龜數量已大不如前。」請願書中還說道，美國的龜捕撈量雖不算高，但僅有的少量數據也足以引起憂慮：
以阿肯色州政府公佈的數字為例，2004年至2006年間，擁有許可的捕撈者從該州運走了50多萬隻野生龜；2002年到2005年，僅得克薩斯州达拉斯-沃恩堡一個機場的數據，就顯示出有「256,638隻捕獲的成年野生龜」被出口到亞洲。
總之，專家預計，美國龜類的總貿易量約達「每年數千噸」。這些龜被送出國後，可能會迷惑性地中途輾轉，但最終大多數都落在了中國人的餐桌上。
從一方面看，野生龜貿易也是中國崛起對全球各地生態之改造作用的例證，但在另一方面，它還反映了個人意願的傾向。我小時候住在肯塔基州，經常能在各處森林和鄉間看到箱龜，時不時還會養一隻來當寵物。和老虎、大象不同，龜類的買賣有多合算想都不用想：極少的人才能有幸親見一頭野生虎，但幾乎每個美國人都能輕易捉到一隻龜。
就像科羅拉多州特立尼達重開的煤礦一樣，龜貿易以驚人態勢蓬勃發展起來：我見過賣龜的中國餐館有好幾百家。聽來荒謬，北京和上海居民的口腹之慾居然有可能將整個美國的龜推向滅絕。但這並非無稽之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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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理解生物多樣性危機的路上，下一步就是界定誰該為物種的不斷消亡負責。巴黎自然歷史博物館雖未指明元兇，但從字裏行間看來，非常明顯——西方世界應該承擔主要責任。
當今的富裕國度之所以富裕，某種程度上是殖民和資源開採的結果，他們滅絕了一個個物種，為了獲取利益或只是找樂子。但另一方面，也是全球經濟代謝逐漸加快所致：比方說，倫敦、巴黎、紐約的市民想要熱帶產品，於是樹木清除了，道路鋪上了，動物被獵殺，原住民也被迫遷入城裏，由此開啟了一系列改變。
密歇根大學歷史學家理查德·塔克（Richard Tucker）在他關於美國的作品中提出，對進口展品的需求構成了美國力量的一個方面，這一方面雖然「幾乎無人注意到⋯⋯但比其他任何因素更能掌控全球自然資源，從而對世界生態擁有無出其右的影響力。」
漸漸地，西方國家開始意識到我們的需求對環境造成了損害。美國和歐洲雖仍在世界最大人均資源消耗國之列，但那裏的人民已經開始保護本國野生生物，（越來越多地）購買用可持續收獲的資源製造的產品。
這得益於我們與時俱進的法律：對進口受保護的野生動植物和非法砍伐的木材者實施處罰。也得益於文化觀念的改變，以及這種改變的逐漸深入人心：教育體系重視環境科學，讓孩子們引領家中的觀念變革；讓企業深刻感到監管措施，至少是服從監管，對大局的重要性；環保組織在工作上也更加得心應手，小到倡導使用可再生能源，大到在全球範圍內推廣捕撈海產的可持續手段。
與此同時，發展中國家接棒西方諸國，套上了前進的繮繩。其中，中國快速膨脹的物質需求、對自然療法的古老信仰，以及欠成熟的環保意識使其成為對生物多樣性造成損害最大者。
一定程度上，中國所造成的破壞只是其需求上漲所導致的無心之過。就像西方對香蕉、咖啡和熱帶木材的日常需要一樣，中國逐漸增長的消費需求推動了資源開採的步伐，使其把觸手伸向了世界僅存的處女地。
（未完待續）
（克雷格•西蒙斯 Craig Simons，美國國務院外交官，書稿完成於接受政府職務之前。書中觀點僅代表作者個人看法，不一定代表美國政府或國務院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