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3月18日，由於國民黨籍立委張慶忠在立法院議場混亂的局面下，以30秒的時間，快速宣布與中國簽訂的《服貿協議》已通過審查，送院會存查並散會，使得社會期待的原本立院朝野協商同意的「逐條審查，逐條表決」無望，引發了學生與社運團體的抗議，當晚進而佔領立法院，抗議立法院喪失民主監督的功能，讓行政權專斷。佔領行動得到社會廣泛認同，在各界陸續加入聲援下，持續了二十多天，其間並成功號召五十萬人上街遊行支持，是為「太陽花運動」。
「太陽花運動」如果不是台灣民主政治發展的重要里程碑，也是馬英九總統執政八年的重大分水嶺：在「太陽花運動」之前，公民社會已經累積多年關於農地開發、勞工資遣、都市更新、軍中人權、核電存廢等議題的抗議運動的不滿與能量，在這場運動中一併展現了驚人的爆發力；之後，社會對「新政治」與「新世代」的期待，號召了大量「政治素人」投身政治，去年「九合一」地方選舉的結果充分展現了這個社會氛圍的變化，資本家的「經濟安定牌」不再奏效，小市民的「大衛戰勝巨人歌利亞」劇碼卻在各地奏捷，激勵人心。
這股風潮延續到今年，面對2016年總統與立委選舉，「太陽花運動」成員成立了社會民主黨與時代力量等新政黨投入國會選舉，民進黨也以全面世代交替與不斷吸納社會新議題來尋求多數選民認可，而國民黨則在崩盤陰影下，不斷出現各種避戰、退選、跳槽、自爆醜聞的狀況，聲勢每況愈下。
反中情緒背後的階級正義與世代正義問題
乍看之下，「太陽花運動」似乎是一場反對馬政府過度親中的經貿政策的「反中運動」，但放在更宏觀的歷史發展脈絡下來看，這幾年台灣各式社會運動發展在數量與規模上都是民主化之後所僅見，許多年輕學子加入各種社會弱勢群體的抗爭行列，更凸顯了這波社會運動有追求階級正義與世代正義的色彩。
事實上，過去二十年，在全球化的風潮下，台灣的產業大量外移，八成以上群聚到中國東南沿海，台商多半因為中國低廉的勞動力得以迅速擴張而財富快速累積。
反觀產業大量出走的台灣，卻因為政府沒有前瞻性地針對人力資本優化與產業結構調整做出相應的資源配置與制度設計的改革，而企業也在沒有誘因的情況下不願投入研發創新或開創新的產業，資金都流向海外或房地產開發，造成台灣產業逐漸空洞化。
當台商在中國大賺其錢時，台灣新一代受薪階級的工作機會越來越少、工作環境越來越差，實質工資十五年來不升反降，貧富差距不斷拉大，基尼係數從1990年代的0.3升高到2010年的0.34，若以社會前20%與後80%的薪資比例來看，也從5.18倍上升到7.67倍，雖然與基尼係數接近或超越0.5的中國、香港、新加坡、美國與拉丁美洲國家比，台灣的貧富差距仍不算大，但卻超越了原本貧富差距比台灣大的南韓，而且超越之後的差距越來越大。
藍綠兩黨「舊政治」無法處理「新問題」
戰後台灣經濟發展的最大特色是以中小企業出口製造業為發展主體，這群中小企業資金自籌、市場自闖，致富不靠政治關係，成為台灣民主化背後的重要社會支持力量，也使得當時的反對運動，也就是後來的民進黨，在意識形態上是強調打破黨國資本壟斷的新自由主義路線，在面對經濟全球化的市場力量時，與國民黨並沒有明顯的左右差別。
民主化之後，由於威權時代的轉型正義問題沒有得到妥善處理，以及中國崛起對中華民國的國際空間造成極大的限縮，台灣選舉的主軸一直無法擺脫統獨意識形態爭辯的認同政治。然而，經過兩次政黨輪替，台灣人民也越發明白，國際現實政治的結構限制，短期之內統獨都不大可能實現，自然對藍綠國家認同動員的「舊政治」感到厭煩。尤其是年輕人，在傳統藍綠切割的政治動員中看不到關於經濟環境變差、貧富差距拉大的解決之道，對政治漸漸冷漠無感。
這幾年社會運動的再次風起雲湧與「太陽花運動」的實力展現使得年輕世代的政治效能感大增，相信行動是有可能帶來改變的。既然既有政黨不敢得罪大財團，不願意提出加稅、增加福利支出、改善勞動條件、保護環境等傷害財團利益的政策，這些長期耕耘社會運動的ＮＧＯ團體就自己成立新政黨，投入國會選舉改變政治。
新世代從政的「三座大山」
如果社會運動的增加是代議政治失靈的表現，那社運工作者成立政黨投入國會選舉則可為國會注入新血，提高代議政治正當性。但當這些懷抱理想卻缺乏資源的新世代力量投入選舉後，才發現台灣既有的選舉環境進入門檻多高，多麼不利於小黨發展。
首先是選舉文化。台灣在威權時代就一直有地方層級的選舉，當時政治人物不好談政治敏感話題，不討論公共政策，競選的方式就是勤跑基層，每天大街小巷、市場公園、婚喪喜慶去拜票握手、發放各式各樣宣傳品。這樣勤跑基層的選舉方式制約了民主化之後所有層級候選人與選民互動的方式，連今年遙遙領先的民進黨總統候選人蔡英文也握手握到手腕受傷。勤跑基層、噓寒問暖不一定代表問政的品質與良心，但卻是所有參選者的基本功，要廣要深。看似公平，實則有利於組織綿密資源豐富的現任者，因為長期的地方人脈讓他們總是比較能夠掌握各種場合出現的優勢。
第二是金錢。也許也是威權遺緒，不像歐洲一些先進國家，甚至南韓，台灣對於選舉花費規範比較寬鬆，所以有錢的政黨與候選人就可以在媒體、在公共場所用大量的文宣、廣告來提高能見度與聲勢，對沒有錢的候選人非常不利。而立法委員選舉法規又規定登記參選要繳交二十萬元台幣的保證金，得票率不到2%的政黨必須要有十個區域候選人才可以參與分配不分區席次，所以任何新政黨都要先籌200萬交給政府的基本入門票，才能參選。
第三是制度。目前台灣立委席次太少，只有113席，而選舉方式又是採取類似日本的區域立委與政黨比例不分區立委併立制，席次少造成區域立委的選區都很大，有利於現任者，而政黨票只分配不分區的34席，而不像德國的聯立制是包括區域的席次，所以在區域不容易選上的新興小黨就算得到很多政黨票，分到的席次也很有限，況且要分配不分區席次還要先通過得票率超過5%的門檻，對小黨十分不利。
選舉文化、金錢與制度可以說是新興小黨從政的三座大山，壓在上面讓「太陽花運動」帶來的社會力變化猶如在地表之下的岩漿，在政治場域找不到噴發的出口。如果2016的選舉，這些新興的力量沒有辦法進入國會，而既有政黨也沒有妥善回應社會對公平正義的要求，那過去幾年高頻率的社會運動可能還會持續，台灣的國會讓大財團過分代表的現況將持續傷害代議民主的正當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