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街上「「光復行動」的蒙面人到議會內打着「本土」旗號的年輕人，有評論員認為本土思潮勢不可擋。然而，前陣子端傳媒卻以《大學走向國際，香港研究卻走向死亡？》 為題，探討本地學術界香港研究的衰落。
所謂「自己香港自己研究」，受訪的幾位本地學者不約而同認為隨着教資會過去十多年來愈要求大學研究國際化，他們便愈被迫要放棄香港研究。本土研究真的是供不應求嗎？ 究竟，經濟學怎樣看香港研究呢？經濟學者又會怎樣看香港研究呢？
經濟學分析香港研究
「市場有價必傳世，思想共享難賣錢」，是著名經濟學家張五常教授說的。經濟學的傳統分析，發明是「共用品」（public good），可以讓無數人一起共享，但把他們隔離收費卻不容易。是的，相比大家熟悉的市場物品，思想或發明有銷售收錢的困難。尤其是基礎研究（basic research），即那些本身沒有直接市場產品的研究，要收費更是難上加難。加上科研涉及的投資與風險，理論指單單依賴市場投放在基礎研究的資源會過低，市場失效要靠政府資助是老生常談。
現實世界中，有發明專利、商業秘密等保護知識產權，不是所有研究都沒有市場。香港研究並非基礎研究，即使沒有發明專利、商業秘密等保護，本身一樣可以有直接市場。沒有市場的香港研究，我們反而先要問究竟是欠缺供應，還是根本沒有需求？純為滿足學者的好奇心，要政府資助公營大學進行整體社會上沒有需求的香港研究是說不過去的。相比其他地方，香港社會普遍對香港研究的需求一向不高，可能是因為再多了解亦影響不了大局，公共政策及社會發展方向始終由個別利益團體主導。但近年不同利益團體互相競爭愈趨激烈，民間智庫的成立如雨後春筍，足見香港研究的需求正續漸增加。
試舉一個我比較熟悉的例子吧。關於香港電力市場未來發展，兩大電力公司、各大環保團體、消費者委員會、競爭委員會等，都希望有更好的論據去支持他們的觀點。當真理愈辯愈明，代表不同利益的組織在競爭下會把可以知道的真相以不同角度向社會展現。最近環境局長黃錦星在立法會報告就電力市場未來發展公眾諮詢的結果，基於這些結果局長建議作出改善的地方包括：一、降低准許回報率；二、加強對能源效益和節能以及可再生能源的推廣；三、改善獎罰制度以提高服務水平；四、提高資訊透明度；五、長遠為引入競爭進行研究及作好準備。
以上五個建議，最具爭議的是降低准許回報率和長遠引入競爭。前者，政府在2013年中期檢討期間曾委託顧問研究，研究當時認為可以考慮將准許回報率下調至6%至8%之間。但隨着美國即將進入加息周期，政府以及其他持份者已再展開有關的香港研究，找出未來十年或以上最合適的回報率之餘，更要好好解釋這個回報率的釐定準則。後者，政府和其他持份者（特別是環保團體）亦在研究在香港電力市場引入競爭，將對加強能源效益及推廣再生能源有何影響。
經濟學者分析香港研究
據我所知，不管大學有否走向國際，以上關於香港電力市場的經濟研究一直有經濟學者和顧問公司埋首在做，原因是研究結果會直接影響到不同持份者的利益。簡單講，這樣的香港研究市場上有需求，亦有供應。除了電力問題，香港的房屋問題、退保問題、運輸問題等亦吸引到不少民間知庫及相關的持份者資助研究。自己香港自己研究，是有愈來愈多民間智庫資助香港研究。儘管目前研究水準仍十分參差，我認為這絕對是個好開始。當市場需求増加，香港各大專院校應該放手讓教職員去做，不需特別鼓勵，不要諸多阻撓便是。
歷史關係，香港大專院校在可見將來會繼續由公營大學主導。大學研究國際化，讓研究內容集中於應用更廣泛的基礎研究是符合經濟邏輯的。我認識的本地經濟學者朋友，從70年代分析租務管制的張五常，到近年研究網上盜版的梁天卓，他們的香港研究之所以能夠發表在國際頂級期刊，原因是這些研究水準高兼可以一般化。
其他外地著名經濟學者發表過的非一般「香港研究」，有 Alwyn Young 分析亞洲四小龍經濟高速增長的宏觀經濟研究、Raymond Fisman與Shang-Jin Wei 一起調查因避稅導致的中港貿易研究等。自己香港大家研究，是引用香港數據解釋一般經濟理論的研究，這些研究要對整個經濟學界都有貢獻。
（徐家健，克林信大學經濟系副教授、中文大學經濟系訪問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