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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淼:被虛構的崔健,被建構的香港音樂

崔健正是關注與關心那些年輕、多樣的廣東歌,才會有此一問,「為什麼沒有更現代更年輕一點的香港人來登到大陸的舞台上,去表現他們自己的聲音?」


導演崔健2013年在意大利羅馬出席羅馬電影節宣傳活動。攝:Vittorio Zunino Celotto/GETTY
導演崔健2013年在意大利羅馬出席羅馬電影節宣傳活動。攝:Vittorio Zunino Celotto/GETTY

微博和Facebook的主流民意難得統一,這邊廂中國網友罵崔健裝逼(假裝很厲害),那邊廂香港網友問誰是崔健。上週的音樂節目《中國之星》上,崔健和許志安的對話成了「強國人打壓香港人」的又一例證。這檔據稱面向專業歌手的真人秀節目,採用導師推薦制,500名觀眾則決定名次。賽制雖與《我是歌手》頗類似,但三位「巨星推薦人」崔健、林憶蓮與劉歡找來的音樂人,明顯更側重表達的多元與獨特。第二期節目上,林憶蓮推薦的許志安演唱了由張學友原唱的《怎麼捨得你》,崔健先後追問許志安和林憶蓮選歌考慮,卻引來了打壓廣東歌的爭議。

被製造的新聞?

《壹週plus》給出的標題是《打壓廣東話?強國崔健插爆許志安》,指「(崔健)曾經去過日本、西班牙,仲有香港等講唔同語言嘅地方演出,難道佢覺得全世界都一定聽得明普通話嘅《一無所有》?」《立場新聞》則話鋒一轉,「有網民認為……年輕人熟悉香港樂隊Beyond的歌,多於崔健的歌曲《一無所有》。」崔健在發問前坦誠交代「我真的是對這首歌實在是不太了解,我也承認我沒有聽懂」,也被嫁接成傲慢的「可是我沒有聽懂」。陶傑則懷疑替崔健「炮製」了一通專訪「我聽不懂粵語,也討厭香港人只懂拿《海闊天空》等老歌自我陶醉一番。老是緬懷過去,老是浸淫在二三十年前的文化,說明香港的可悲。香港近二十年,完全沒有誕生和輸出任何優秀文化。」只可惜這段話我怎麼搜,來源都是《蘋果日報》的陶傑專欄。

在這樣的敘事設置下,很多人沒注意到崔健不滿林憶蓮推薦許志安的原因是,「為什麼沒有更現代更年輕一點的香港人來登到大陸的舞台上,去表現他們自己的聲音?也許很多人會認為二十幾年前的香港情歌,已經足夠代表香港了。」這究竟是覺得香港音樂不重要、老歌沒有代表性,還是覺得將曝光機會留給成名歌手很浪費、認為香港音樂不止有20年前的流行情歌?年輕人熟悉beyond多於崔健很正常,但如果年輕人提起廣東歌只知道beyond,這對實際上越來越蓬勃豐富的香港音樂,到底是好事還是壞事?如果樂壇大佬參加音樂節目,只是在自己的成名朋友裏兜兜轉轉地選人並一再重複安全討巧的經典情歌,這是對音樂負責任的態度還是怕麻煩送人情?崔健的真實意圖被略過,除了媒體對刺激性語言的追逐,還有多少是因為,見慣了來自北方的傲慢,看到「內地人」「廣東歌」的字眼就會下意識解讀?

反霸權者,可能建立另一個霸權

這段話能發酵成新聞只說明,某些人(以及越來越多人)只有單維度的閱讀理解能力,並且越來越趨向為了表態劃陣營、為了凝聚意識形態,無偏差地製造假想敵並竭力附會不管站不站得住腳的證據,甚至沒有了解事情原貌的意願。別忘了,2012年崔健在深圳個唱,演到描述中港關係的《超越那一天》,屏幕後打出的是反國教畫面。無限延展的想像力、殘缺而討巧的邏輯除了帶來短暫的興奮並無助益。只「內地人」、「廣東歌」這幾個字就能喚起同仇敵愾,固然可以解釋為面對一個全方位強勢帝國的下意識反感和不得不警惕,但對香港同樣是危險的信號。

「當你凝視深淵時,深淵也正凝視你」並不遙遠。霸權之下,還有反霸權者可能建立的另一個霸權。動輒將一般性批評上升為政治/身份議題而少檢視自身問題,不僅帶來文化上的保守和議題篩選,也是用試圖抵禦的邏輯自我矮化:製造假想敵以凝聚民族情感的手法,本就是北京嫺熟使用多年而香港同樣深受其害的。這個敵人,可以是日本,可以是香港,被仇視被剖解的對象取決於時機,上綱上線的思維方式卻浸透在生活、輿論、娛樂中;在今天的香港,這個敵人可以是崔健,也可以是任何表達方式稍不稱意的人或群體,雖然不再是自上而下有意引導的輿論風向,背後的操作方式卻並不陌生。

說這種邏輯危險,或許可以回到為什麼對抗性的民族感情危險。當樸素自發的情感變成媚俗刻意的灌輸式共鳴和指哪打哪的工具型口號,失去了真實基礎卻有着強大動員力的「精神高地」會變得傷人傷己。佔據道德高地所帶來的不容置疑,是一種泯滅個性並且缺乏良性循環的話語霸權。集體性的愛與恨,很容易令一個族群變得敏感脆弱,甚至缺乏生活在真實中的勇氣與能力。

2015年4月30日,香港,歌手許志安在香港體育館舉行演唱會。攝:TungStar/AFP
2015年4月30日,香港,歌手許志安在香港體育館舉行演唱會。攝:TungStar/AFP

誰的傲慢,誰的偏見

撇去地域偏見,回到最具爭議的「現在是21世紀,2015年,你讓觀眾聽一首老歌,而且它是用廣東話唱,你的寓意是什麼?」如果把廣東話換成英語法語西班牙語,這句話還顯得那麼刺耳嗎?對於非廣東話母語的人群來說,廣東話是這首歌的屬性之一,這個屬性就如它「創作於20年前」,既可以是影響部分受眾聆聽體驗的障礙,也可能是令它風味卓絕的亮點。是前者為何不懼得罪觀眾,是後者為何用這首歌而非其他歌是否別有深意,都可以成之為一問。這一問的不巧,只因它發生在廣東老歌成為不容觸犯的精神符號與中港矛盾不可調和的2015年,而它還偏由心直口快表達欠技巧的崔健在一個本應你好我好大家好的真人秀舞台說出口。

前有黃安陳凈心舉報盧廣仲盧凱彤台獨港獨,後有「投共」搖滾教父崔健打壓廣東歌──偏見累成的腳本可以多麼順暢自如地寫下去,只可惜這邏輯未免太小瞧崔健也太小瞧香港音樂。我甚至懷疑,第一個將這件事當新聞寫的編輯,恐怕並不知道崔健是誰、也不在乎他是誰。只需要看到香港歌手、廣東歌和一個戴着紅星帽子的土兮兮的北京大爺──正如慣性想像中那些豪擲千金而衣著不得體的中國土豪,富於戲劇性的幾個要素已經構成。就這樣,表達方式問題變成了用心問題,主流娛樂產業與獨立音樂圈的思維模式衝突變成了中國與香港、普通話與廣東話、大漢族中心主義與香港作為一個文化主體之間的衝突。

崔健對許志安的質疑中是否包含大中華情節,我不敢下定論,至少我很難如某些評論者,從崔健短短幾句話引申出他沒聽過黃之鋒。將質問一次廣東老歌演繹等同於質疑廣東老歌的價值,再將之等同對香港文化的輕蔑和對廣東話的不尊重,中間跨度未免太大。

不可否認,部分中國音樂人和亞文化推崇者對港台流行樂心存牴觸,兩年前王小峰那篇《Beyond:撒了一點人文佐料的心靈雞湯》迴響尚在。但這未見得能適用每次對香港流行樂的批評。不回到具體語境中,似是而非的批評不過是情緒宣洩。

一個娛樂節目的不速之客

崔健不該來。這是我聽說崔健竟然參加真人秀節目的第一反應。一個聲援六四拒絕春晚被中國政府禁演多年的樂手、一個因為反假唱得罪同行的娛樂圈外人、一個從不忌憚說實話而且從不試圖有技巧地說實話的人,怎麼可能適應以話題性和關注度為首要追求的真人秀節目,怎麼可能確保自己的意思不被扭曲、自己的理念得以傳達,怎麼可能避免自己變成節目組有意引爆的火藥桶?

更重要的是,當明星也是一種高難度的技能,一種崔健絕不可能掌握而欣賞者也未必希望他掌握的技能。這種技能意味着尊重受眾而非藝術、意味着收斂鋒芒小心做人、意味着一團和氣大家發財。我沒有貶低娛樂明星的意思,只是想指出,崔建是沒有娛樂性的人,而《中國之星》這類節目再怎麼用音樂包裝,也逃不過娛樂節目的宿命,中港矛盾也不過一例新添的娛樂佐料。在不合適的地方堅持不合時宜然而並沒有錯的音樂判斷,只會帶來誤會與尷尬。

深情穩妥地演繹一首經典粵語歌、喚起中國聽眾對粵語歌黃金時代的懷舊情愫、再勾連自己的人生體驗,許志安恐怕覺得頗為委屈,這不就是古巨基鄧紫棋在《我是歌手》裏玩的那一手嗎?這一套當然行得通,微博上力撐許志安痛罵崔健傲慢無知的可不在少數。只不過,許志安錯將《中國之星》當做《我是歌手》,做足了工夫卻去錯了方向。

被定格的粵語老歌,「被消失」的香港音樂

許志安/林憶蓮認定中國觀眾對粵語老歌買帳,大概是從過去幾年頻繁參與真人秀節目的香港歌手那得來的經驗。我們也許會從中發現另一個問題:為什麼香港音樂在中國節目的形象被限定在經典粵語歌?這個音樂上的香港難道不是被建構的形象?當經典粵語歌成了滿足中國觀眾關於香港的異域想像與懷舊寄託時,這對香港音樂是幸是不幸?整件事裏最堪玩味的是,我的朋友裏相信崔健絕非看低廣東歌、不尊重香港音樂的,恰恰是香港的獨立音樂人。崔健正是關注與關心那些年輕、多樣的廣東歌,才會有此一問,「為什麼沒有更現代更年輕一點的香港人來登到大陸的舞台上,去表現他們自己的聲音?」

為什麼沒有,中國的社會氛圍和文化管控也許可以代答一部分。上週末東莞舉行的南方草莓音樂節,盧凱彤就因為曾表態支持佔中被取消演出。的確,香港音樂人對社會議題越來越關注。在文化管制空前嚴格的中國,連日常演出都可能受干擾的音樂人,如何能登上電視節目,崔健這一問未免天真。

但除了政治因素呢?這中間可以鬆動的空間、可以打的擦邊球,還有多少沒被充分利用?以這檔節目為例,崔健推薦的音樂人分別是子曰樂隊、楊樂和譚維維:子曰是老牌搖滾樂隊,音樂融合方言與曲藝;楊樂是科班出身的長笛手和口琴演奏家,創作的一面卻從不為人知;譚維維相對主流,但也算是劍走偏鋒的歌手。選擇未必最佳,但這至少是份意在拓寬大眾審美的名單。

消失的香港新音樂,有多少源於被動多少出於主動?即便不能邀請年輕歌手,是否可以推薦新歌、是否表達上可以有些新意?獨立音樂要開拓空間,主流音樂人同樣不必自我限制。香港音樂未見得只能躺在20年前的戰績上。旁觀者越是這樣想,越該端出新菜式而非更順從地擺造型。演繹經典歌就能換取安全評價的時候,也意味着銳意求變之路被封堵。

超越那一天

崔健的確已是上一輩人的記憶了。幾天前我還看到,一位意在吹捧崔健的中國娛樂記者報導說崔健早年作品不涉政治。這樣令人啼笑皆非的描述,與投共、撈金、打壓廣東歌的怒斥,共同構成一幅盛世奇景。與其說這是對崔健無知者的誤讀,不如說這是急於下判斷的時代,撞上政治神經格外敏感的族群。崔健還有他過去二三十年的作品和人品作擔保,那些無力申辯也無人代為申辯的人呢?大概只有崔健19年前就預言的情形「如果恨起了作用,那我只能傷感的去回憶」。

崔健確實說過的一句話是,「天安門只要掛着毛主席像,我們就都一樣。別以為你比我小20歲、30歲,我們就不是一代人。」也許我可以再引申一點,只要將具體的人抽象化、將具體的事符號化,我們和我們試圖抵抗的,就是一類人。別以為立場不同,這兩者就不一樣。

(張淼,半間東倒西歪屋,一個南腔北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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