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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明修:區議會選舉的台灣觀察(下)

香港這次區議會選舉算是雨傘運動的政治成果之初步盤點,儘管有層層不利因素,選舉結果仍擴大了民主陣營的基盤,粉碎了建制派進一步掌控基層社區的企圖。


2015年11月23日,香港,民主黨在區議會選舉後舉行記者會,主席劉慧卿在會上發言。攝:葉家豪/端傳媒
2015年11月23日,香港,民主黨在區議會選舉後舉行記者會,主席劉慧卿在會上發言。攝:葉家豪/端傳媒

香港雨傘運動的主力在於年輕人,而需要社區福利、關切基層服務則通常是老年人,這也是不利於泛民與傘兵之處。台灣有戶籍制度,投票選區直接是由選舉人的戶籍所在地決定,而不需要選民登記。在香港,儘管在區議會選前,有些大學出現號召學生從事選民登記的活動,但是其成效仍是十分有限。此外,單獨舉行的基層選舉通常不會引發熱烈的投票意願,畢竟投票需要花費個別選民的時間與其他成本。台灣去年底的村里長選舉投票率高達68%,那是因為在「九合一選舉」的風潮下,選民還可以一併投縣市議員、鄉鎮市長、縣市長的選票,提升了參與意願。相較之下,台灣最後一次單獨舉辦行村里長選舉是在2010年6月,結果那次只有55%的投票率,遠低於動輒七八成的全國大選參與程度。

因此,「傘落社區」雖然是高舉的理想,但是要完整評估雨傘效應,卻不能只用傘兵的當選與否作為單一指標。香港的雨傘運動明明是一場吸引全世界關注的抗爭,但是在高度扭曲的選舉制度下,這場運動的第一次政治考驗卻被迫是在一場只有幾百或幾十票就決定勝敗的選舉進行,等於要求世界杯足球隊員來較量刺繡針織,這並不是一場公平的比賽。

儘管有上述的不利因素,選舉結果顯示,北京並沒有成功地在這次區議會選舉有所斬獲。根據立場新聞的整理,建制派席少了11席,成為298席,而民主陣營(含泛民政黨與傘兵)則是成長了25席,獲得125席。在沒有政黨與資金的奧援下,8位傘兵順利突圍,甚至有些當選者更是擊敗了資深的建制派議員,更是這次選舉中的亮點。

大部分傘兵是如預期落選,但是仔細檢視他們的得票,也比選前預期還高,這顯示雨傘運動並不是所謂的票房毒草。

在以往,冷清的選情如果出現了高投票率,通常意味着建制派的成功動員,因為他們的選票是來自於基層組織;然而,這次區議會選舉投票率卻達47%,創下歷年來的新高,這顯示有不少香港人不再政治冷漠,願意關切公共事務。理所當然,這樣難能可貴的成果是來自於雨傘運動所揚起的政治效應。

有證據顯示,台灣的太陽花效應激發出更多的政治動能。就如同香港的傘後組織,立法院佔領活動結束之後,出現了許多青年人主導的政治改革運動,例如補正公投法(島國前進)、罷免立委(割闌尾)、國會監督(沃草)、降低投票年齡限制(十八歲公民權推動聯盟)。在去年底的九合一大選中,光在縣市議員層級,運動型政黨(包括綠黨、樹黨、激進側翼等)就提名了37名參選人,其中當選了3位。儘管放在全國907位縣市議員的規模來看,這個比例仍是很低,然而這樣的參選風潮與當選席次卻是創下了解嚴之後的高潮。此外,國民黨在台北市、桃園市、台中市選舉大敗,使得在野的民進黨大幅擴張地方執政版圖,也是明顯到受太陽花效應的衝擊。

為何太陽花效應釋放出比雨傘效應更強大而明顯的政治作用?選舉制度的設計與政黨政治的現況當然是重要的原因。

在香港,建制派的第一大黨民建聯嚴格來說並不是執政黨,因為他們根本不能決定特首的人選;立法會的職權高度受限,地方層級的區議會也只是諮詢性的機構,就算泛民政黨取得中央與地方的多數席次,他們仍無法取得權力。在這種情況,投票給泛民至多是強化政治制衡,而不太可能帶來實際的政治變遷,因為政黨輪替是不可能在香港發生。

此外,反對黨與新興的社會運動與素人參政之關係,在兩地也呈現出不同的形態。在反政府運動爆發之前,兩地的反對黨表現都不是令人滿意的。反服貿人士認為民進黨為了擺脫「逢中必反」的標籤,不願意公然反對這項疑點重重的自由貿易協定;同樣地,香港學生認為某些泛民政治人物根本不堅持真普選,而寧願用「袋住先」的理由與北京妥協。佔領運動需要政黨的各種資源與支持,然而台港的反對黨卻採取了不同態度。台灣學生一旦成功地進佔了立法院,民進黨立即轉向支持「退回服貿」的訴求,並且低調地供應了許多必要的物資,而不求張揚。

民進黨沒有介入運動的決策過程,原因在於一方面他們根本無法參與,另一方面也是為了避免坐實了國民黨的政治指控。相對於此,香港的泛民直接參與了雨傘運動的內部決策。隨着佔領行動陷入膠着,政黨之間的相異立場與其選票考慮,更深化了他們與學生之間的歧見。在事後,泛民認為自己的付出並沒有獲得應有的肯定,「三子請客、雙學點菜,泛民埋單」的講法即反應了這樣的怨憤。

2014年3月30日,台北,逾二萬人在凱達格蘭大道參與反服貿集會。攝:Lam Yik Fei/GETTY
2014年3月30日,台北,逾二萬人在凱達格蘭大道參與反服貿集會。攝:Lam Yik Fei/GETTY

台灣擁有一個組織堅實而統一的反對勢力,較能吸納太陽花運動所開創造出來的新能量。在佔領立法院行動落幕之後,許多運動幹部被招募進入民進黨,他們任職於中央黨部、蔡英文的想想基金會與競選總部。在即將到來的立法委員選舉中,民進黨也主動在若干選區上「禮讓」新浮現的時代力量、社會民主黨,而不提名自己的參選人。換言之,民進黨有本錢化解其與社會運動的潛在衝突與競爭,而將其關係於導向共生與互利的方向。

相較於此,香港泛民本身就是支離破碎的,每個政黨的黨員數目與組織實力都十分脆弱,這使得反對黨無法從突如其來的雨傘運動吸收新血,反而有時甚至與參選區議會選舉的傘兵出現了「撞區」的現象。舉例而言,推出九位候選人的青年新政,就有三位是與泛民的選區重疊,結果讓建制派坐收漁翁之利。因此,傘兵在這次區議會選舉的崛起,到底是意味着香港民主陣營的版圖擴大,亦或是其加深了其零碎化的趨勢,是有待觀察的。

總之,香港這次區議會選舉算是雨傘運動的政治成果之初步盤點,儘管有層層的不利因素,選舉結果仍是擴大了民主陣營的基盤,粉碎了建制派進一步掌控基層社區的企圖。在台灣,民進黨在2014年九合一大選舉中的巨大勝利,以及接下來非常有可能的第三次政黨輪替,則是有相當大的比例可以歸諸於太陽花效應。但是無論如何,兩場青年世代所主導的大規模運動不會只有選舉政治的後果,等到雨傘世代與太陽花世代逐漸成長,成為社會中堅份子,甚至開始掌握實權,可以確定的兩地社會一定會呈現出煥然一新的風貌。

香港 2015香港區議會選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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