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點 思想學人

曾瑞明:由分配到社群──道德共同體的邊界在哪?

道德共同體或許是由人為的國界去構成,但同時亦在我們的生活實踐中去塑造和摸索。


從香港大石磨的邊界眺望深圳河及對岸的深圳市區。攝:盧翊銘/端傳媒
從香港大石磨的邊界眺望深圳河及對岸的深圳市區。攝:盧翊銘/端傳媒

香港人不會不知道香港相比於大國,力量差距之大。只是因着歷史的風雲際會,香港有相當的「利用價值」,香港得以有一個有別相異於其他省市的獨特地位。這地位令香港人處身於一種莫名其妙的政治和道德位置(moral status)。依道德自由主義的想法,香港每個人都是自由平等的道德人,每個中國人都該是如此,就和世界其他的人一樣。但香港人比起中國人更大程度的自由和權利,有心人從這角度出發,提出香港民主運動即中國民主運動的論述,這不但建基於平等,更建基於彼此屬同一道德共同體的想像中。

唯一國vs. 特別行政區的關係,卻絕不平等。官方不斷強調這一點,天朝論述也是這種策略。在實然層面,香港在道德位置較高但政治地位卻較低,兩個層面的背馳,加上「一國兩制」的架構制度,反而令中國人是否和香港人屬於同一個道德共同體的問題浮現。

如果香港人都追求全人類的解放,人人都是平等的,所謂本土派與大中華之爭本來不是問題。但現實的人處於無偏私與偏私之間。但,偏私不一定是自我利益,而是「我」、「你」之別的建構和形成。劉兆佳曾指出香港人過去的「私」是家庭,現在中港矛盾可以反映香港人的「私」已擴展至整個香港。「保衞香港家園」、「我城」等類似的話語都透視出這種變調。同樣,「本土優先」也可算是這種「自己人優先」思維的變型。

香港與中國──工具式關係

「沒有國,那有家」的口號或能突出國的重要性,但卻是將家國分離,香港人未能把握家國合一的想像,甚至一直有國家威脅個人和家庭的恐懼,香港人「私」的觀念自然應運而生。

更關鍵的是,香港和中國的關係一向是一種工具式的關係,構成性的關係很弱。這意味香港如果不能達到中國一些目的,她就沒有資格作為中國一部分了。講資格和講國即是家完全是兩種不同的邏輯。「為何不收回香港?」、「香港還有什麼利用價值?」、「香港在中央眼中重要性愈來愈低」、「如不貢獻祖國,連基本權利也收回」這些論述一直貫徹香港人的腦海。香港是被「利用」的,雖然香港人不少也希望能「利用」中國發財致富。「一國兩制」也只是統一過程中,以香港成為實驗手段──這是中國政府也不會抵賴的事實。於是,一系列的「恩情」如東江水、CEPA和自由行就成了拯救香港等論述被揭露成是中央「利用」香港時,這種「利用」結構由是鞏固起來。

「香港」利益 vs. 誰的利益

但說到底,在全球化全球市場化之下,哪個國家/地方不被利用,同時利用他人?不過,以香港利益為先的「本土派」把握了這種現實,當大家都僅僅講利益關係時,還有什麼理由還要為無條件為國家「做事」?還有什麼理由要為世界公民擔當義務?他們投射出「大中華膠」的對手,認為他們看不到這種現實。然而,這種本土論有兩個盲點︰一、為什麼有所謂的「香港」利益?「誰的利益」不會是更切當的問題嗎?談香港利益時往往將香港人最關注的土地問題隱藏掉,如地產霸權。階級的問題全部消滅,本土優先取代窮人優先、弱者優先。這當然是馬克思主義或者羅爾斯主義者(強調差異原則)最應該擔心的問題,因為這不是因為本土不本土的問題,而是將倫理關係排除掉的一種工具理性運用而已。

就算真有「本土利益」,高舉本土利益是否就合乎本土利益?特別是當對手要搾取你的資源時?你的對手也不是傻的!所以,不少人會認為這是一種盲動,情緒可以理解,但策略不算聰明。不過,在大家都沒有長遠的政治藍圖時,愈短視卻愈能平伏內心的焦慮。

我們有真正的共同體嗎?

我們有沒有一個真正的共同體去呈現這種「本土性」?如果這種本土性是一種價值,比如尊重法治、公義,這就成了普遍性、放諸四海皆準的「本土」。

國民教育的陰霾、天朝大國的話語,都令「本土」成了一種對抗下迫現出來的概念。然而,我們有沒有一個真正的共同體去呈現這種「本土性」?如果這種本土性是一種價值,比如尊重法治、公義,這就成了普遍性、放諸四海皆準的「本土」。自由主義者當然強調這種進路。但是,香港的本土必然會有香港的獨特性,也即界定這群體之為這群體的特質。在全球化下,我們真有這種特質嗎?

這些時候,我們的一些「中國特質」又會拿來對抗全球一體。香港人正是處於這種身份遊移,而令到道德共同體的想像也浮動起來。有時候,香港人靠近台灣,有時候,香港人甚至靠近南洋華人。但不可思議的是,我們沒有想過如何靠近自己,如何靠近身邊的人。

香港的本土必然要在更小的單位去培養和實踐。但是香港的城市設計卻是把人分散得七零八落,人們在他們的「劏房」中去過自己的生活,但其實都是相同的生活,打機、上網、看某種節目。生活除了工作,就是睡覺和娛樂。這種孤獨而有好像自由的生活,正是人們無法想像彼此是同一社群的理由。莫說是香港,就連住在同一大廈的人生都沒有任何交織,這如何談共同的「好」?

要重回到生活世界

道德共同體或許是由人為的國界去構成,但同時亦在我們的生活實踐中去塑造和摸索。我們和動物相處的經驗,和弱勢群體生活的時光,都讓每一個道德主體學懂將他人納入自己的生活。然而,我們由上而下都在這種「利用」式的工具理性之下,由我們的工作散播至我們的娛樂、休閒。「本土」、「道德共同體」這些宏大的詞語,務必要重回到生活世界。這也是種種另類生活呈現的本土性,重尋人際關係、集體掌控自己生活,如務農、工會等等。自由主義者和馬克思的缺欠就是,他們的論述和這些活動似乎關係不大,因而呈現一種「理論終歸不實際」的假象。但右派、市場主義者理論永遠「着地」,因為人人都覺得自己身在市場之內,這當然包括自由主義者。這種缺欠,就成了種種「離地」、「膠」的標籤。我們需要「實踐的」馬克思主義者和自由主義者,不但在學院,而在各種領域之內。如果有這社會學背景,左派才能有效地定義道德共同體的邊界,而不流於大家都在概念上是自由平等道德人。也即是說,「左膠」一詞是社會學概念,而非學術標籤。(四之三)

(曾瑞明,香港大學哲學博士,專研社會政治哲學和倫理學,著有《參與對等與全球正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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