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紀念前領導人胡耀邦的活動，在他百年誕辰的當天——11月20日達到最高潮。全體政治局常委悉數出席紀念座談會，習近平在座談會上親自講話。鑒於胡耀邦身份的特殊性，內地和海外對這次紀念活動都高度關注。總的來看，這次座談會，基本標誌着「胡耀邦」在中國內地官方語境的完全「脫敏」。
紀念胡耀邦的「脫敏」之路
胡耀邦百年誕辰基本上是「最高規格」。雖然胡耀邦曾擔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共中央總書記，但在中共歷史敘事中，胡耀邦並非當時中共事實上的最高領導人，而是「以鄧小平同志為核心的中央領導集體」的重要組成人員（鄧小平當時任中央軍委主席、中共中央顧問委員會主任等職）。
和中共官方明定的六位地位最高的前領導人（毛澤東、周恩來、劉少奇、朱德、鄧小平、陳雲）相較，胡耀邦屬於「第二序列」。在百年誕辰紀念活動的安排上，毛周劉朱鄧陳可以在人民大會堂的萬人禮堂召開「紀念大會」，而其他領導人就只能召開「紀念座談會」。在這些座談會中，政治局常委悉數出席，最高領導人親自講話的屬於規格的頂格，僅在紀念已故正國級領導人的場合使用，如葉劍英、李先念等。胡耀邦百年誕辰，大致參照了和他同期擔任政治局常委的葉、李等人的規格。
除了召開紀念座談會以外，官方還在胡耀邦百年誕辰時播出關於他生平的五集文獻紀錄片，發行《胡耀邦文選》和畫冊。尤其是《胡耀邦文選》的出版，對於胡耀邦的「脫敏」具有標誌性意義，這意味着胡耀邦不再是中共「第二代」核心領導中沒有出版文選的「異數」。
對胡耀邦紀念的「脫敏」，源於胡耀邦身份的敏感。1987年初，胡耀邦因處置學潮不力下台，1989年4月逝世後，學生和民眾對他的悼念活動又演化成中共歷史上最大規模的民主運動，進而招致六四事件。客觀而言，在當時胡耀邦就已經變成了一個「符號」，官方在1989年胡耀邦逝世後給他的評價和喪禮的規模並不算低，基本肯定了其作為一個前總書記的地位，然而民間對「胡耀邦」這個人物自有詮釋，許多人認為他是高層政治鬥爭中的犧牲品。在起初，官方並不打算將「胡耀邦」作為一個特殊人物特殊對待，但事件的發展使得最終官方對胡耀邦的名字採取了刻意的淡化處理。
1989年以後，以胡耀邦、趙紫陽等為代表有政治改革意願的領導人，在中共高層中不再成建制存在。中共高層政治，在很大程度上徹底遠離了八十年代的「保守」和「改革」之爭。高層政治的分野，逐漸從政見轉向派別。
在中共高層中，對於胡耀邦，自然產生了兩個不同的勢力。對於在反「資產階級自由化」和六四事件中客觀獲利的一方而言，迴避胡耀邦是當然之選，而對於與胡耀邦下台、六四事件皆無瓜葛的人而言，胡耀邦仍有作為傑出共產黨人的榜樣價值。事實上，中共對胡耀邦的「脫敏」，始於2005年胡耀邦九十週年誕辰，彼時的總書記胡錦濤親自提議召開包括三位時任政治局常委（溫家寶、曾慶紅、吳官正）出席的高規格紀念座談會。
胡錦濤、溫家寶和胡耀邦都有千絲萬縷的聯繫，胡錦濤和胡耀邦都曾在共青團中央擔任第一書記，其成長也與胡耀邦力推的幹部年輕化直接相關；溫家寶更曾在胡耀邦任總書記期間就擔任中央辦公廳負責人，在2010年還出現過直接投書《人民日報》發表題為《再回興義憶耀邦》的紀念文章的「自選動作」。而習近平的父親習仲勳，一直和胡耀邦感情甚篤，肯定胡耀邦，對於習近平而言顯然也是政治上的「正資產」。
然而，無論高層對於胡耀邦「脫敏」的態度如何，他們對於借胡耀邦重談八十年代的政改話語都毫無興趣。觀察2005年和2015年兩次中共對胡耀邦的紀念活動，主要領導人講話中出現「政治體制改革」和「自由」這兩個詞的次數，都為零。
在核心決策層之外，中共黨內和民眾中間對胡耀邦的認知，大致可分為三類。第一類以極端「毛左」為代表，基於其頑固反對改革的立場否定胡耀邦；第二類則以「自由派」為主，將胡耀邦視為黨內「開明派」和政治改革的符號；第三類主要是對高層政治不敏感但經歷過胡耀邦時代的普通中共黨員和民眾，對胡耀邦清廉、坦蕩的政治品格有樸素的感情。
高層推動胡耀邦本人的「脫敏化」，考慮到與三種不同民意的互動。從胡錦濤到習近平，他們都希望以胡耀邦的人格形象，喚起對高層政治並不敏感的普羅大眾的共鳴，而這種民意也有助於他們和那些與六四事件關係更直接的政治勢力的現實博弈。至於第一類人，紀念胡耀邦本身就不遂他們的意，而第二類人也絕不會從紀念胡耀邦的活動中看到自己想要的信號。
紅色領導人的信念
相較2005年時任國家副主席曾慶紅在紀念座談會的講話，習近平20日的講話有明顯的差別。
在座談會前，外界曾普遍預計，由於當前中共正在進行「全面深化改革」的行動，改革可能是習近平講話的主軸，然而事實卻並非完全如此。習近平在講話中向全黨發出向胡耀邦學習的五點號召：堅守信仰、獻身理想的高尚品格；心在人民、利歸天下的為民情懷；實事求是、勇於開拓的探索精神；求真務實、敢於擔當的優秀品質；公道正派、廉潔自律的崇高風範。而十年前曾慶紅的講話，倡導學習胡耀邦的是四點：忠於黨的事業、鞠躬盡瘁的獻身精神；銳意改革、勇於創新的思想境界；密切聯繫群眾、關心群眾疾苦的優良作風；顧全大局、光明磊落的高尚品德。
這兩篇講話對胡耀邦精神的概括，有重合的地方，譬如為民情懷和聯繫群眾大體就是同一範疇；但有些表述的細微差別，正反映出領導人思維方式的變化。曾慶紅講話對胡耀邦的肯定，首先是對共產黨的忠誠和為人民鞠躬盡瘁，更多強調其個人品質和責任心；而習近平所說的理想、信仰，直指「共產主義」這一意識形態，甚至專門引用一整段胡耀邦關於最高理想是「共產主義」的講話，強調共產黨人對共產主義以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要「虔誠而執着」。在講話全文中「共產主義」一詞的出現頻次，也從十年前的5次，猛增到了12次。
又如，十年前曾慶紅的講話中，提及「銳意改革、勇於創新的思想境界」，而習近平表達類似意思，用的是「實事求是、勇於開拓的探索精神」，曾慶紅強調的是「改革創新」，有非常明確的方向性；而習近平用的「實事求是、勇於開拓」，固然也有改革創新的意涵，但究其本質，首先從「實事求是」這個方法論出發，而不是從改革創新的目的出發。
習近平和曾慶紅對胡耀邦誕辰紀念談話的細微變化，和習近平近年來在其他場合的講話思路一脈相承。以對鄧小平的紀念活動為例，胡錦濤在紀念鄧小平百年誕辰時談及鄧小平的個人品格，首先講的是他的「解放思想、實事求是」，而習近平在紀念鄧誕辰一百一十週年時首先強調他的共產主義遠大理想和堅定信念。
相較於前任，習近平在紀念所謂「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的時候的講話中，「人民」、「共產主義」這兩個詞的詞頻非常高，無論政治人物生前的政治光譜和具體政見，只要是中共領導人，其最值得後人學習的都是「共產主義信念」和對「人民」的忠誠。當然也有的詞頻在降低，譬如鄧小平誕辰100週年大會上，胡錦濤提及「沒有民主就沒有社會主義」「使民主制度化、法制化」等，到了去年的110週年紀念就沒有再引用這些話。 簡單地說，習近平為每一個領導人都勾畫出更鮮明的「紅色面孔」。
徹底打破「路線鬥爭」論述
筆者以為，習近平在許多講話中相較前人的變調，反映出他重構意識形態合法性的思路。
一部中共政治史，就是一部「路線鬥爭」史。因而在談論中共歷史的時候，都離不開「左」「右」、「革命」「妥協」、「保守」「開放」這樣的二元話語，習近平認識到這種論述的問題，想要徹底打破它。
中共「造神」的極致時，毛澤東被稱為「正確路線」的代表，他戰勝了各種各樣的黨內「錯誤路線」，帶領人民取得了革命和建設的成就。這種「路線鬥爭」的話語，在改革開放後不再使用，然而改革年代的政治鬥爭，尤其是八十年代的政治鬥爭，仍然明顯帶有「路線鬥爭」的色彩，從1978年到1992年，從要不要打破「一大二公」，到要不要允許民營經濟，從要不要推動政治體制改革，再到「姓資姓社」的爭論，意識形態的爭論和鬥爭始終未有停歇，直至1992年鄧小平南巡談話，才把政治上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經濟上全面擁抱「市場經濟」的路線大體確定，此後在決策層上層再無對中國基本政經框架的異議。
回溯到1992年以前的中共高層政治，由於「路線鬥爭」和「二元話語」的客觀存在，一個領導人往往成為某種路線、某種政策、某種意識形態的符號，其作為中國共產黨這個「統一的政黨」的傑出代表形象就可能受到某種衝擊。
習近平2013年啓動了全面深化改革的議程，然而為何在紀念鄧小平、胡耀邦的講話中，都沒有對「改革開放」的特別強調？原因正在於此。鄧小平、胡耀邦不能僅僅作為「改革開放」的符號，而必須首先是「共產主義者」，他們的改革開放，首先不是在路線上對毛澤東時代的徹底變革，而是在目的上對毛澤東治國理想的堅持。
早在習近平就任總書記之前，他就曾在黨內會議上明確指出，「不能以改革開放前的歷史來否定改革開放後的歷史，也不能以改革開放後的歷史來否定改革開放前的歷史」，在習近平的嶄新論述中，無論改革開放前還是改革開放後，無論毛澤東、鄧小平還是胡耀邦，矢志不渝的都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和共產主義的遠大理想，至於他們在政見上的天差地別，都是可以被淡化和忽略的。
習近平在做一道題，他需要在所有已故領導人身上「求同」，找到他們的共同點。找到了共同點，就可以打破「左」「右」敘事，建立一整套「主流敘事」的體系。在這套體系裏，只要是能夠被紀念的已故領導人，不分「左」「右」，也不分「改革」和「保守」，他們都有共產主義的信念和中國特色的追求，毛澤東的探索為「改革開放」創造條件，鄧小平的改革為「共同富裕」指明路徑。官方必須揭去外界給胡耀邦貼上的「改革派」標籤，《環球時報》更曾直截了當地評論說，把胡耀邦作為政改符號的人，「似乎是在借他的英名反對他所忠誠的事業」。
當胡耀邦全面回歸中共最高層「名人堂」的中央，他的形象必須完全地屬於黨。雖然許多人記住胡耀邦、感念胡耀邦是因為他那些並在共產黨內顯得不太「主流」的東西，但習近平講話中的胡耀邦，就是中共高級領導人的「標準像」。讀習近平在座談會上的講話，胡耀邦對於共產主義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信念，和當下最高層強調的「理論自信、道路自信、制度自信」深度契合；胡耀邦積極推動改革，映射當下的「全面深化改革」進程；胡耀邦清廉、坦蕩的形象，更可在反腐浪潮下成為官員的一面鏡子。
中共從未像現在這樣強調「傳承」。在習近平的論述裏，這個政黨始終在進行着有條不紊的世代交替、接續奮鬥。黨內、黨外一切的政治「正資產」，都可以納入到型塑執政黨意識形態合法性的資產池，成為中共民族復興宏大進程中的「主流敘事」。
面對複雜的意識形態問題，習近平不迴避，也不繞道而行，這大概源於他的自信，對於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及其龐大體系的自信。畢竟，當下中國的宣傳系統，已經可以相當輕鬆地駕馭複雜議題，並將這些議題引向紅色正統或民族主義的預設軌道。
（師愈聞，智庫研究員，宏觀政策分析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