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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波:恐懼恐怖主義,還是恐懼伊斯蘭?

在暴恐襲擊發生後,繼續勇敢地倡導對穆斯林的尊重,以團結的文明力量對抗野蠻的暴恐力量,並不是什麼「政治正確」,而是基於事實分析所應得出的結論。


伊斯蘭教本身對於恐怖主義並不負有任何「原罪」。世界歷史並未證明,伊斯蘭文明要比其他文明更不寬容,更崇尚暴力,更不能和其他族群和諧相處。在非洲、東南亞等很多地方,穆斯林都與其他族群相處融洽,至少沒有表現出更強烈的衝突傾向。而且穆斯林在歷史上往往是侵略的受害者。

巴黎遭遇恐怖襲擊,救援人員在一間餐廳外運送傷者上救護車。 攝:Philippe Wojazer/REUTERS
巴黎遭遇恐怖襲擊,救援人員在一間餐廳外運送傷者上救護車。 攝:Philippe Wojazer/REUTERS

11月13日晚巴黎遭遇的連環恐怖襲擊已經過去,但思考與應對的努力才剛剛開始。這是2001年9·11事件以來西方國家首都遭遇的最嚴重的恐怖襲擊,也必將給歐洲乃至世界形勢產生深遠影響。在高度警惕和嚴格防範之下,恐怖襲擊依然層出不窮,不僅讓很多人對未來感到深深的悲觀。但出路並不只在於拿出反恐的決心與勇氣,更在於對形勢的理智思考與判斷。

綜合歐洲主流媒體的評論來看,歐洲各國政府與社會對巴黎慘案的反應非常理性。一方面,歐洲強調這是野蠻對文明的侵襲,是盲目的仇恨導致的反文明行為,是對歐洲自由、平等、多元化價值觀的攻擊。另一方面,歐洲也嚴格地把恐怖分子與普通穆斯林群體嚴格區分開來,反對將少數族裔妖魔化,反對為安全而犧牲自由,也反對因恐怖襲擊而全面改變目前的難民政策,而是繼續在能承受的限度內盡量接受合法難民流入。

然而,近期在中國輿論界甚至知識界流行的另一種聲音卻是,歐洲的做法是「政治正確」,是已經受到現代價值觀洗禮的歐洲低估了穆斯林的威脅。其潛台詞或許是,歐洲應該嚴格限制甚至禁止難民的流入,或者對穆斯林群體採取一般性的防控措施。在這個過程中,也有的人偷換了概念:不是野蠻的恐怖主義威脅到了歐洲文明,而是伊斯蘭,從而暗示伊斯蘭是野蠻的。受此刺激,某種版本的「伊斯蘭恐懼症」也在中國網絡上流行開來,而由於普通中國人對伊斯蘭文明大多缺乏了解,有的人也出現了不必要的恐懼與排斥心態,而這對同樣有着龐大穆斯林人口的中國並非好徵兆。

歐洲國家作為民主國家,自然要為本國選民負責,不可能做出明顯不符合本國利益的決策,而且他們肯定也要比遠在中國的知識分子們更清楚現實情況。從現實來看,絕大多數在歐洲的穆斯林是奉公守法的公民,他們的宗教信仰或者虔誠或者淡漠,與本國的聯繫或者緊密或者疏離,而且歐洲穆斯林並非鐵板一塊的整體,而是因國籍、教派等分成不同社群,與歐洲人友好相處。所謂的「融入」問題的存在,不是說歐洲穆斯林與社會完全隔離,而是他們具有亞文化圈特徵,存在着文化性、社群性而非宗教性的矛盾和糾紛,而這是可以通過社會經濟措施逐漸化解的。

同時,恐怖主義作為一種極端行徑,遭到所有正常群體的排斥和鄙視,這是毫無疑問的。像9·11事件後一樣,全球很多穆斯林國家在第一時間對巴黎襲擊表示譴責,歐洲的穆斯林團體也紛紛表態。這些濫殺無辜平民的做法完全不符合伊斯蘭教教義,也為全世界絕大多數穆斯林所不齒和痛恨。這不僅是出於基本的人道主義,也是因為近年來穆斯林是全球暴恐襲擊最大的受害群體。就在法國遇襲的同時,伊拉克和黎巴嫩人也發生了爆炸事件,造成了大量死傷。在伊拉克和敘利亞,與「伊斯蘭國」(ISIS)作戰的也主要是穆斯林,他們只是得到了西方國家的空中支援。

所以,在暴恐襲擊發生後,繼續勇敢地倡導對穆斯林的尊重,以團結的文明力量對抗野蠻的暴恐力量,並不是什麼「政治正確」,而是基於事實分析所應得出的結論,也符合以最小成本和最大效果打擊恐怖主義的目標。如果在遭受暴恐襲擊之後,不同族群之間不能約束其相互敵視的原始衝動,不能尊重多元文化共處的價值觀,只會讓暴恐力量有更大的可趁之機。歐洲應該做的是集中力量打擊恐怖組織,這樣的行動是政治性、軍事性和法律性的,而不是族群性的。

有悼念人士在槍擊現場Le Carillon餐廳的窗戶子彈孔旁畫上心形圖案。攝:Jacky Naegelen/REUTERS
有悼念人士在槍擊現場Le Carillon餐廳的窗戶子彈孔旁畫上心形圖案。攝:Jacky Naegelen/REUTERS

伊斯蘭教本身對於恐怖主義並不負有任何「原罪」。世界歷史並未證明,伊斯蘭文明要比其他文明更不寬容,更崇尚暴力,更不能和其他族群和諧相處。在非洲、東南亞等很多地方,穆斯林都與其他族群相處融洽,至少沒有表現出更強烈的衝突傾向。而且穆斯林在歷史上往往是侵略的受害者。在亨廷頓的名著《文明的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中,他也承認了這一點——儘管該書通常被庸俗地理解為,他將伊斯蘭視為一種威脅。亨廷頓的意思是,在20世紀末,穆斯林世界似乎出現了與其他族群衝突加劇的趨勢,他將此主要歸因於歷史、經濟、社會原因,如穆斯林世界缺少一個主導國家、人口膨脹等,而非宗教本身的原因。

對亨廷頓庸俗化的理解是,西方與伊斯蘭的衝突代表着文明與野蠻的對立。但從書名就可以看到,即使是作為美國右翼學者的亨廷頓,也明確地承認伊斯蘭代表着一種文明。伊斯蘭世界在歷史上有過非常燦爛的文明。的確,目前一些伊斯蘭國家存在嚴重的政治與社會問題,如專制、歧視婦女、壓制言論自由、好戰等等,但這主要是歷史而非宗教教義的原因造成的。目前,伊斯蘭世界也湧動着各種潮流,存在着內部現代化的可能性。「阿拉伯之春」清楚地表明,儘管信仰伊斯蘭教,但非常多的阿拉伯人也認同自由平等的價值觀,希望自己的國家朝着這樣的方向改革,只是各種複雜因素讓「阿拉伯之春」演變成了混亂。目前全世界約1/4的人口是穆斯林,伊斯蘭世界也完全有在保留其宗教與身份認同的基礎上,實現現代化的可能性。

伊斯蘭世界不是同質化、固化的,一千多年來經歷了複雜的演變。到目前,土耳其、印度尼西亞等國都已建立和鞏固了憲政民主制,目前最落後的只是阿拉伯國家。一百多年來,世界各地的穆斯林一直在努力探索現代化的道路,他們需要的只是公正的國際秩序,減少戰亂和衝突,以在世界其他文明的協助下完成這樣的探索。作為一種普世性的信仰,伊斯蘭教不一定與某種政治或思想傾向掛鈎,正如中國文化、日本文化一樣,伊斯蘭文化存在着和民主、自由、平等的現代價值兼容的可能性。平等地尊重穆斯林和伊斯蘭文明,而不是對其形成固定化的偏見,甚至恐懼症,無論對於反恐還是全球民主化而言,都是目前的當務之急。

(劉波,FT中文網公共政策評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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