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1月13日在巴黎發生的協同恐怖攻擊行動震撼了全世界，血腥的犧牲打破了「911」以後歐美中心城市防止大規模恐怖襲擊的較成功記錄。各主要國家領導人均迅速表達對暴行的譴責，全球絕大多數分屬不同文化圈的人民也紛紛以不同的方式表示對遇難者的哀悼，對花都巴黎的同情，以及對國際反恐事業的支持。
人們不約而同而又很恰當地將本次襲擊的烈度和影響與「911」相提並論，直覺到本次襲擊對歐洲的未來，乃至全球政治將產生深遠和重大的影響。奧朗德總統已經下令在全法國實行緊急狀態，同時宣布法國的反恐鬥爭是「一場戰爭」，而巴黎和法國各地的人民則以比10個月前《查理週刊》襲擊發生後更大的勇氣展示，表達了保衛自己生活和價值的不妥協決心。對此，人們很自然會聯想到「911」後美國在安全和國際政策方面的重大變化，以及這些政策變化對地緣政治和全球格局帶來的主客觀兩方面影響。
當然，法國不是美國，作為慘劇兇手的IS也不是當初的基地。作為日益活躍的歐洲大國，已經近年國際恐怖主義襲擊的主要受害國，法國在採取行動時可能面臨怎樣的目標和困難，已經為此可能實行怎樣的安全與政治對策，以及，這些政策對國際反恐事業有怎樣的影響，可能造成怎樣的地區與全球政治衝擊效應，這些無疑都是今天應予嚴肅前瞻的重要問題。
非傳統安全威脅的升級
歐美各國「911」後遏制非傳統安全的戰略思維尚沒有充分認識到社交網絡時代的威脅提升，及由於美國結束戰爭和茉莉花之後中東、北非等熱點地區內部局勢客觀變化帶來的威脅升級態勢，因而在安全環境評估方面出現了偏差和不足。
「911」之後，伴隨美國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的戰爭政策，歐美社會國家安全戰略的重心在幾達十年的時間內處於向非對稱的非傳統威脅傾斜的狀態。歐美為此重整和加強了反恐情報體系，展開了新的反恐力量建設和針對性的戰術訓練，採取新的國際合作體制，並重建了反恐的國家指揮和控制體系，完成了新的配套立法。這一系列作為的前提即為認定國際恐怖主義勢力這一不同於歷史上國家角色的新安全威脅會採取後續的重大行動，國際合作的和各國分別進行的反恐鬥爭在國家安全戰略的目標順序上已上升到最優先的位置。
2005年7月7日，4名受基地組織命令的英國本土恐怖分子在3輛地鐵和1輛巴士上幾乎同時引爆炸彈，造成52名乘客死亡和約700人受傷；2007年10月31日，西班牙馬德里發生311列車爆炸案，放置於各處的10枚炸彈幾乎同時爆炸，導致190人喪生和約1500人受傷，此外，歷年報道中還有一系列未遂的恐怖襲擊事件。這些已遂和未遂襲擊，以及其他因安全原因未予公布的案件，連同同一時期在美國，俄羅斯，中國和廣大發展中國家地區發生的其他襲擊，清楚地表示，以基地組織和其他極端伊斯蘭組織為代表的21世紀國際恐怖主義非傳統安全威脅並非局部性和次要的威脅，而是不同於20世紀一般政治恐怖主義行動的新型戰略威脅。
從已知的襲擊案例中，一些不同於「911」的共通性特徵於焉表現出來。極端宗教思想的意識形態，國際化和本土化的人員招募，跨國的計劃和行動準備網絡，以歐美生活中心場景的大都市和平民為目標，針對國家政策的打擊等。對英國的襲擊是因為其作為美國主要戰爭夥伴的角色，而對西班牙的攻擊則是針對其作為2003年伊拉克戰爭參與國的政策，攻擊後西國果然撤出了相關軍隊，而本次巴黎襲擊的動機自2014年法國人質斬首事件以後IS即不斷披露，即針對法國重返北約軍事一體化機制後參與聯合打擊伊敘境內目標的行動。因為打擊的重心在政策目標，所以不擇手段，務求手段殘忍血腥，以便造成最大程度和最大範圍的心理震撼，而且也使得傳統的預警手段和談判資源無所應對，也給防範的情報保障和反擊戰術帶來空前挑戰。從巴黎最新的慘劇看，可以說，各大國尚不能說已經具備有效遏制這種攻擊的手段。這就造成了新時期各大國安全環境方面嚴重的危機。
從這一視角，可以說，巴黎襲擊是對「911」後歐美各國反恐政策的一個檢驗，而檢驗的不幸結論是，法國這樣擁有強大國防力量與多樣化安全資源的大國，即使在後「911」的反恐體制保障下，仍難以有效應對和遏制IS所代表的升級後國際恐怖主義威脅。這絕不是僅只對法國有效的血腥教訓，因為相比法國的反恐實踐的經驗，國際合作的支持力度，以及專業反恐情報與戰術分隊的專業素養和效率，應該說，像中俄這樣的大國尚有所欠缺。
據已有報道，本次襲擊一個很值得注意的一個背景是，與基地組織相比，IS由於已據有自身的統治實體，因為具備了很多方面超過基地組織的軍事效能和實力基礎，而由於法國等歐洲國家族群人口分布等社會環境特點，長期和成熟的多元文化與族群共處的政策，以及歐洲在難民等事務上的突出人道主義立場，IS已能熟練利用這些政策所造成的安全疏漏。更突出的是，IS由於熟練使用社交網絡所帶來的全球化信息流動與傳播方式，通過洗腦和網絡聯繫，其已不僅具備網絡招募和擴張的能力，也使其恐怖行動的心理震撼效應得到了空前的提高。
簡言之，歐美各國「911」後遏制非傳統安全的戰略思維尚沒有充分認識到社交網絡時代的威脅提升，及由於美國結束戰爭和茉莉花之後中東、北非等熱點地區內部局勢客觀變化帶來的威脅升級態勢，因而在安全環境評估方面出現了偏差和不足。如果說基地組織是極端宗教意識形態為背景的行動導向型威脅，則IS就是一種絕對意識形態導向的融合社會、族群、文化和極端政治組織形態的升級型威脅，其力量的重心與其說在其行動，不如說更在其極端的意識形態及其指導下的社會實驗。
基地令人畏懼，而IS則給當代社會的各種極端思潮與個體提供了百川歸流的認同感。如何有效遏制這一具備新力量源泉特徵的升級威脅，則首先意味着各國安全戰略思維的升級，已經由此提升相應的政策作為，這絕不是對暴力的道德譴責及對遇難者的真誠淚水所能完成。
歐洲安全非傳統困境
歐洲可以在國際事務中採取較輕度介入的姿態，但在牽涉自身基本安全的問題上卻沒有任何退縮的餘地，因為說到底，這是一個生存還是毀滅的決定性問題。
法國政府以及安全執法力量在處置巴黎襲擊後的緝捕兇嫌與國家維安事務中顯示了高度的專業性與效率，但毋庸諱言，在慘痛的犧牲面前，尤其考慮到悲劇兩周前西奈上空同樣被IS炸毀的俄羅斯民航客機（值得一提的是，這一炸機行動也是針對俄羅斯對敘利亞內戰捲入政策的報復），巴黎襲擊在當代國際政治事務中最大的意義是，它顯示，雖然歐洲仍然是全世界最繁榮的地區，但包括法國在內，傳統大國無力單獨應對升級後的非傳統安全威脅，而這一威脅雖然相比傳統的國家戰爭犧牲並不算大，但其在社交網絡時代所造成的全社會和全球性心理震撼後果卻絲毫不亞於傳統威脅。
換言之，在一戰和二戰後的長期和平之後，在冷戰勝利和核毀滅陰影逐步消退的21世紀，歐洲仍然面臨極大的安全困境，如不能有效應對這一挑戰和克服困境，則歐洲必將面臨難以預言的不詳未來。
具體就本次巴黎襲擊而言，10個月前的《查理週刊》慘案應還在艱難的調查與善後過程中，按照日程，法國最近將舉行系列重大國際外交活動，此前不久還發生過其他未遂的恐怖襲擊行動，因此，可以想像，襲擊發生之際，法國正處於相當高級別的反恐預警狀態。然而，正是在這種反恐力量滿負荷運轉的狀態下，如此複雜和精心計劃的協同襲擊得以發生，法國反恐情報體制對此幾乎完全沒有有效反應。不無難堪的事實是，巴黎襲擊顯示IS有能力在後「911」的歐美反恐體制下對其選擇的目標成功計劃和實施重大攻擊行動，而法國應對非傳統安全威脅力量卻具有致命局限。何以至此？
解釋法國反恐體制對巴黎襲擊的無效最關鍵因素必須看到法國，乃至歐洲安全力量的當代特點。戰後歐洲70年的安全與繁榮主要是建築在美國支撐和主導的北約這一跨大西洋同盟的地基之上。而在此時期內，成功實現了戰後經濟和社會重建的新歐洲則在消費主義的潮流下重新成為世界文化中心，並且，在奧斯維辛的沉痛歷史反思中，新歐洲的政治與社會政策體現了強大的人道主義和寬容精神，基於尊重生命和自由的文化-種族多元和諧成為核心社會價值。這一新歷史情境賦予歐洲令人嚮往的魅力，而其代價則是歐洲在安全事務與全球重大政治行動中的逐漸邊緣化。
從冷戰時期起，美國人就經常抱怨歐洲缺乏保衛自己的決心，這一很大程度上有根據的抱怨忽略了一個基本的事實，那就是，在跨大西洋安全同盟的保障下，在反思歷史上戰爭驚人犧牲的真誠中，歐洲人對安全危機的感知是有限的。冷戰的勝利在很大程度上更加推高了歐洲人的安全感。「911」長期較有效的反恐遏制態勢也使得歐洲安全的基本感受更加鞏固。即使最近從克里米亞到烏克蘭的危機，歐洲，特別是西歐和北歐國家的堅決參與制裁與其說是出自對自身安全直接危險感知，倒不如說更是出自對基本戰後核心價值觀的堅持。
戰後歐洲在安全感知方面的自我滿足感帶來直接的政策後果就是，安全問題的國家投資成為各種部門為爭取自身更大財政份額的唐僧肉。在英法德等主要歐洲國家都可以看到對安全預算的強大抑制和削減。這種安全預算削減所帶來的困難又為兩項事務所加強：其一，冷戰後美國一直在推動，奧巴馬第二任期步伐加快的北約轉型，這一進程的主要內涵首先為美國要求歐洲夥伴在北約框架內更積極參與國際事務，在過去十多年來，則主要是美國在阿富汗與中東的軍事行動；其二，2008年以來，近年發展迅猛的經濟危機。同時，信息化和網絡中心的傳統軍事力量升級也佔用了相當的資源。這些綜合作用的因素加在一起，使得歐洲的安全行動資源陷於捉襟見肘的境地，而安全資源的不足，可以說，是直接導致本次悲劇的內部原因。
值得強調的是，巴黎襲擊背景下凸顯的歐洲安全困境，及其背後歐洲國際行為能力的削弱，都並不是暫時的局部的，而是具有普遍代表性的。巴黎襲擊則凸顯了這種安全困境的現實危險和急迫性。歐洲可以在國際事務中採取較輕度介入的姿態，但在牽涉自身基本安全的問題上卻沒有任何退縮的餘地，因為說到底，這是一個生存還是毀滅的決定性問題。安全保障任務多樣化和複雜化，安全環境惡化，而安全威脅升級，安全資源長期不足，這就是歐洲當代安全問題的顯著特點，這些特點必然意味着安全政策重心和目標的調整，也意味着安全政策的變化。
從這個意義上說，巴黎襲擊也可謂賦予法國及歐洲一種影響深遠的新安全危險感受，並推動歐洲採取新的行動以展現維護自身安全的決心，歸根結蒂，人們對安全問題採取重大行動，只能在當他們實際經驗和感知到危險存在的條件下，此外，任何外部的敦促和推動，作用都是有限的。巴黎的喋血之後，相信歐洲人不可能再對新時期的自身安全問題有任何粉色的幻想了。
歐洲安全問題的再起
大膽一些預測，也可以說，在二戰勝利70年和冷戰勝利20年後，美歐實質性重建聯盟的真正前景正在浮現。美國和歐盟是全球前兩大經濟體，安全關係的緊密化和聯盟升級，自然也會為經濟的更緊密合作開闢基礎。
自人類有史以來，安全與繁榮一直是人類生活的兩大關鍵目標，而安全問題尤其構成前提性目標。無論我們談到戰後70年跨大西洋同盟保護傘之下的歐洲繁榮和復興，還是冷戰後瀰漫歐美的歷史終結樂觀情緒，一個基本的前提都是21世紀歐美主要大國的安全不再面臨歷史上列強爭霸或冷戰時兩級核對壘環境的毀滅性威脅。然而，從「911」到巴黎襲擊，國際恐怖主義威脅的興起給冷戰後較長時期的全球安全格局划下了新的警戒線，也為20多年來的大國安全第一問題「未來敵人在哪裏」提供了可靠的部分答案。
2011年，奧巴馬政府推出以「亞太再平衡」（Aisa-Pacific rebalance）為名新美國全球安全戰略，這一戰略囊括美國面向21世紀複雜的新戰略理念，在此不必細說，但這一新戰略與本論題有關的一個環境認知方面的前提性理念卻不得不說，那就是，美國戰略重心地緣上向亞太的單重心轉移，任務預期方面由非傳統戰爭向傳統大國對抗方面的轉移，都是基於一個基本的評估，即歐洲的安全不再成為美國及其歐洲夥伴的主要任務。然而，這一判斷在現實發展面前已被證明為站不住，直接說，美國及其主要歐洲夥伴的安全環境感知，無論在傳統安全，還是在非傳統安全領域都有致命誤判。
2014年的克里米亞事件打破了兩德統一後歐洲的平靜，繼之而來的烏克蘭東南部危機至今未有了局。瞬間歐洲冷戰後安全問題被擺上了北約任務清單的第一頁，美國率領北約盟國在波羅的海國家和中歐國家展開了以「大西洋決心」（Atlantic Resolution）為總名稱的系列行動，包括加強和更新與北約新盟國的軍事同盟，部署反導系統和進行針對性的系列演練，這些行動旨在向俄羅斯展示美國與北約遏制普京對前蘇聯勢力範圍地區施加軍事壓力的企圖。但正如冷戰時期一樣，這些行動還是局限在歐洲人熟視無睹的傳統安全範圍內，其影響所及主要還是在歐洲決策精英層面。本次巴黎襲擊則呈現了完全不同的圖景，在巴黎這樣的世界之都和奧朗德總統眼前展開的協同攻擊，才第一次真正向21世紀的歐洲人展示了實在和迫切的安全威脅。這種威脅感受造成的普遍民意勢必推動國家安全決策採取重大主動。
歐洲的安全資源有限，考慮到反恐及遏制非傳統安全威脅的內外環境複雜性，在巴黎襲擊之後，歐洲的國家政策中，安全問題決策優先會浮現，因此，可以展望的是，新歐洲安全問題決策思維朝將具有自身新世紀的特點。首先，總體安全戰略方面，有限資源會朝向非傳統資源傾斜，這是可以預期的。與之配套，相應的立法、情報體制重建、力量部署調整與社會管理措施會更新。這都會從社會意識和政策兩方面帶來生活的變化。奧朗德總統已宣布反恐鬥爭為戰爭的行為，但這種不同於歷史上傳統的戰爭要求新的理念與工具，也會改變歐洲人習慣的日常生活，包括其內部的族群和文化對話與互動政策。
其次，歐洲在應對非傳統安全威脅方面的力量局限也會很自然帶來美歐的更緊密合作，斯諾頓裂痕將被迅速彌平，因為，在反恐鬥爭的情報，力量與國際合作方面，美國的支持是決定性的。而因安全問題更緊密的美歐關係無疑也會進一步使雙方在國際政治等全球問題上合作更順暢，尤其是考慮到歐洲在非傳統安全方面對美國的依賴。這都將進一步給未來全球政治格局帶來持續變化的動力，也會帶來全球發展方面的一定複雜性和不確定性。
大膽一些預測，也可以說，在二戰勝利70年和冷戰勝利20年後，美歐實質性重建聯盟的真正前景正在浮現。美國和歐盟是全球前兩大經濟體，安全關係的緊密化和聯盟升級，自然也會為經濟的更緊密合作開闢基礎。美國在大力推動亞太地區大區域經濟一體化結構（TPP）的同時，也在不遺餘力地推動跨大西洋投資和貿易一體化結構（TT-IP），而歐美如果在安全和經濟兩個方面加速政策融合和力量整合，則21世紀的全球圖景必將發生巨大的變化，而這不是出自數十年來各種理論家的書齋推演論述，而是由於實際的力量互動與交換。
所以也可以說，歐洲安全問題的復興不僅事關歐洲的安全，也不僅是牽動跨大西洋結構的事務，而是改寫全球安全，政治和經濟版圖的一個起點。對此，需要予以特別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