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恐襲並不是考驗法國安全部門的工作能力，而是在挑戰當代法國和歐盟的構建基礎。「歷史終結」以後的「老歐洲」建立在共識政治的基礎上。共識政治本身就是針對性極強的演化適應結果，目標在於堵死共產主義和納粹主義入侵文明心臟的阿喀琉斯腳踵（Achilles' Heel）。一戰、二戰和冷戰所暴露的挑戰，隨着共識政治的完善而自行萎縮凋零。
巴黎恐襲撕開「共識政治」掩蓋的黑洞
共識政治本質上是十九世紀自由主義的補漏升級版，保護舊歐洲度過了一戰以後的驚濤駭浪。共識政治沒有消滅挑戰者，而是製造了一個餓死原有挑戰者的新生態環境。
歐洲人對共識政治的崇拜和依賴，源於這三場生死鬥爭的痛苦記憶，在政治生態意義上的價值，相當於幾乎餓死的難民在牀頭櫃裏儲存麵包。東方人沒有同樣的體驗性記憶，僅僅書面和抽象的了解不足以造成同樣強度的印刻，盲目感動和盲目嘲笑都是有失公正的。任何具體的政策、習俗或制度，只要脱離了所在的脈絡和環境，都會顯得詭異的崇高或荒謬的愚蠢，而且崇高和愚蠢兩者只在修辭意義上有差別。
我們如果運用生態演化的思維方式，就會明白共識政治在傳染病學三原則當中的地位。這三條原則是：消滅傳染源，切斷傳播途徑，消除易感人群。
第一項原則對應十字軍和殖民主義。第二項原則對應麥卡錫主義。第三項原則對應共識政治。
福利國家並不企圖打擊共產國際，而是企圖消除共產國際的假定感染對象。多元文化並不企圖打擊納粹黨人，而是企圖消除種族主義的潛在溫牀。共識政治本質上是十九世紀自由主義的補漏升級版，保護舊歐洲度過了一戰以後的驚濤駭浪。共識政治沒有消滅挑戰者，而是製造了一個餓死原有挑戰者的新生態環境。這種做法自然不可能沒有成本，《查理週刊》事件只是代價的開端。
巴黎恐襲撕開了「政治正確」掩蓋的黑洞，但黑洞並不是事件本身造成的。
現有國家體系無法應對伊斯蘭國
伊斯蘭國或類似組織是達爾文系統為共識政治和福利國家的固有弱點量身訂製的，正如第一次世界大戰內在於舊自由主義和維也納體系的生態演化場。
防弊之術產生新的弊端，補漏之術產生新的漏洞。人類的資源和知識永遠都是有限的，時間和機會則更加有限。「拆東牆補西牆」不是個別人的厄運，而是人類共享的永恆處境。如果殘酷的達爾文系統還能允許人類相互保存某種真實的悲憫，共同的源頭無疑來自永恆的無奈與殘缺。
如果某些政治家顯得比較明智，某些制度顯得比較高明，很可能是因為他們比較幸運，恰好處在舊病初愈而新病未生的短暫窗口。共識政治防範種族主義的社會性衞生措施，有效地破壞了共同體吸納異質文化的能力。共識政治保障社會福利的措施，有效地破壞了共同體成員自我保護和發展的能力。原先的挑戰者雖然失敗，但確實已經實現迦太基式的身後報復。勝利者為過去的挑戰者修好了東牆，結果不得不為將來的挑戰者拆毀了西牆。
生態位的空缺自然會促使達爾文系統產生新的挑戰者，挑戰者的性質取決於空缺的性質。伊斯蘭國或類似組織是達爾文系統為共識政治和福利國家的固有弱點量身訂製的，正如第一次世界大戰內在於舊自由主義和維也納體系的生態演化場。
巴黎的恐襲暴露了奧朗德所在體系的outdate性質，比槍手的任何行徑更加明顯地預示了未來的洪水。法蘭西共和國怎麼可能戰勝伊斯蘭國？你能用高射炮消滅黃熱病嗎？
舊歐洲過度壓抑了亞國家組織
這些（民兵）團體佔據了伊斯蘭國的類似生態位，只有生態位相同或接近的物種才能構成有效競爭。法蘭西共和國不適應這樣的生態場，塑造共識政治的意識形態知識分子尤其適應不了。
一個佈滿了芬蘭白衞軍和西班牙長槍黨的歐洲，連《查理週刊》的血案都不會聽到，類似伊斯蘭國的組織在這樣的社會生態當中，根本沒有長大到足以構成新聞標題的機會，然而這樣的社會雖然不是必然產生一個希特勒（這事需要某些地緣和歷史的偶然因素配合），卻必然會產生大量的「右區」、頓巴斯民兵、米洛舍維奇和科索沃解放軍。
後面這些團體佔據了伊斯蘭國的類似生態位，只有生態位相同或接近的物種才能構成有效競爭。梁啟超的保皇黨和孫中山的革命黨構成同生態位競爭，因為供養他們的華僑社區資源有限。他們構成此消彼長的關係，跟表面上的敵人大清的關係反倒並非如此。伊斯蘭國的崛起，證明舊歐洲過度地壓制了內部的亞國家組織。
大自然厭惡真空，任何層次的組織低氣壓都會自動邀請外部的組織闌入。類似的生態場會造成類似的塑造壓力，迫使來源、結構、宗旨相去甚遠的組織表現出極其類似的行為模式，就像鯨魚會產生類似鯊魚的流線型身體，卻不能顧及它和四足動物的近親關係。「右區」和頓巴斯民兵、米洛舍維奇和科索沃解放軍、庫爾德決死隊和伊斯蘭國互為仇敵，但他們適應同樣的生態場。
法蘭西共和國不適應這樣的生態場，塑造共識政治的意識形態知識分子尤其適應不了。他們不願意承認代價總得付出，僅有的選擇在於拆東牆還是拆西牆。他們的理想世界太像萬里長城或柏林牆保護的養老院，難造而易破的特徵過於明顯，很難想象伊斯蘭國是唯一競爭挑戰者角色的演員。
托克維爾曾經説過：憲法如果看上去比較健全，原因很可能不在於憲法本身的明智，而在於它還年輕。也就是説，憲法和產生憲法的環境仍然高度契合。契合源於共同演化的歷史路徑，路徑參差的可能性隨着時間而放大。
孤立的因素如果脱離了它所在的生態位，就無所謂好壞。組織和生態環境的相互適應度高，並不一定意味着公共的善，但總是意味着比較頑強的生命力。組織和生態環境的相互適應度低，並不一定意味着本質的邪惡，但肯定意味着衝突和動盪。
不存在「結束一切戰爭的戰爭」
我們之所以能夠看到現存的共同體，是因為他們成功地適應了不久前的環境，應對了不久前的挑戰，倖存者都以為這一輪的鬥爭就是「結束一切戰爭的戰爭」，諸如此類的期望毫無例外地失敗了。
組織和規則的演化永無止境，生態學家引用劉易斯卡羅爾的《愛麗絲漫遊奇境記》，提出「紅色皇后競賽」的説法。愛麗絲對紅色皇后説：在我們那裏，如果你努力跑了一陣，通常會跑到其他地方。紅色皇后不屑一顧地回答説：你們那兒太沒勁了。在我們這裏，你努力跑了一陣，僅僅足夠留在原來的地方。你要跑到其他地方去，就要雙倍努力地跑。歷史世界不是愛麗絲的家園，而是紅色皇后的家園。
我們之所以能夠看到現存的共同體，是因為他們成功地適應了不久前的環境，應對了不久前的挑戰，通過了世界法庭的隱祕甄別。每一輪甄別結束時，倖存者都會心存僥倖，以為這一輪的鬥爭就是「結束一切戰爭的戰爭」，歷史將會隨着先輩的勝利而終結，為子孫後代奠定永久的和平與安寧。迄今為止，諸如此類的期望毫無例外地失敗了。
最輝煌的時刻總是消逝得最快，沒有什麼比永久和平更違背達爾文體系的本性。生態位不會長期空缺，新的挑戰者將會迅速佔據舊挑戰者和失敗者的位置。新舊挑戰者的更替通常會導致地方性規則的改變，使原先的勝利者變成不適者。
挑戰者和被挑戰者表面上敵對，骨子裏卻時同一生態環境及其地方性規則的產物。挑戰者的失敗在淺層次上意味着被挑戰者的勝利，在深層次上卻意味着挑戰者和被挑戰者賴以生存的生態環境和遊戲規則正在滅亡。
在舊歐洲，國家公正與保護會越來越昂貴
舊歐洲的國家公正和保護越來越昂貴，越來越不可靠。伊斯蘭國類似歷史上的流民團體，產生並反映了所在社會的潰敗，又通過流竄將潰敗散播到更多的地方，自身無需承擔建構複雜組織的成本。
人類出於固有的弱點，不到山窮水盡的時刻，很難改變習慣的行為模式，尤其是一度成功、貢獻甚大的模式。舊歐洲官僚國家模式的僵化程度，在當今世界上已經僅次於共產主義國家，適應和調整的門檻過高，區區巴黎血案大概還達不到必要的刺激閾值。一場利比亞式戰爭可能足以欺騙自己，將長城倒塌的日子推向更遠的未來。
在這段緩衝時間內，舊歐洲將會越來越像魏瑪共和國。國家的公正和保護越來越昂貴，越來越不可靠；信賴法律和共識，超過信賴自我保護的良民將會越來越少、越來越慘。自我保護的刁民將會形成各種亞國家組織，對傳統規範的敬畏將會越來越少。最初的挑戰者通常不會是最後的勝利者，如果我們所在的世界真有什麼「最後」的話。
伊斯蘭國或類似組織基本沒有可能，甚至根本不想打贏國家層面的常規戰爭。即使組織的瓦解和領袖的死亡都不會導致運動的結束，只會產生更多的分裂派小團體，向更遠的地方擴散。伊斯蘭國類似歷史上的流民團體，產生並反映了所在社會的潰敗，又通過流竄將潰敗散播到更多的地方，自身無需承擔建構複雜組織的成本。
健全的社會一開始就不會產生流寇團體，流寇團體的歷史使命就是為世界提供並非免費的甄別，1920年代的共產國際和今天的伊斯蘭國都是大自然的禿鷹。他們消滅能夠產生自己的病態社會，破壞無法阻止自己的脆弱社會，選出能夠抵抗自己的合格畢業生。
他們是大自然的禿鷹，信徒會把他們稱為上帝之鞭。沒有食屍者的世界會很快充滿爛肉和瘟疫，給生態系統造成的災難更甚於殘暴的屠殺。敍利亞的革命根據地行將瓦解，很快就會釋放出無數高度傳染性的孢子，飄向高加索、中亞、東南亞和全世界，讓世界明白誰是真正的選民。
凱末爾屹立在蔣介石倒下的地方，吳庭艷沉沒在樸正熙停靠的港灣前。紅色皇后給予勝利者的唯一獎品，就是允許你仍然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