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新媒體研究院的組成部門及人員，在研究院成立之前，基本處於「失業」狀態。就在這幫「毛派」人士試圖以建制化自救時，互聯網發展早已經拋開了他們試圖重新立足的「互聯網」範圍。
新華網最近以「新華輿情」為電頭，通報中國社科院國家文化安全與意識形態建設研究中心，成立了新媒體研究院。「這是國內首家由中央部委、軍隊、群團組織、研究機構、高校、新聞單位和正能量新媒體專家等共同組建的權威新媒體研究機構，也為更好地打贏新三十年意識形態反擊戰組建了一支生力軍」，「有效維護中國的網絡意識形態安全」。
在這個簡訊中，這個中心因為被簡稱為「國家意識形態中心」，受盡了社交媒體上意見領袖們的嘲弄。擔任新媒體研究院院長的朱繼東，毫不吝嗇地在網絡上展示作為一名「毛派」信徒的虔誠，他曾呼籲國家立法確認毛澤東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父」。這個新媒體研究中心，等於豎起了一面「毛左」旗幟，讓機構及個人信徒的識別度更高。
儘管「意識形態」一詞帶有強烈的貶義，此一新媒體研究院更受到網民萬般諷刺，但是其成立自有現實邏輯。從網絡論壇時代發展「五毛黨」規模化污染信息，到社交媒體時代培植文宣大V進行洗腦作業，再到以研究院的名義對網宣的現有勢力進行建制化，表明意識形態主管部門一直在設法適應新技術變革，力圖穩定意識形態的壓制效果。
在微博進入大陸的最早期，意識形態部門一度因為不諳技術傳播，搞得相當被動。在關掉飯否，將微博牌照發放給新浪公司之後，文宣部門依據固有的侵略特性及權力優勢，最終以延宕微博生命力為代價，將其馴服。但意識形態的有無取決於它能否製造永久的「敵人」，就像這個新媒體研究院宣稱的那樣，互聯網是意識形態鬥爭的「主戰場」。
從這個角度看，這個所謂的新媒體研究院，並非是一個媒體機構，依舊是意識形態濃烈的執行單位。只不過從前是散亂地接受文宣任務，現在可以研究院的名目承接更多、更大的項目。換言之，新媒體研究院有利於策應有關部門的意識形態攻擊，以民間智庫的身份實現意識形態這門生意從「零售」升級到「批發」，可以更高效地瓜分文宣資金。
意識形態並非是一門嶄新的生意，長期以來，文宣部門就逐漸意識到改變自身「清水衙門」的狀況，掌握充裕的財政資金，是確保部門權力長久在手的重要保障。從近年披露出來的宣傳部官員貪腐的少量信息可以看到，宣傳部門正在努力將意識形態工作從規訓國民迭代為盈利豐厚的生意——而在大陸，意識形態這兩個功能是合二為一的。
掛靠在毛派傳統勢力範圍社科院下面的新媒體研究院，深諳此中的旁門左道。一方面高聲大嚷互聯網對政權的顛覆性危險，重複意識形態在網絡時代的重要性與必要性，另一方面將文宣部門不會做、不便做的洗腦宣傳項目化，從文宣資金中套現，就是催生這個研究院的直接原因。為了讓意識形態生意更興旺，必須高唱網絡威脅論。
大陸的新媒體運動正在推動產生新的勢力、新的媒介形式及新的傳播內容。無論是從追趕媒體大勢，還是因應叢生的媒改動力，國家意識形態中心的新媒體研究院都追趕不及——它以陳腐方式重組文宣舊勢力伊始，就已經落後於新媒體發展潮流，這才是它最具諷刺意味的地方。許多厭憎它的人很擔心它獲得成功，可它注定不能實現「願景」。
無論是中宣部控制下的傳統媒體，還是被文宣新貴網信辦掌握的網絡媒體，都處在極大的衰退進程中。因為微博被管制到極端，意識形態可以發力的機會稀少，這個新媒體研究院的組成部門及人員，在研究院成立之前，基本處於「失業」狀態。就在這幫「毛派」人士試圖以建制化自救時，互聯網發展早已經拋開了他們試圖重新立足的「互聯網」範圍。
除了媒體大勢製造重新集結的障礙，新媒體研究院尚需在權力格局中應對可能的沉浮局面。強化意識形態會造成人心動盪及社會不穩，除非必要，不可能頻繁作為政治手段來使用。而在權鬥的背景下，中宣部與網信辦的權力暗戰缺乏有效調停，包括新媒體研究院在內的項目執行，勢必受到掣肘，以新媒體旗幟袒露「毛派」立場，也面臨「政治規矩」的禁忌。
當然，借助官媒喊出「國家意識形態中心」這面旗幟，自然也是別有深意。他們雖然以新媒體研究院的名稱強調社會屬性，以中立的稱呼混淆視聽，試圖用深紅的「意識形態」綱目來掩護其進退，但主事者依附黨內最保守的文宣勢力，籠絡「毛派」門客、憑藉智庫來養成一派政治力量的用意也很清晰。在這裏，意識形態儼然成了一門政治投資。
總之，若以媒體研究的視角來評價這個新媒體研究院及其宣稱的「偉大目標」，注定不能得逞。大陸媒體平台劇烈變動，文宣話語的落後及反動本質早就被網民認清，導致其哪怕重組狙擊線也無效果。若以政治權鬥的角度視之，「毛左」新媒體研究院試圖在意識形態轉型的亂局中火中取栗，此種政治投機，陷入更加詭譎的政治處境，只能自求多福了。
（楊虎生，媒體人，資深評論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