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家排行老三。如果計劃生育（計生）提前到54年前實行，即便是最寬鬆的計生，如中共十八屆五中全會宣布的全面放開二胎的計生新政，今年54歲的我也沒有出生的機會，我就應該被計生消滅掉。
怎麼消滅法？有個計生口號描述最到位，即是：打出來，墮出來，流出來，就是不能生下來！這口號一度廣為流行，生動折射了國家對生育權、生命權的態度。
計生之惡，不僅在於其所造成的性別比例的失調、傳統家庭結構的崩解、老齡化加劇等這樣那樣的社會問題。計生實質，是以國家暴力為後盾，在生育領域實施戒嚴，由國家壟斷生育權，實現生育權的全面強制化、國家化。
生育權是人的自然權利尤其生命權的起點，對生育權的國家強制，構成國家對人的自然權利尤其生命權的否定。這才是計生最大的惡。既然連生育、生命本身，都必得國家批准，必由國家強制，還有什麼能繞開國家？還有什麼權利屬於人自身？還有任何自然權利可言麼？
國家權力就這樣高踞生命之上，成了生命的主宰。通過主宰生命，原本屬於物即世俗層面的國家，便進入了靈即宗教的層面，一句話，成了人間上帝。
「人間上帝」排斥自然權利
人間上帝必是人間災難。現代宗教意義的上帝具有超越性，不干預世俗生活，不會跟人的自然權利衝突。但人間上帝不然，其上帝般的絕對權力行於人間，必以排斥人的自然權利為前提。於是，國家愈神化，愈萬能，人的自然權利就愈受壓迫，人就愈卑微。它們之間只能是零和關係，沒有轉圜空間。
計生是這種零和關係的反映。生育率過高誠然會帶來很多社會問題，但並非除了計生就沒有解決辦法。比如歐洲很早就曾推行節制生育，效果並不差。節制生育與計劃生育之別，猶如孫中山節制資本與毛澤東共產烏托邦之別。節制不僅是對私權的要求，也是公權之自我設限，即公權只能居於輔助，限於引導，不能越俎代庖，取代直至抹殺私權，令公權最終成為主權者。
這不止是兩種生育制度之別，更是兩種政治和社會制度之別。與之對應的，則是兩種對立的政治哲學。一種以對人的信任為基礎，一種以對人的不信任為基礎，尤其對人的自然權利不信任。後者以計生邏輯最為昭著，它斷言自由即是放任，如果自由生育，人就會跟動物一樣沒有任何節制地生育，導致人口大爆炸、導致資源承載力崩盤等毀滅性後果。為此必須國家強力清場，全面接管生育權。這即是説，它不承認包括生育權在內的人的自然權利具有建構能力，不承認自由本身即能創造秩序即自治秩序。它堅信秩序是國家的專利品，這世界上只能有一種秩序，即國家主導的權力秩序。沒有權力秩序，人類即為洪荒。
把權力關進籠子裏
對這樣的政治哲學，晚年恩格斯有過概括，叫做「國家崇拜」，晚年恩格斯並毫不客氣地抨擊「對國家以及一切同國家有關的事物的盲目崇拜」。計生體制即是國家崇拜的產物。所以，計生問題不是單純所謂人口問題、多生或少生幾胎的問題，而是一個國家體制及政治哲學的問題。宣布放開二胎的同時，官媒仍言之鑿鑿地威脅公眾：二胎新政落地前生育的二胎仍屬搶生，仍會被制裁。顯見開放二胎無非計生鳥籠的尺度有所放寬，並非取消鳥籠本身，計生仍是所謂基本國策，即國家仍對生育權實施管制，國家仍高踞生命之上，仍是人間上帝。
把權力關進籠子裏，是政治文明的起碼要求。但只要國家崇拜的神話不終結，國家不從人間上帝的神壇走下來，就只會權力把權利關進籠子裏，權力把生命關進籠子裏，把權力關進籠子裏的那一天就永不可期。中國到底何去何從，無妨以計生體制的消長為風向標，拭目以待。
（笑蜀，中國資深傳媒人、公共知識分子、美國哥倫比亞大學訪問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