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點 政經論衡

十三五以後,習近平體制全面鞏固

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重現公報,向外界釋放了明確信號,全面深化改革絕不是朝自由化方向的改革,而是強烈指向「社會主義」乃至「共產主義」的終極理想。


2015年7月7日,北京,一名參觀者在中國抗日博物館中觀看中共領導人的展板。左起為毛澤東、鄧小平、江澤民、胡錦濤及現任中共總書記習近平。攝:Lintao Zhang/GETTY
2015年7月7日,北京,一名參觀者在中國抗日博物館中觀看中共領導人的展板。左起為毛澤東、鄧小平、江澤民、胡錦濤及現任中共總書記習近平。攝:Lintao Zhang/GETTY

10月29日,中共十八屆五中全會落幕,並對外公開了會議公報。除了全面放開二胎以及其他具體經濟、民生政策以外,這次會議還有若干政治領域的細節值得觀察。

「習近平講話精神」成為「准指導思想」

江澤民「三個代表」思想時至2001年才被確認其地位,胡錦濤的「科學發展觀」也到2007年才獲得類似的評價,分別距離他們出任總書記12年和5年,習近平僅用了3年時間。

十八屆五中全會召開時點極為特殊。在五中全會召開前,習近平剛剛在9月3日主導了自己上任以來的第一次盛大閱兵,並在9月底和10月中旬分別完成就任國家主席後對美國和英國的第一次國事訪問。這些個人高光時刻,為五中全會進一步為其權威鞏固造勢,奠定重要基礎。

習近平上任以來,在重大政治性節日方面,將「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領域的事件並列處理,直白地說,就是把抗戰紀念活動的規格提升到和紀念內戰勝利中共建政、以及中共成立、解放軍建軍等相同的地位。加之今年下半年習近平進行了若干重大的外交活動,因而在今年的中共中央全會之前,官方輿論對習近平領導權威的造勢已是高潮迭起。

從2014年起,中共在各類談及治國理政的指導思想時,開始在納入黨章的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學發展觀之後,加入「深入貫徹落實習近平總書記系列重要講話精神」。根據中共政治的慣例,這意味着習近平的講話精神已開始和列入黨章的各個理論並行,成為事實上的「准指導思想」。

十八屆五中全會公報,首次在總結「十二五」(2011—2015)期間工作時,明確指「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為總書記的黨中央形成了一系列治國理政新思想新戰略」,為新的歷史條件下深化改革開放,推進現代化提供「科學理論指導和行動指南」,這在事實上已確認了習近平治國理政思想的指導地位,這距離習近平就任總書記尚不滿三週年。

與此前幾任領導人相較,江澤民「三個代表」思想時至2001年才被確認其地位,胡錦濤的「科學發展觀」也到2007年才獲得和五中全會中習近平治國理政思想相類似的評價,分別距離他們出任總書記12年和5年。而作為中共新的「理論指導和行動指南」,「習近平講話精神」中直接帶有領導人個人的姓名,更顯示出其意識形態權威超過此前兩任。

習近平經濟領域權力的進一步集中

自1985年的中共全國代表會議至今,每次向中共中央全會或全國代表會議就規劃(計劃)建議作出說明的,都是時任總理。而在十八屆五中全會上,習近平打破慣例,親自就「十三五」規劃建議作了說明。

按照以往慣例,在「逢五逢十」年份召開的五中全會,重點議題都是討論下一個五年規劃。

現有的五年規劃由過去的「五年計劃」演變而來,最早承繼自蘇聯,隨着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而更名,至今仍是中國內地規格最高的中期經濟社會規劃,自1985年以來,規劃建議必須在中共中央全國領導機構上通過,並在次年的全國人大全會上審議。

由於經濟社會領域傳統上由國務院總理分管,自1985年的中共全國代表會議至今,每次向中共中央全會或全國代表會議就規劃(計劃)建議作出說明的,都是時任總理。而在十八屆五中全會上,習近平打破慣例,親自就「十三五」規劃建議作了說明。這反映出習近平在經濟領域的強勢。

改革開放以來,中共設置了若干領導小組,中央財經工作領導小組是經濟上最重要的決策機構,從1980年到1987年,趙紫陽以總理身份擔任小組組長,1987年趙紫陽升任中共總書記後繼續擔任此職,此後這一職務由總書記兼任,遂成為慣例。過去,財經小組開會並無公開報導,自1998年朱鎔基出任總理以後,在長達十六年的時間裏,官方也從未對外公布過財經小組組長的人選。

2014年6月,官方報導了最新一屆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的第六次會議,此後歷次財經小組會議均有公開報導。在報導中,官方確認習近平為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組長,總理李克強為小組副組長。雖然這一人事安排並未打破此前慣例,但對外公開宣布習近平的小組組長地位,向外界充分表明習在經濟決策領域承擔更大責任的意志。

據知情人士介紹,習近平上任以來,中央財經領導小組會議的召開頻率,從過去了每半年召開一次,調整為大致每季度召開一次。財經小組討論的議題也從過去偏宏觀、戰略方面,向更多實務領域下沉。簡而言之,過去國務院在經濟決策中的話語權在一定程度上被上收,國務院在經濟層面上更多側重於技術和運行層面。

習近平強化對經濟領域的直接領導,與他個人的經歷和執政團隊有關。自1989年以來中共的歷任最高領導人中,習近平的從政履歷是最完整的,他歷任縣委書記、地委書記、省長、省委書記等職務,在不同的行政層次皆有歷練,在福建、浙江、上海三個發達省份擔任過黨政主要負責人。相應的,由共青團中央第一書記「空降」到河南任省長的李克強,在出任省長、省委書記之前從無市縣主要負責人的經歷。

習近平相信自己完整的履歷,對於地方尤其是基層在經濟治理領域的訴求,有着更加深刻而富有整體性的把握。相較於李克強出任總理之初一度盛行的以「不刺激」為標榜的「李克強經濟學」,習近平2014年提出的「新常態」在理論上更加中和,顯示出他和他的團隊基於理論和現實之間的微妙平衡。

習近平身後,還有陣容強大的財經政策團隊。負責反腐的王岐山是習近平在政治局常委會最重要的盟友,以精通經濟金融而著稱,雖然他並不直接分管經濟工作,但顯然也可以非正式渠道給習提供參考。主管經濟金融事務的馬凱、劉鶴、何立峰等人,也據信和他有着相對良好的私人關係。中央財辦主任、發改委副主任劉鶴是習在經濟領域的重要智囊,負責經濟改革的操盤;發改委另一位地位和劉鶴相仿的正部級副主任何立峰,則曾是習近平在廈門的同僚,他正在主導中國的區域和產業發展戰略。

這一切使得習近平不僅具有在經濟領域「小圈子決策」的智力資源,更能夠通過不同層級的官員將其意志貫徹到具體部委甚至地方。

習近平成為絕對中心,布局新權力結構

官方通稿明確強調要加強「黨的集中統一領導」,這標誌着中共的高層權力架構從過去的「黨政分開」「黨政分工」甚至「集體總統制」,在事實上向「一元化」領導回潮。

最高權力的集中和分散,一直是中共政治運行的關鍵線索。從縱向來看,習近平在五中全會上就十三五規劃建議向全會作說明,也是反映其在權力體系中核心地位的標誌事件。

2003年之前,除了討論五年規劃的中央全會外,中共一般並不在中央全會公報中提及全會通過的主要文件(報告、決定、決議、建議等)由誰向全會作出說明。自2003年以來,每次中央全會,各主要文件的說明人均寫入公報。胡錦濤擔任中共總書記的十年間,中央全會一共審議了13個重要文件,胡錦濤作說明的只有一次,即2007年在十六屆七中全會上向全會說明過十七大報告的起草考慮,而其間吳邦國、溫家寶、習近平分別就3個文件做了說明,曾慶紅、李長春和回良玉也各有一次。

而中共十八屆中央委員會成立以來,除李克強作為候任總理在十八屆二中全會上就國務院機構改革事務作說明以外,此後的三中全會、四中全會、五中全會,都由習近平本人對主要文件進行了說明。習近平連續三年主導中央全會文件的起草,這和前任形成鮮明對比。

自改革開放以來,中共的高層權力一直面臨着適度分散的壓力。尤其在進入新世紀以後,清華大學學者胡鞍鋼更直接聲稱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是「集體總統制」。習近平上任以來,首先要打破最高決策層中條線分割的機制,重新強化最高領導人本人在權力結構中的中心地位。

以集權為前提,強力推行各項新政,幾乎成為朝野各界對當前政治形態的共識。2015年年初,全國人大、國務院、全國政協和最高法、最高檢向政治局常委會匯報工作,官方通稿明確強調要加強「黨的集中統一領導」,這標誌着中共的高層權力架構從過去的「黨政分開」「黨政分工」甚至「集體總統制」,在事實上向「一元化」領導回潮。

「依法治國」改革的核心,是要使執政黨意志更多通過法律形式體現,但是重大問題的決策權要更多集中在執政黨決策層,而非具體的國家機構。

五中全會在人事安排上並無意外,開除落馬官員黨籍,遞補排名靠前的中央候補委員,都是外界有預期的規定動作。但這並不意味着最高領導人,沒有在人事領域謀篇布局。

現任中央委員、中央候補委員,反映的是2012年中共十八大召開前的權力格局,近來越來越多的官員任命,都反映領導人對十九大甚至二十大的戰略前瞻。

今年以來,曾長期在浙江工作的陳敏爾由貴州省長升任省委書記,成為習近平上任以來第一位拔擢的「60後」省委書記,這表明在反腐風暴之後,高層已着眼在省委書記層面展開年齡梯次布局;另一方面,又有孫志剛等新人被任命為省長,這又反映出高層在「二把手」層面的微妙意圖,過去一般省委書記年齡比省長大,省長都是接任省委書記的理想人選——十八大後許多省長和省委書記年齡出現「倒掛」,許多新任的省長預計將在省長任上退休。

新來一位「老省長」,實際上意味着一些現在在副部級向正部級衝刺的「60後」幹部要繼續等待機會,而在等待期間,高層有足夠的時間讓更多相應年齡的幹部(包括正廳級幹部)成長起來,以改變地方黨委政府層面相對固化的接班格局。而這些新拔擢者,對最高權力的效忠程度也將更高。

重現的「馬克思列寧主義」 、「毛澤東思想」

時隔十年,中共再一次在中央全會公報中提及「以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為指導。

此次中央全會在公報中還有一個細節值得關注,在談及過去一年政治局的工作和「十三五」的指導思想時,使用了「以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科學發展觀為指導」的提法,這是時隔十年,中共再一次在中央全會公報中提及「以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為指導。

香港大學教授錢鋼將中共的政治語彙分為「深紅」「淺紅」「淺藍」和「深藍」四類。所謂「深紅」指的是1978年內地改革開放之前的主流語彙,帶有鮮明的共產主義色彩;而「淺紅」則是改革開放之後的主流語彙,具有「去革命化」的特點。

「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是典型的「深紅」話語,而「鄧小平理論」等則是典型的「淺紅」話語。2006年中共十六屆六中全會公報,未再像此前那樣使用「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表述,反映出中共由革命黨轉向執政黨之後,在意識形態上更趨柔和,而今年這兩個「深紅」詞彙的回歸,則反映出高層在意識形態建構上的新意圖。

習近平一直強調「兩個不能否定」,既不能用改革開放前的歷史否定改革開放後的歷史,也不能用改革開放後的歷史否定改革開放前的歷史。

「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重現公報,向外界釋放了明確信號,全面深化改革絕不是朝自由化方向的改革,而是堅持「社會主義」方向的改革,全會公報還同時罕見地在闡述「共享發展」理念時提及「共同富裕」一詞,強烈指向「社會主義」乃至「共產主義」的終極理想。

(師愈聞,智庫研究員,宏觀政策分析師)

2017 年 7 月,端傳媒啟動了對深度內容付費的會員機制。在此之前刊發的深度原創報導,都會免費開放,歡迎轉發,也期待你付費支持我們

如果你喜歡,就分享給更多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