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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清洗」後70年 該如何記錄我們的罪行

俄羅斯將建成「大清洗」紀念碑,追思死於斯大林迫害的兩千萬政治犯。但與中國遲遲不肯正視文革一樣,俄羅斯當局的反思,不敢直指斯大林,反而將他塑造成英雄。


市民在布托沃參與大清洗悼念儀式。攝 : Dima Korotayev/AFP
市民在布托沃參與大清洗悼念儀式。攝 : Dima Korotayev/AFP

當中國大陸唯一的文革博物館(位於汕頭澄海)頻遭打壓之際,俄羅斯將建成莫斯科首個「大清洗」紀念碑——哭牆。

根據方案,這將是一面浮現着死難者形體和表情的銅質浮雕牆,牆上留有幾個人形空洞,參觀者可以從中穿過。它的設計者、雕刻家格奧爾基·弗蘭古良説:「這些空洞象徵着倖存者,我希望人們從中穿過時可以感到痛苦和哀傷」。

1930年代,蘇聯領導人斯大林發動一系列政治迫害運動。這座紀念碑,就是紀念運動中遇難的兩千萬冤魂。距離那場罪行的實施已近百年,俄羅斯首都這才姍姍來遲地填補了這一空白,似透出幾分不情願。這份不情願道出了俄羅斯人反思「大清洗」的實質:雖然在有形的紀念上走在前面,但精神上卻與中國似五十步與百步的關係。

被「恩准」的紀念碑

西方多以獨裁、專制抨擊普京,但普京手下一直低調地存在着一個由他直接領導的人權委員會。這個部門的日常就是為涉及公民社會、人權保障的事務奔走,此次修建紀念碑的提議也由他們向普京提出。

在2014年10月人權委員會的一次會議上,俄最高經濟學院世界經濟與世界政治系系主任謝爾蓋·卡拉甘諾夫對普京説:「許多前蘇聯加盟共和國首都都有紀念政治清洗遇難者的紀念碑,獨莫斯科僅有一塊紀念石,這讓我感到痛苦」。人權委員會主席米哈伊爾·費多托夫隨後對普京稱,他們起草的紀念碑方案一直被各政府部門「踢皮球」,「不久前我們從政府收到文件,上面白紙黑字地寫着,國家不需要這座紀念碑」。

普京的表態給事情定了調:「莫斯科至今沒有解決這些遇難者的紀念問題,這很奇怪」。至於「踢皮球」的問題,他認為那只是官僚主義。

得到普京首肯後,聯邦政府和莫斯科政府迅速行動,立即選定了紀念碑位置,俄老牌人權組織「記憶」協會、古拉格歷史博物館等組織組成的委員會從300多個報名作品中選定了弗蘭古良的「哭牆」。

作為一個經歷過自由主義改革的國家,俄羅斯雖是威權體制,但普京的壟斷性權力體系涵蓋整個政治光譜,因此也不會徹底放棄社會中的自由因子。

普京任內對「大清洗」只做過一次直接表態,而且十分模糊。2007年10月30日,他造訪了著名的「布托沃」靶場。70年前,20760名囚犯被克格勃帶到這裏執行死刑。政府告訴周邊民眾,槍聲來自於射擊練習。

2007年10月30日,普京造訪布托沃靶場。攝 : Maxim Marmur/AP
2007年10月30日,普京造訪布托沃靶場。攝 : Maxim Marmur/AP

普京的造訪被國內外廣為報道,有媒體一廂情願地認為,這算是普京對那段血腥歷史的正式定調。但普京當時的講話卻很有琢磨空間:「(『大清洗』)的主要教訓在於,俄羅斯需要政治鬥爭,但它不應具有破壞性」。

普京説這句話的時候,時任俄人權事務特使弗拉基米爾·盧金就站在他身後。顯然,與建造紀念碑一樣,這次訪問同樣由人權事務委員會——體制內自由派推動。

普京的行為和表態常常只源於他對於現實政治的需要,在「布托沃」靶場的發言顯然是説給國內反對派聽的,警告政治鬥爭不可帶有破壞性。

時黑時白的歷史定性

對「大清洗」的態度,不僅是對歷史的表態,更微妙苦澀的,是對蘇聯領導人斯大林的評價。

2013年,普京在一次公開講話中將斯大林比作克倫威爾(17世紀的英國革命家、軍事獨裁者,為英國擺脱王權建立共和做出決定性貢獻,卻也因建立個人獨裁而被批判),並認為俄羅斯人應該尊重國家每一個歷史時期。

如今俄羅斯正因「烏克蘭危機」與西方關係緊張。地緣政治連帶着歷史問題都沉渣泛起,而這自然直接涉及對斯大林的歷史評價問題。斯大林極其艱難地帶領蘇聯打贏了二戰,但對內執政近三十年,雙手沾滿異議者的鮮血。

每當涉及斯大林的歷史評價問題,現任統治者普京都遵循這種「結果證明手段」的邏輯,片面強調蘇聯建立了強大國家、打贏了二戰等事實,證明斯大林建立國家的手段是正確的,從而讓「大清洗」在邏輯的暗處「矇混過關」。而「過關」的關鍵就是只強調蘇聯的強大,對那些血腥歷史儘量避而不談。

普京如此耍手腕的結果便是,俄羅斯人正在淡忘斯大林的罪行,反而視之為英雄。

普京將斯大林比作克倫威爾。攝 : AFP
普京將斯大林比作克倫威爾。攝 : AFP

2006年,有35%的俄羅斯人表示將把選票投給斯大林,如果他還活着,只有不到三分之一的人認為他是暴君;2007年,超過一半的俄羅斯年輕人認為斯大林做的好事要多過壞事;同一年,16-19歲年齡段的俄羅斯少年認為斯大林是「睿智的君主」。根據今年著名民調中心"列瓦達"公布的數字,尊重和愛戴斯大林的民眾人數上升到了39%,而害怕斯大林的由上次調查的16%降到了6%。

「大清洗」紀念碑建立,並不能表示普京政權全面反思歷史——同樣是政治清洗紀念場所,一個名為「彼爾姆-36」的政治清洗歷史博物館則遭到政治打壓。

這是一座位於彼爾姆州庫欽諾村的博物館,由當年坐落在此的一座勞改營改建而成,保留了原來的歷史原貌。這座勞改營主要關押俄異議分子,同「古拉格」系統其他勞改營不同,它一直到1988年才關閉。

關閉八年後,勞改營被改建為博物館,它成為對那段歷史最重要也最鮮活的見證。 但從2014年開始,它受到政府施壓,資金來源被切斷。博物館一度到了無法正常運轉的地步。俄羅斯共產黨在這個問題上表現的最為積極,他們2014年曾組織示威遊行,打出「彼爾姆-36是對老兵們的侮辱」、「彼爾姆-36在給法西斯分子招魂」這樣的標語。

由於博物館也從國外接受資助,2015年4月它被俄司法部列入了「外國代理人」行列中,自此進一步受到政治打壓。

惡行用來營利?

「所有對二十世紀歷史,尤其是蘇聯『大清洗』、『古拉格』感興趣的人都會喜歡這次旅行。西方人將它稱為『恐怖之旅』,因為你將探訪那些關押蘇聯政治犯的地方」。

「『古拉格』記憶遊:四天,每人9550盧布(含餐)。」

這是俄羅斯烏拉爾地區某旅行社的廣告。看到「恐怖之旅」這個字眼,人們會以為這是年輕人喜歡的刺激遊戲,可『古拉格』三字卻告訴你這件事實際上有多麼嚴肅。那個有零有整的數字則告訴你,歷史和嚴肅是可以用來販賣的。

阿列克謝維奇在《二手時代》中諷刺地提到這種「古拉格遊」:「他們發給你囚服、鎬頭,帶你看修復後的營房,然後釣魚休閒一番。」

並不是説古拉格就不可以搞旅遊開發。奧斯維辛集中營、達豪集中營也都是旅遊勝地。但對它們的參觀卻都是免費的。免費與不免費,這是一個態度問題。面對如此嚴肅的歷史問題,如果沒有嚴肅的態度,是不可能從中真正地吸取教訓的。

反觀俄羅斯自由群體的紀念就正式嚴肅許多。

俄「記憶」協會等組織主辦了一個「大清洗」紀念品牌——「爸爸的信」。在「大清洗」中的古拉格勞改營裏,許多父親常年堅持給自己的孩子們寫信,向他們解釋發生的事情,講述自己的心路歷程、見聞、思想,表達對孩子們的愛。這些信形式多樣,但無不情真意切,成為那個罪惡時代最為虐心的標本。

協會將這些信蒐集起來,做成一個系列展覽。每幅展覽都貼有寫信父親在勞改營中的照片、介紹及信件原件。他們專門在俄境內各個中學做巡迴展覽。今年,他們在一所中學中,專門請學生們自己來朗讀這些信件。

從人性層面來突破對「大清洗」的糊塗認知,展覽的啟蒙意義可想而知。

在展覽中有許多心酸感人的故事。阿列克謝·萬根格伊姆是蘇聯氣象學奠基人,他為蘇聯繪製了第一幅氣象圖,組織建設了第一批氣象站,成立了氣象學學院,並編輯出版氣象學專業期刊。

1935年他被捕後被關進了索洛維茨基勞改營,罪名是「惡意發布不正確的天氣預報」。當時他的女兒只有四歲。從那天起,他就堅持給女兒寫信。在每一封信中,他都發揮自己的聰明才智,或者給女兒畫一幅畫,或者編幾個謎語,或者用樹葉等材料拼一幅風景。女兒上學後,他用手邊一切可能的材料編寫簡單的數學和自然課程教材,用樹葉來表示數字,用圖畫展現自然現象。

當他最終被殺害,女兒已經7歲,他一共為女兒寫了168封信。這些信中是繽紛的世界圖景,在女兒最重要的啟蒙階段,他從勞改營中盡着作為父親的責任。

如今,萬根格伊姆的女兒已經成了一名傑出的古生物學家,這其中飽含父親對她的啟蒙努力。

另一名留下故事的父親名叫加弗里爾·戈登,是個哲學家。他於1936年被逮捕,被流放到一座水電站工地勞動。他在惡劣的環境中為自己的女兒寫了一本歷史教科書和一本哲學教科書,完全憑藉記憶,沒有任何參考資料。

在一封信中,他寫道:「或是在嘈雜的指揮部裏,或是在一片鼾聲如雷的冰冷板棚宿舍中,我寫就這些書。我親愛的女兒,只有對你無限的愛才能把我從嚴酷的現實帶到那個充滿純潔思想和奇妙古老景象的世界。」

無奈的是,對於俄羅斯社會來説,用古拉格來賺錢這種不嚴肅的態度才是主流,自由派群體的紀念活動雖深刻嚴肅卻絕難影響大多數人的觀念,更無力讓俄民眾由對歷史的反思而習得最基本的政治素養。普京在這一背景下批准修建的紀念碑也只能是「精神閹割」後的結果。

「大清洗」與對待歷史的「雙重性」

「雙重性」一直是俄羅斯社會對待那段歷史的態度:國家威權的一面,體制宣揚愛國、鐵腕,對待共產主義歷史持功利立場,把斯大林塑造為英雄,對「大清洗」則選擇性地沉默;國家對於不得不面對的自由一面,對「大清洗」維持着最低限度的承認,但並不做哪怕多一點反思。

在「大清洗」紀念碑建造前,莫斯科僅有一塊「大清洗」紀念石。對於紀念石上的銘文的爭議也是「雙重性」的體現。人權群體內部對於銘文的選擇分化成兩派,一部分人認為應該寫」紀念斯大林政治清洗遇難者」,另一部分要堅持寫成」紀念極權政體政治清洗遇難者」。後者顯然更加深刻,它直斥整個蘇維埃政權的極權屬性,而前者只追究斯大林那一個時代的問題。

雖然最終還是後者佔了上風,但前者的支持者仍凸顯出他們反的是斯大林以及斯大林主義,卻不是反極權者,這何嘗不是俄羅斯民眾的態度。新晉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阿列克謝維奇在《二手時代》中藉口述者的話稱,8.19事件中上街支持自由的民眾絕非反蘇主義者。

8.19事件

1991年8月19日至8月21日,蘇聯政府內部一些高級官員企圖廢除戈爾巴喬夫的蘇聯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總書記兼總統職務並控制蘇聯,但最終未遂。此事件最終粉碎了戈爾巴喬夫對蘇聯在鬆散體制下可維持一體的希望,並實際上加速了蘇聯解體。 (資料來自維基百科)

不反極權,不反蘇,而蘇聯從精神和思想上講本來就是斯大林主義的,這便成了一筆糊塗賬,正好為普京所用。

對「大清洗」的紀念、反思從未停止,但政治和社會在此問題上的保守足以讓問題轉入反面或不嚴肅的軌道。

若把視野從俄羅斯推到中國身上,在中國共產黨對「文化大革命」已有定論的背景下社會卻每每「談文革色變」,這裏的「雙重性」又何嘗差異於俄羅斯?這兩個都在轉型道路上動力不足的國家也就雙雙因此而止步不前。

政治清洗的罪惡終須以徹底的反思作為終點,以警鐘長鳴作為態度。先後在歷史上留下這一污點的俄羅斯、中國兩國都遠未抵達終點,仍在艱難跋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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